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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法拉盛，小峰首先来到了当年和燕生一起吃饭的那家餐馆。到后，却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马路对面的街上。街道一点没有变，这个时间依然冷冷清清，街对面的餐馆也没有变化，透过餐馆玻璃窗上的广告，可以看见里面的客人。不时有人站起来或坐下，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小峰点起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看着街对面的这家餐馆，看了很久才转身，但一转身却被吓了一跳。身后离他很近的地方，站着一个大个子西人男子。那男人见状忙说sorry，小峰说没什么，抬腿要走，那个男人却注视着小峰的眼睛用一种哀伤的口气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世界末日？小峰看见那个男人个子高大，但清瘦，微弓着背，一头细软的金色头发，眼珠是浅灰色的，像狼眼，穿的衣服很旧。那人接着说：当世界末日来临时，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声音中带着恐惧。小峰知道了这个人是要向他传道，要不就是个疯子。心中突然很烦，冷淡地说：我不相信上帝。又要走，但那个男人说：你愿意不愿意试试，听一听上帝的声音？小峰粗鲁地说：不。然后转身就走了。
下午，小峰来到在曼哈顿附近海岸边的一个很大的街心公园。周末公园里人很多，有不少街头艺人在表演，公园里还有摆地摊的旧货集市，里面人很多。在公园的旧货摊上，小峰看到一只很旧的钢笔。笔非常小，小得简直不可思议。他上学时一直练硬笔书法，第一次看见他写字的人几乎都会夸他的字。卖笔的是一个老人，告诉小峰，这是一款Kaweco的小型笔。Kaweco是一个德国的牌子，在二战时很有名。这支就是二战时生产的。那时，许多的德国的特工都有这种小型笔。但里面是用来改成钢笔手枪的。这是真正的老古董啦。老人告诉小峰。小峰说二战时的东西哪能叫古董。老人不高兴，问小峰是哪国人？小峰说是中国人。老人这才沮丧地说：美国和中国自然没法比了。美国历史很短。这里50年前的东西就已经是老古董啦。小峰想买这支笔，蘸着清水试了试，笔尖非常硬。他把玩了一会儿，总觉得这支笔太小了，回去又不用，于是决定不买了。老人有些失望，低头整理他的旧货，不再搭理小峰。
小峰在一条水泥甬道上，看见前面路边站了一个身高近三米的细长的人。一手托着一顶礼帽，一手在眉弓前搭成凉棚向远处观看。这个人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像用细鳞片缀成的晚礼服，带着白手套，满脸油腻腻的金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活像一尊金泥塑像。小峰仰头看他，突发好奇，揣摩做这种表演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以前就是在纽约见过这种表演，但今天才意识到，显然这种表演和那些唱歌、跳舞、翻跟头杂耍的艺人很不同。在复杂的运动中，人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呈现出一片空白。可是，在静止中要保持心静则很不容易，那种漫长的乏味感会让人坐立不安。对于普通人，不要说这么长时间，就是静坐三、五分钟，都会让他受不了。在小峰看来，这种艺术像是一种修行。在这样的闹市里，把修行作为一种表演，或者把表演当成一种修行，都仿佛是含义深刻。类似佛家的入定，即清醒又什么都不想，没有思维活动，却不是脑死亡，还活着，还保持清醒，那就是超越了生死的解脱了？可本质上却只是表演，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表演。小峰说不清了。这让他想到了安迪的《试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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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1963年到1965年间拍下一系列电影短片。后来安迪为它们起了一个平淡无奇却又似是而非的名字《试镜》（Screen Tests）。在这两年里，他把来到他的“工厂”的访客，（不乏名人），请进他布置的一间打着强光灯的密闭的小屋，安排他们坐在一台已经架好的16mm，Bolex摄影机前，为他们每一个人拍下两分半钟的脸部特写。黑白胶片。这些人在镜头前不需要表演，安迪没有告诉他们拍摄的目的。这样这两分半的时间就成为一段意义含混不清；或者说失去了意义的人生；或者说就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静止的死亡，而是在清醒中的死亡状态。安迪共拍摄了五百多个这样的短片，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销毁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在剩下的短片里，每个人的反应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状态。短片是以每秒24帧拍摄的，而以每秒16帧的速度放映。因此，实际播放时间就变成将近4分钟。