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党媒报导，习近平为了湖南衡阳市与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事件龙颜大怒，拍案质问：共产党员哪里去了？
这真是今古奇观的拍案惊奇：台上台下全部都是你们伟光正的共产党员，不但都有头有脸，一个都不缺胳膊少腿。元首居然一个都看不见。好在这是元首质问。要是阿妞俺发出这样的拷问，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定说俺有眼无珠。而习大当然是法眼独具。
习近平这样的法眼独具，不只一次，不止一例。四年前他登基后首访俄罗斯前后，就通知普京并告诉全党，他出访一个女儿国，因为俄罗斯“无一人是男儿”。
当然，伟大领袖的话，不能简单从字面解释。我们姑且把这看成数学或哲学世界难题一样的习氏困惑之谜，并绞尽脑汁来试图破解一哈吧。
习大的本意，俺尽最大的善意揣摩，应该是这样的：俄罗斯的男儿，就是尽忠保党的共产党员。不说等同于希特勒党卫队冲锋队，至少要有卡扎菲的女保镖队那样的忠诚度，为了党国和元首赴汤蹈火。问题是，希特勒临死前也没有党卫队替他挡住苏军的坦克美军的炸弹，卡扎菲的女保镖在元首逃亡途中一个个弃他而去了。习总总不能说，卡扎菲不选男儿做保镖才如此下场吧。
但是，俺还是要肯定，习总的总结是对头的：苏联共产党，从总书记到村支书到教授与清洁工党员，无论是信仰还是对元首的个人崇拜，没有一个有卡扎菲的贴身女子保镖队员那样的忠诚度。他们作为人类最先进分子，从头到脚都没有半点影子进入过共产主义的天堂。他们成长生活在人间——一个比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描述的场景，要凄惨暗淡阴森可怕得多的，不平不公罪恶渊薮人间，如果不是地狱。所以在共产党真的下地狱的时候，没有一个党员跳进地狱去陪葬，无论男女。
那么，习总所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是什么呢？俺旁听过党课，好歹可以代理一哈辅导员：就是我党自古以来那些英雄模范代表人物。人民耳熟能详的什么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焦裕禄，还有新时代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全国杰出青年优秀高级警官王立军博导，等等。等等！名单上王立军的名字划掉了！
好了，王立军这样最新的亮瞎眼的英雄模范人物，都说划就划掉了，就别再提什么刘胡兰黄继光啦！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以及他们的伟大领袖，都不爱听什么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童话故事啦。习总喜欢这样的故事，留着讲给你的外孙听吧。
习近平困惑的问题，“党员哪里去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像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沙奶奶回答刁德一的问题， “共军在哪里”一样，睁开眼一个也没有，闭着眼全是！
习总如果闭着眼想找希特勒的冲锋队卡扎菲的保镖队那样的党员，平安无事的时候，吃粮领餉排队报数的有，而且似乎个个五官端正武艺高强。但是到了逼近黄泉要下地狱的时候，再睁开眼来看，你认得他们，他们可不曾认识你！
习总如果闭着眼找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焦裕禄，不但在党国所有的文宣画报电影故事里发霉得五颜六色，现在的党媒还可以像送快餐一样每小时一次送达习办案头。党国英雄模范层出不穷，要三头六臂有六臂三头，要金刚百炼有百炼金刚，要平凡有伟大的清洁工，要大头大脸有将军部长级反腐创廉英模。睁开眼要验货？那都是传说故事小人书。本来就子虚乌有，你却怪他们不该去乌有之乡？
这样的“习近平困惑”，虽然和许多世界困惑之谜一样令人着迷，但是却真的无解。所谓无解，不是无法破解他的谜底，这其实就像俺上面说的那样简单。真正的解惑解困解答难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死活无解。习近平王岐山打虎，即使如同他们声称的不是为了权斗，而是真的要解决共产党病入膏肓的从头到脚的腐败腐烂问题，几年下来，谁也看不出比朱元璋剥人皮更大的效力。而所谓党内民主化，还只是到人大代表装模作样走形式的选举，就来了衡阳与辽宁的贿选问题。
独裁专制，哪怕把包青天扶上龙庭来开明专制，也治不了中国的贪腐。
民主选举，哪怕全部照搬了美国宪法制度，比川普刁蛮十倍都没法被选上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除非他首先把盖茨加巴菲特的钱搞到手，再买通墨西哥的黑帮老大。
中国这样的现实，其实在世界不稀奇：世界上很多国家社会就处于这样的泥沼困境。这个泥沼，就是西方著名政治学家阿伦特所指出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以及1960年代斯坦福大学著名的“米尔格兰姆实验”所验证的，威权之下人们作恶无罪恶感的原理。当一个社会弥漫着这种平庸之恶，并在高压威权制度笼罩之下，人们所期待呼唤的英雄圣人，只是魔鬼的幻影——本来子虚乌有的幻影，被魔鬼当作袈裟披上来作法。
