日本京都大学的敦煌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是阐述了敦煌学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发展史略，特别针对京都学派的第一代学者狩野直喜到现代著名的敦煌学家高田时雄的敦煌学发展轨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和评价，为中外敦煌学大的交流和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京都大学、敦煌学、日本汉学
根据严绍璗教授在《日本中国学史稿》一书中的调查：
“日本国内首次报道敦煌文物的发现，是在《燕尘》第二卷十一期之后第二天，即1909年11月12日，东京和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皆以《敦煌石室的发见物》为题，作了隆重报道”。
严先生并推断此文的作者应该就是内藤湖南。这一推断是合理的。因为随后的几天中，内藤就连续刊发了《敦煌发见之古书》长文。由此预示着内藤湖南有资格作为日本敦煌学的最早的新闻报道人。但是，京都学派的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应该是狩野直喜博士。
晚清时期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成了和甲骨文发现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内藤湖南博士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国大学，请求派出特别考察队，前往北京，进行学术调查。于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两位讲师五人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高田时雄在《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说：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正在从事有关调查活动。毫无疑问，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也促使京都学者的敦煌热日益升温。就在京都的敦煌遗书热潮日益高涨之时，京都文科大学获悉残存于敦煌的写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这一信息后，随即匆匆将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测，校方对此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认为，在北京的罗振玉、李盛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京都学术界对敦煌遗书关心的骤然高涨，也为敦促清朝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而发挥了一臂之力。”
回国后，小川琢治发表了《北支那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一文，向日本学术界正式报告了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和敦煌文书的情况。有关记载，还可以见尹雁《日本敦煌学史》一文：
“1912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 人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事后，内藤湖南执笔写出了《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展览号》，刊载于1911年 12月5日的《朝日新闻》，对此行及调查结果作了详细解说”。
狩野直喜从1909年开始，他先后到北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图书馆中，去实地考察和抄录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亲自核对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文献抄本、照片与英法等国收藏实物之间的文字差异。将这些文献利用到对古代文学史的考证上。并且，还在日本学术界举行“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关于敦煌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实地考察、核对文字和文学史研究三项工作，基本上就划定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的定位。他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唱本《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义类和杂剧类戏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经明显看出是俗文学的盟芽”的观点，把元代戏曲文学的诞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尹雁在《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说：
“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 究工作。1909年11月28日——29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和狩野从北京获得的敦煌遗书、雕刻和绘画等照 片，并且，他们还分别发表了演讲。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亚探险与伯希和敦煌之行”为题，介绍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绍了〈〈老子化胡经〉〉；桑原骘藏讲 〈〈景教三威蒙度赞〉〉；羽田亨解说〈〈摩尼经〉〉残卷，内藤湖南讲述〈〈西州志〉〉残卷。”
1919年，小川琢治又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这是中外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专业研究论文。本来，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来华，就已经从敦煌石室中获得了一种《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本。在内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残卷十分接近。而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在最后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当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于是，小川琢治博士从对版本的比较研究开始，写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
于是，敦煌学在日本京都学派正式生根。就连研究中国哲学的小岛祐马，在1928年也编辑出版了敦煌的著作《沙州诸子二十六种》一书。当时的著名学者松本文三郎和羽田亨也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
尹雁在《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说：
“松本本是京都大学的佛教学者，曾参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工作，后有5件收集品的佛典断片归他所有，这5 件佛典裱成4卷，即《妙法莲花经》、《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娑》、《大智度论》、《大品经》和《优婆塞经》，已由松本文三郎编入《东山草堂古经图录》 （1929）和《佛教关系古写古版本目录》（1932）。”
“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题，涉及到了不少新问题。