这样安迪不仅把这种清醒的死亡状态在空间上放大，（整个屏幕都布满了一张脸，）而且，在时间上也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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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想尤其残酷的是这些人要忍受摄影机胶片转动时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响。那声音虽然轻微，但是在这间密闭的小屋里，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忽略的。而它时时刻刻提示的是，时间在流逝。小峰站在那个泥人下面正在遐想，这时那个泥人却突然像是发现了老朋友似的转向小峰，一下子睁大双眼，露出惊喜的表情，他向小峰挥挥礼帽，然后迈步向前，张开双臂要过来拥抱小峰。小峰吃了一惊，向后一撤步，那人却突然停止住，又一动不动了。他腿边的几个小孩，这时哈哈大笑，不停地看看他又看看小峰。小峰赶忙走开了。
后来，小峰走到海岸边，坐在岸边的长椅上。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这次旅行挺无聊的。他对纽约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感觉。然后，他注意到在人行道的右侧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松松垮垮的灰色运动服，头上反扣着一顶棒球帽。在路上，边走边四下观看，有时还停一停。他右手抓着一部厚重的单反照相机，上面装了一只短粗的带红圈的大镜头。小伙子看着一点儿也不强壮，但拎着那部相机，像拈着一块松糕。那人看到小峰，就向他径直走过来。小峰预感到他要来找自己。果然，年轻人过来，问小峰能否坐在这，小峰说可以。他就坐下，但没有立刻说话，而是低头先摆弄了一会儿相机。小峰一直有点紧张，害怕他会突然拎起那个大相机砸他的脑袋。但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开始和小峰聊了起来。小伙子很能聊。
他告诉小峰，他叫比尔，是一个摄影师。几年前从匹兹堡来到纽约。当时他没有工作，就住在纽约一家地下室里。和好几个小伙子同住一间房间，那里面有诗人、歌手、还有画家。总之，都是浑身散发着臭气、没钱、也没名气的年轻人。生活在梦里。个个穷困潦倒，可是在一起时总是有说有笑，尽说这些大话，狂得很。每个人都牛逼哄哄的，好像他明天准能征服世界。可是，当他一个人拿着相机，走在街上时，他感到郁闷。那时候他不知道他正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他为什么要来纽约？他为什么要拍纽约？拍摄纽约他又能拍出些什么？而他想要拍出些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他都不知道答案。但他每天仍然拎着相机在街上拍照。镜头很好，是他的女朋友给他买的礼物。但他的女朋友已经离开他了。几乎所有的摄影大师、摄影家都拍过纽约。有的来几天拍了又走了；有的只在这里一天，就出一本影集；有的在这里却拍了一辈子。每一条街道都被拍过了，他还能拍什么？想到这些，总是非常沮丧。
“后来有一天，我在街上转时，有一个五十多岁，或者六十来岁的男人，径直走来，他问我是摄影师吗？问能不能给他拍一张照？照片拍好后，他却说：我能不能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我说：当然啦。他就讲了一些他和他妻子的事。他结过三次婚。分手时我问他，怎么把照片寄给他？他说不用寄。我说：你不想看看自己的照片吗？他说：不想。然后他又说，他只想让我给他拍照。
晚上我在电脑上整理照片。又看到这张照片时，就随手把他讲的故事输进了电脑，然后把文字贴到那个老头的照片下面。我又重读了一遍那个故事，然而再看那张照片时，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还是那张照片，但感觉不同了。这是一个有故事的老头了。头发有些花白，短发很硬，满脸胡子茬，也很硬的样子，脸也长得很硬，眼神也是硬硬的，总之是个倔老头。我看着这个倔老头突然不敢相信我的感觉了。我于是就叫来威尔金斯，他是个歌手。我让他看。他看了那些文字，又盯着那张照片看，说：比尔，行。就是这个。这简直就像个小说了。然后，他又说：这就是操蛋的纽约。这里一切都是操蛋的。操蛋的纽约。我就喜欢它的这个操蛋的样子。不讲道理。然后他又说：我应该把它写成首歌。说着他就哼了两句：有一天我在纽约的街上，遇到一个老头，他拉着我告诉我他结过三次婚，可我并不认识他。这时，趴在角落里睡觉的乔伊斯被吵醒了。他问怎么了？威尔金斯说：你起来看啊。你看见这个老头了吗？他才是比尔的爸爸。比尔的爸爸不是他的亲爹。这老头才是比尔的亲生父亲。二十年前他操了比尔他妈，然后就跑了。今天早晨他找到了比尔，他对比尔说：抱歉，然后撅起屁股让比尔操他。啊，多操蛋的纽约啊！我爱纽约，我他妈的就是爱纽约这个操蛋的样子。有一天，儿子在街上把老子的屁眼给干了。
那时我们哈哈大笑，但我心里真想哭。是高兴地大哭一场。因为从此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拍我的纽约了。在这里谁没有故事。这非常重要。现在好像人人能当摄影师，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怎么拍。他们只会操作机器。这样，我就开始在这里为这里的人拍照片，再请他们讲讲自己生活中的事，然后，把这些图片和文字编辑在一起，放到我的facebook上。这样就可以了。简直就是完美了。因为纽约真正的魔力不是那些摩天大厦而是生活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而他们中的某个人有一天在纽约街头遇到我，告诉我了一个他们自己生活中的真实的故事，然后这一个瞬间就被定格到我的相机和文字里了。”