“共产党员”或许还真的是习近平心中的忠诚卫士英雄或者圣女修士的符号代表，但是他应该不难明白，这样的符号早已经是魔鬼的袈裟。
据说习近平博览群书，几乎无所不通，应该不需要俺来啰嗦指教，什么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论，以及什么是“米尔格兰姆实验”。天分加勤奋都不如习大的筒靴们，大概不会介意俺大致简略介绍一下这样的典故吧。
1960年代，当纳粹集中营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著名的“米尔格兰姆社会学实验”。实验挑选一批普通人，在一个房间里按电键。只要电键一按下，隔壁房间就有人发出惨叫哀嚎。这边房间的人被告知，这是那边人遭电击的反应。你不要管他，这是科学实验，你不要为任何后果负责。对你的要求，就是按照指令继续按电键，直到叫你停止为止。随着这边电击次数增加，那边惨叫的凄厉恐怖程度递增。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从惊恐，犹豫，到毫不迟疑地不停地“电击”那边的受害者。这场实验表明，只要条件合适，人人都是“潜在的刽子手艾希曼”。
但是，如果反过来看这个实验，一旦再没有命令强迫，并需要个人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绝对责任的时候，大部分的那些无人性地机械般执行命令杀人害人折磨人的艾希曼们，会停止这样的兽行暴行，更少有主动去为命令强迫他们作恶的元首承担责任甚至殉葬的。因此苏共倒台，“竟无一人是男儿”。
可是中共的党员，长年累月有那么多正面楷模榜样，刘胡兰董存瑞焦裕禄，去学习被教育，为什么尽是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人面兽心贪得无厌的家伙，而要搞民主制选举的时候，一个个不顾最简单最基本最起码的原则规定限制，贿选拉票使尽招数不遗余力呢？第一是那些所谓楷模是子虚乌有。中共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是高于愚民的先进份子，那些神话狗血剧骗得了愚民骗不了他们，何况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参与制造那些神话的编剧导演演员与后台工作者。第二，更重要的是，极权统治下，从宦官到草民，整个社会都处在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氛围之中。除了主动积极作恶为非作歹人面兽心是社会的上升之道，惯性地甚至麻木地职业性习惯性地作恶，是大部分人的生存习惯。北岛以著名诗句做了精炼概括:“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者带着高贵的理念被迫害杀头埋葬，卑鄙小人通行无忌。不卑鄙不得生存。
邪恶的制度，就是把人性中的邪恶集中体现，比如残忍暴虐无良虚假伪善欺诈，成为社会主宰和主流，使得任何人都要服从甚至积极表现邪恶，使得邪恶成为平常平庸普及见怪不怪，甚至成为社会时尚“公德”与“功德”。
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并非说平庸就是恶。也就是说，并非当时在纳粹德国的一切公务员甚至军人警察，乃至在纳粹军工厂工作谋生的技术员工人都是恶人甚至罪犯。也不是说所有这些人一定都有着阿伦特所称的“平庸之恶”。其实，只有共产党才这样认定，才有在毛时代，所有一切国民党和日伪时期的公务员小警察小职员，都是“历史反革命”。
看看艾希曼这个纳粹中级军官吧。他所做的，无非是执行上级命令，把一火车一火车的犹太人接受看管，防止他们逃跑反抗，把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地送进毒气室。电影《朗读者》里面那个女主人公，连字都不识，她就知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认真负责工作。她的工作任务就是看管被关押的犹太人，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掉。发生了大火，犹太人被关在着火的房子里，她不是首先自己逃生，而是第一反应不能让这些犹太人跑掉，因此第一时间去把房子上锁，把犹太人全部锁在里面烧死。她圆满完成了上级交待的任务，忠于职守。而且，她也知道，这些犹太人的最终命运就是进毒气室。
习近平的党员们甚至不要这样平庸地作恶。俺三年前还报告过，胡锦涛的一位“清华同学”，半点作恶的意思都没有。可是他的人生就成了一个恶作剧。不但他绝对不是被胡总认可的“同学”，习总恐怕也不会认定他是一个理想合格的党员吧。可是，你能断定他是坏人吗？他们只是没法达到习大所理想的，假设的虚幻的，伟大光荣神圣的人类先进分子的要求。他们处在一个“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社会与国度。他们不想把高贵的头颅与心脏埋进坟墓，甚至也不想进天堂，当然不想下地狱。因此在亡党亡国的时候，不要指望他们为了党国纵身跳进地狱火海。他们只是想在人间通行，通行无阻最好。他们是卑微的，因此也不得不是卑鄙的。卑微卑鄙的一群，组成一个伟大的党。
万望圣上理解，坚持好好领导咱们这卑微卑鄙的一群一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