神田喜一郎1897年10月16日生于京都市上京区。号鬯盦，书房名为佞古书屋。他的祖父和父亲皆为儒商，和王国维与很好的私人友谊。祖父神田香岩，擅长撰写汉诗且长于书画鉴赏，嗜好收藏中、日古籍，曾任京都博物馆学艺委员。父神田喜左卫门，为京都著名之儒商。当时一直住在京都市上京区室町通今出川上ル筑山北半町。1914年，他小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府立第一中学。1917年，他从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1年3月，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东洋史学研究科，师从内藤湖南。1923年4月，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任大谷大学教授。1926年3月，他转任日本政府宮内省图书寥（即日本皇家图书馆）编辑，主要负责那里收藏的珍贵古籍的编目和解题工作，分别出版了《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増加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目录》。1929年4月，他转任台北帝国大学副教授。1934年11月，他晋升为教授。1934年12月至1936年8月，他前往法国和英国留学，专心研究敦煌写本。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12月，他被免除台北帝国大学教授之职，回到了日本。1946年5月，他再任大谷大学教授。1948年11月，他转任大阪商科大学教授。1949年4月，他出任大阪市立大学教授。1950年1月，他以论文《支那训诂学上より见たる日本书纪古训考证》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5月，他出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1972年11月，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84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东洋学说林》、《敦煌学五十年》、两卷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两卷本《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日本填词史话》、《墨林闲话》、《画禅室随笔讲义》、《艺林谈丛》、《中国书道史》等,有全十巻《神田喜一郎全集》出版。《敦煌学五十年》一书成了他的成名作。
在该书中，作者对敦煌学五十年做了简明的论述,并介绍了当前敦煌学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课题。而两卷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一书是作者在法国和英国留学时所拍摄了大量的敦煌文献照片，并选择其中精善者影印成的。晚年，他还为日本东京永青文库所藏的敦煌本《文选注》写卷的影印出版，亲自撰写《解说》。
那波利贞1890年8月1日生于徳岛市。号诚轩。祖上数代人皆为是江戸时代著名的儒学世家。他八岁时丧父，生父那波韦，字缓卿，号蚬北。从此开始接受母方的多贺氏家族的传统儒家经学教育。1909年，他从德岛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京都第三高中。1912年7月，他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1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东洋史学研究科。1920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结束了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1921年3月，他就任京都第三高中教授。1929年，他转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31年开始，他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来到法国，考察那里所藏敦煌文献。1933年底，他回到日本。1938年，他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同年，他以论文《唐の开元?天保初期の交が时世の一变转期たるの考证並に主として敦煌发见史科に据る天宝以后唐末に至る期间の庶民に关する二三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53年8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同年9月，他转任京都女子大学教授。几年后，他又转人甲南大学教授。1970年10月2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燕吴载笔》、《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上、中、下）》、《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伪滥僧に关する――根本史料の研究》、《唐天宝时代の河西道边防军に关する经济史料》等。那波利贞的研究专业主要是敦煌学，他是敦煌文书研究の开拓者。
竺沙雅章曾经为此写有《那波利贞先生の敦煌文书研究》一文加以评价。 特别是关于唐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寺院经济状况的研究论文，如《梁户考（上、中、下）》、《唐代社邑研究》、《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唐天宝时代の河西道边防军に关する经济史料》，对于了解唐代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擅长书法，经常落款为“西都国子博士诚轩迂老那波利贞”，而且用印也很中国化，他最喜欢的印是“臣利贞”。
1926年，铃木虎雄发表了《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刊记》一文，已经把敦煌文献和《文心雕龙》的研究结合起来。
藤枝晃1911年8月3日生于大阪市住之江区粉浜村。1927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大阪高中。193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34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文学部的助手。在羽田亨指导下，从事《满和辞典》的编篡。1937年，他转任东方文化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后晋升为副研究员。主要负责《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的编辑。1944年至1945年之间，他作为日本西北研究所的研究员，多次往来中国内蒙古各地进行考古调查活动。1948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51年开始，他加入了以森鹿三为课题组长的居延汉简共同研究班。1959年，他因为参加对居庸关的共同研究而一起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62年，他以论文《吐蕃——归义军期の敦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68年，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72年，他获得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儒莲汉学奖。1975年，他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学术功劳奖。1975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82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三等旭日章。1988年，他就任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1998年7月23日因病去世。
藤枝晃是日本京都学派和整个日本汉学界研究敦煌学及其西域出土的古写本文献研究的第一人。1972年，他因为在《学术月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敦煌写本の编年研究》后，建立了被人称为“敦煌藤枝学”的敦煌古写本年代研究和考证方法，其实他主要是采用从书籍史角度与文书学角度研究敦煌写本的断代研究方法。比如，他指出标准式样的敦煌写经用纸的长和宽应该是26x39cm，部分写本是26x52cm。这就从书籍史角度与文书学角度为古写本的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他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和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四海觅珍》一文中的一段记载：
