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时，妈妈在农村教书，爸爸在边远的矿务局。我大部分时间跟着妈妈，她插队学校的宿舍就是我们的家，是教学楼最边上的一间，厨房就顺着外墙搭了个棚子，烧柴火的炉灶。屋子对面是妈妈种的一片菜地，围了一圈的栅栏，有个小土墩门槛防止鸡鸭进去捣乱。也许是那时候小个子矮，觉得土墩很高，要很费劲地爬上去，有一次还把小脚趾弄伤了留了很多血，吃了妈妈学生烤的蚱蜢，立马就不觉得脚疼了，好奇怪。偶尔也会跟爸爸住在他的单位宿舍，没有厨房，我们是吃食堂的，最记得吃饭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大的喇叭放着乐曲，睡觉的时候爸爸喜欢让我枕着他的胳膊，他的胳膊总是很烫~ 有一次学着匠人补袜子，召集了楼里的几个小朋友到“家里”来玩，还让爸爸丢了钱~
大约六岁的时候，我们回了城，先是借住在我舅妈单位的宿舍里，一栋两层楼的苏联式建筑，结构是对面对的房间，中间过道永远是堆满了各家的杂物，白天里也是黑漆漆的。我们住在一楼楼梯边上的一间，这里是我的家。靠大院墙边砌着一排平房，隔成一个个小间成为各家的厨房，我们跟舅妈家共用。厕所和洗澡房都是公用的。有个很大的蓄水池，水龙头就装在池壁的水泥墙上，蓄水池边上的地面上总有很多青苔，红砖洞眼里总有很多游动的红色沙虫，谁家养金鱼，就会挖出来当鱼食，像韭菜一样，总会不停地长。脚气病俗称“沙虫脚”，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脚气病就是因为被沙虫咬了形成的，所以十分害怕走去水房的那一段路。在那里住的时间不长，可是不知怎地，那个地方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外婆胃不好，妈妈他们就会自制肉松，把肉卤熟了，切丁，小火培炒，碾碎，这香味能飘出好远好远，现在想起了还会流口水~ 外婆带着我在路边的草地里找回马齿苋，洗干净开水烫熟，凉拌了很好吃~过年时用汤勺在煤炉上做蛋饺皮，包蛋饺......哎~怎么都是吃的呀。唐山大地震的那年，全国引起了恐慌，夜里都把床安到了马路上睡觉，我们那个宿舍区也不例外，场面很奇特：横七竖八的床夜幕降临就被安置出来，还挂了蚊帐，大家吃好饭就坐在床上聊天纳凉。妈妈没有跟风，我也没有机会睡在马路上，只记得那阵子马齿苋都给压坏了。
上小学后，我们的家就是妈妈单位安排的一个房间，是一排红砖平房的第二间，第一家住的唐工程师，因为是头一间，比我们家多出一个走廊宽度的见方。本来厨房也是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分割的几间，后来就加盖在房子的后面了。走廊前面有一块空地，天热的时候我们就会坐在走廊上吃饭，空地跟外面的路还有一个落差，高起的一个平台，喜欢种花的人家就会放很多花盆，像个护栏，我们家门口是之前的人安置的一个石头条凳，我会在那里洗头，以前洗头的步骤很麻烦：要用烧好的热水将一块茶麸泡开，用一块纱布把茶麸渣滤掉，留下黑褐色的洗头水，弓着个身体用清水再洗几遍，总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水。春节时这里就成了各家各户煮粽子的场所，后来厂里又把空地也改成了房间，我们家就变成了两间房，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自己的空间了，不过是半独立的，因为爸妈是要经过我的房间才能进到里面的房间。为了显示我房间的独立性，我找了几块砖码出了与过道的分界线。那时候的单位还有一个奇特的制度，就是会定期地检查各家各户的卫生，根据清洁程度在门口上贴上不同颜色的标签，大红色代表最好，橙色次之，黄色最差。我妈一向不擅长收拾屋子，因此我家门口上经常会被贴上黄色的贴纸，这让我特别觉得没有面子。有一次放假的时候，我远远看到带着袖章检查卫生的队伍走过来，我赶紧跑回家，把所有的杂物一股脑地收进了弟弟的小床里，拿了个毛巾盖上，秒变整齐，这次我家得了为数不多的一个大红色“奖励”。
后来爸爸回来工作，我们的家就开始搬在了楼房里，前后搬了三次，“家”也一次比一次大。记忆中只有最后两次是有家具要请人搬的，以前的家具跟房子一起都是公家配给。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小没有参与搬家，还是那时候搬家就是简单，反正我只是高高兴兴地去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家。直到自己成家之后，搬了一个又一个的家，才知道搬家的辛苦！
前两年看到大理四十英尺客栈堂主王姐写过这样一段话，很精彩：“人一辈子借过此生，住在一地，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生活。” 我站立过的地方也还真不少呢~暂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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