小伙子说他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万的粉丝了，而且很快他的书或者说影集就要出版，在亚马逊上就能买到。
小伙子这才问小峰愿意不愿意也让他拍照。小峰表示愿意。但当摄影师请小峰讲点什么时，小峰却突然紧张起来，想不出要说什么了。他很想说点什么，关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可这时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摄影师请他先介绍介绍他的个人情况，但小峰觉得很难说出口。摄影师显然早有准备，就先提出了几个他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引导小峰进入状态。
“你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
小峰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
“你人生中最悲伤的时刻呢？”
“我不知道。”
“你最好的品质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最坏的缺点呢？”
“我不知道。”
小峰有点着急，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语言中枢出现了障碍。要对全世界说点什么了，他感觉害怕。但摄影师依然很耐心。他又问小峰：如果你有机会给一大群人提一个忠告，你会说什么？小峰想了想说：不要相信一个站在一大群人面前说话的人。摄影师说：太棒了。这就可以啦。但小峰这时却伸出手示意摄影师不要打断，然后停了一会儿，说：我给你讲讲我今天的一个经历吧。小峰说：
“你一定知道安迪·沃霍尔。他拍过一部电影，《世贸大厦》。
那是一部用固定机位拍摄的世贸大厦的片子。放映时间长达八个小时。然而这八个小时自始至终就是一动不动的世贸大厦。首映时，二百多个出席的人几乎全部在放映途中退场了。直到9·11以后，人们才理解了这部影片。因为那时世贸大厦已经没有了。今天我又去了那里。在9·11时我妻子就在纽约血液研究所工作，如果9·11世贸大厦是倾斜着倒塌的，她今天就不在了。但是，在世贸大厦里有我们的一个朋友。那天，她在世贸上班。9·11，她遇难了。可是我今天直到走到那里时才又想起了她。她当年是那么年轻。而她死后，我一直没有想到过她。她的死我真的很难过吗？可能谈不上。9·11后，美国经济不景气了，我改了行。如果没有9·11，那么我可能还做原来的工作，那么我的生活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样，可能比现在更好，也可能更糟。但无论怎么样，9·11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事件，就像我们在历史书中读到的成百上千的历史事件一样。”
小峰讲完，又觉得对一个美国人这么说不好。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他只好说：对不起。这是个糟糕的故事。摄影师说：别紧张。没有糟糕的故事。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说的很好。
要照相时，小峰又突然不想照了。想到自己的脸将被全世界看到，他不想。他问摄影师一定要照吗？然后，自己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句废话。摄影师显然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他并没有劝小峰照，但也没有放弃，只是说：那就不照脸，找点别的什么与你有关的东西照吧。小峰说，或许你可以把我的话写下来，照片里只留下一个纽约的街景。小峰想了想，说：照我的手怎么样？棒极了。可要照时小峰又让摄影师等一等。他拿出圆珠笔想在手心里写点什么。他想写“爱”，用中文；或者英文，“love”；但又想写“失去爱”；或者“意义”，或者，“我”、“小峰”，“存在”，或者，“无”。最后，他只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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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记错了。安迪·沃霍尔拍的是《帝国大厦》不是《世贸大厦》。最让安迪出名的可能是，他的那些用丝网印刷大量复制的梦露和毛泽东的四联张肖像。这些作品更像是商品，很难说什么是原作。和那个为逃避兵役而混入艺术圈的小混混杜尚不同，在这些粗制乱造的复制品中，安迪貌似不经意但明确的在表达着他的一些观点。安迪强调的是消费与复制。他说，他的最爱就是钱。在商品社会只有能被消费的东西才有价值。而所有存在物最终都要变成商品进入市场。
1964年7月25日，安迪的两个朋友去帝国大厦里的邮局时，突然发现这座巨大无比的大楼将是安迪一生中最好的电影素材之一。听到这个想法后，安迪在当天晚上就和朋友们来到“时代——生活”大厦第41楼的洛克菲勒基金办公室，对着窗外的帝国大厦架起了摄影机。8点10分开拍之后，六个人就开始喝啤酒、吃苏打饼干。一个朋友问安迪：拍摄要持续多久？安迪说：跟生命一样长。又说：勃起8个小时。另一个朋友这时说：安迪，安静点儿。
整部影片拍摄了六个小时，需要八个小时放映。此前安迪还拍过一部叫《睡》的电影，时间，5小时21分钟。整部电影记录一个男性诗人的一次睡眠。但在那部片子里，诗人偶尔会动一动。安迪曾说：我的电影，与其说值得观看，不如说值得谈论。
然而在《帝国大厦》里令人兴奋的是在冗长无聊地播放了一个小时之后，整座大楼的灯都亮了起来；大约六个小时之后，灯又一一熄灭，但那时几乎已经没有人在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