“1964年春，藤枝晃听说京都立命馆大学与苏联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交换教授，专攻日本史的苏联学者芭洛洛娃来到了京都。藤枝晃随即找到她，向她了解列宁格勒藏品的情况。十多年后，藤枝晃回忆说：‘第二天，当她把孟列夫所著的《影印敦煌赞文译注》给我看时，我惊骇得几乎要肝胆俱裂了。’藤枝晃立刻写信给孟列夫。孟列夫随即寄来他自己着的《维摩变之研究》，之后又寄来了列宁格勒藏品目录的第一卷。藤枝晃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了。当时，藤枝晃作为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员，正计划遍访欧洲敦煌藏品。于是他立即改变计划，首先就是前往列宁格勒。调查的结果，藤枝晃发现了上万号的敦煌遗书，而且得知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有大量的敦煌壁画和塑像。摸清了列宁格勒藏品的底细之后，藤枝晃继续进行他的欧洲之旅。藤枝晃相继看过了列宁格勒奥登堡搜集品、斯德哥尔摩斯文赫定搜集品、伦敦斯坦因搜集品和巴黎伯希和搜集品等。特别在伦敦，藤枝晃在库房里看到了被拍成缩微胶卷（6980号）以后未经整理的几千号斯坦因搜集品，虽然它们都是些碎片，但对于藤枝晃来说，却别有一番意义。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这些藏品，亲手抚摩了这些碎片，并感觉到了它们的价值所在。此后，藤枝晃又连续数次前往欧洲查阅敦煌遗书原件，几乎走遍了全世界所有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地。”
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上，曾有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一文，对他的敦煌学研究进行评价。主要著作有：《文字の文化史》、《ペリオ蒐集敦煌写本选影假目录》、《ペリオ蒐集敦煌写本选影》、《敦煌学とその周辺》、《征服王朝》、《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等。合著有；《蒙古研究文献目录》等。主要论文有：《敦煌写本の编年研究》、《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敦煌の僧尼籍》、《敦煌千佛洞の中兴――张氏诸窟を中心としれ九世纪の佛窟造营》、《归义军始末》等。其中，《文字の文化史》一书成为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学和版本的名著。饶宗颐先生为此书的中译本撰写了《前言》。
在《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一文中，他主张认为吐蕃占领敦煌时间是在781至848年间，而法国敦煌学者们则主张始自787年。关于敦煌藏经洞的性质问题，他就主张“废弃说”，也就是说那些写本是当时寺院的废弃之物，即当时印刷佛经流行之后，此前的写本卷轴于是废弃。这就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避难说”或称“图书馆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著名考古学家水野清一也没有忘记对敦煌学的研究。1958年，他发表了《敦煌石窟艺术》一文。当时，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已经成为热门课题。见尹雁《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对当时几位考古学家的敦煌研究进行了介绍如下：
“在这一阶段 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不仅研究敦煌遗书，而且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1956年，长广敏雄发表了《最近敦煌石窟的研究》，冈崎敬则在亲访敦 煌千佛洞的基础上写成《大谷探险队和敦煌千佛洞》，通口隆康的《敦煌石窟系谱》（《敦煌研究》90年第四期），小山满的《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图〉研 究》（《敦煌学辑刊》90年第一期）。1958年，水野清一发表了《敦煌石窟艺术》，这是一篇优秀的研究著作，此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者还对千佛洞石窟进 行了编年研究，如福田敏男的《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笔记》等。”
京都学派敦煌学的转机是从高田时雄等人的“新敦煌学”的出现开始的。
高田时雄1949年6月2日生于大阪府。1965年，他考入著名的大阪府立天王寺高中。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小川环树。1979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到法国留学，师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嘉乐。1980年，他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87年，他就任京都大学教养部副教授。1991年，他转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97年，他晋升为教授。2005年，他以论文《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2003年，他担任敦煌学国际连络委员会干事长。主要著作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敦煌?民族?语言》、《梵谛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梵谛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等。编著有：《汉字文化三千年》、《中国语史の资料と方法》、《东洋学の系谱（欧米篇）》、《西域行记索引丛刊Ⅰ大唐西域记》、《西域行记索引丛刊 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蔵法師传》、《明清时代の音韵学》等。主要论文有：《ウイグル字音考》、《コータン文书中の汉语语汇》、《五姓を说く敦煌资料》、《慧超の言语と敦煌写本の性格》、《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写本研究年报》、《敦煌における五姓説について》、《内藤湖南の敦煌学》、《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に对して》、《敦煌写本を求めて——日本人学者のヨーロッパ访书行》、《清野谦次蒐集敦煌写经の行方》等。
高田教授是在战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他有着留法的经历，接受了法国敦煌学的研究传统。回国后，他与其它几位从事西域语言和历史研究的学者森安孝夫、熊本裕、武内绍人、吉田丰共同创立了所谓的“新敦煌学派”。这使他有别于以往的羽田亨开创的以文献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研究为主体的传统敦煌学派。
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他撰写的《敦煌·民族·语言》一书，中华书局于2005年12月出版，钟翀等译。该书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说
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
汉语在吐鲁番---以《切韵》断片研究为专题
第二章：汉藏资料
藏文音译 《寒食诗》残片
藏文书写阿弥陀经的跋文——藏汉对音资料年代考
杂抄与九九表―敦煌藏文字使用的一个侧面
藏文社邑文书二三种
有关吐蕃期敦煌写经事业的藏文资料
北京敦煌写卷中所包含的藏文文献
吐蕃期敦煌有关受戒的藏文资料
第三章：回鹘字音
回鹘字音考
回鹘字音史概述
回鹘字注音的吐鲁番汉文写本残片
第四章：其他
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语汇
敦煌本《玉篇》
敦煌本《玉篇》篇·补遗
五姓说之敦煌资料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语言与敦煌写本之性质
可洪《随凾录》与行瑫《随凾音疏》
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排字韵》札记
在敦煌学研究上作出贡献的还有金文京，他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研究——以敦煌本为例》一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他通过对敦煌本《敦煌本》的分析，找出了归义军节度使张氏作为神话传承人的准确身份，为唐代以前神话传承谱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