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世四十周年之际，又在全球引发一场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和政治遗产的争议。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在英语世界通常称为Maoism）是贻害无穷的毒物，而形形色色的“毛粉”则仍旧毛泽东奉为救星、将毛泽东思想视为甘露。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之间，当然有是非。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祸害人类的剧毒，这一事实昭如日月。然而，“毛粉”却在事实认知和价值理念两个方面都陷入迷途。
毛泽东思想从其起源上说就是不详之物。按照中共官方及当今“毛粉”的说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迷思，本是对十九世纪欧美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危机的一种极端回应。当时的欧美，以工业大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制政治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神奇地创造了人类在简单再生产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财富，另一方面尚还无法管控和消弭贫富分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动荡。各类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展开思想的翅膀在理想的太空翱翔，想象着各种使人类能够公平分享工业革命宝贵成果的理想方案，特别是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天堂。其中最激进的两股思潮，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想象，是立刻废除私有制和国家政权来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也是废除私有制和国家政权来实现共产主义，但主张在这个过程中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短暂过渡。而且，马克思还扭曲劳动价值论，抽掉稀缺性和交换过程等等构成产品价值必不可少的元素，创造出“剩余价值学说”来“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合理性。我们知道，欧美无产阶级的主体没有被这种荒谬理论所迷惑而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欧美社会也沿着缓和社会矛盾的改良方向发展。
但是，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断言刚好相反，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接过在欧美失灵的马克思主义，在没有工业革命的丰富成果可资分享、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可资推翻、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可以依靠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下干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其实，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等等，从事的从来就不是马克思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暴民造反和流氓无产者的夺权斗争。他们所追求的绝不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的民主政治，而是赤裸裸的专制统治（他们在得势之前都曾颂扬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一旦得势便将民主无情地踩在脚下）。他们所建立绝不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阴森森的极权主义地狱。
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一场极为恶劣的政变，打断了俄国走向宪政的历史进程、将俄国及其它很多国家引入迷途岔道。俄国走向宪政的历程始于十九世纪初，特别标志是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沙皇俄国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遭到极度削弱，为俄国的宪政转型提供了难得机会。当时俄国的进步力量纷纷为“立宪会议”奔走呼号，努力通过召开“立宪会议” 而实现宪政转型。而且，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了以宪政为目标的临时政府，将俄国引上了告别君主专制、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正道。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列宁等骗子和恶棍则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利用当时战争失败和旧政权崩溃所带来的一时混乱，乱中夺权并建立起党国极权体制，使刚刚摆脱君主专制的俄国，有陷入了更为严厉也更为效率的党国专制的深渊。而且，列宁这个骗子和恶棍在当时一面明目张胆地将专政定义为“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政权”，一面大耍诡辩术（辩证法）把专政说成是“民主”，将截然对立的专政和民主混为一谈。恶例一开，各地的骗子恶棍竞相效尤，既从左翼催生了几十个共产党，也从右翼催生几个法西斯政党，使党国体制肆虐人间数十载。
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变种，而且等而下之、更为顽劣。任何有点诚实的人都得承认，当年中国的山沟里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当然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赖以成长的条件、马克思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等人当年所投身的事业，只不过是重复着中国几千年来流氓无产者打家劫舍、上山落草、占山为王的勾当，只不过是涂上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符号。但是，道德和知识破产的左翼人士，却全然不顾事实依据和逻辑自洽，依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原则，将毛泽东等人的所作所为誉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实际上，毛泽东等人创造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土地革命”中一败涂地，剩下两万人马逃亡到陕北的不毛之地。只是日本全面侵华、打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共产党才得以起死回生、偷占地盘、在苏联的扶持下东山再起、武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
“毛粉”们对毛泽东“建国”之功津津乐道、感恩不尽。但是，他们是蒙受中共党国的宣传欺骗而将毛泽东的滔天大罪误判为功劳。首先，“毛泽东共产党使中国获得独立和统一”的说法，是一个弥天大谎。抗日战争之后中华民国收复失地、废除与欧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就已经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的统一，正是中共1949年的颠覆行为，造成了台海分裂。其次，与列宁等人的窃国行为一样，毛泽东等人1949年“革命”的胜利，也是极端野蛮地以中共党国极权专制打断了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中国宪政转型进程，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华民国初具雏形的市场经济、宪政框架、公民社会、现代法律体系、现代教育体系，连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乡绅阶层、中西合璧的现代企业家阶层、全面开放的中西交流体系，都被毛泽东共产党灭了。毛泽东窃国（因为没有得到国民授权）二十多年，残害无辜生命至少四千多万（有人估算达到八千万），对国人心智和道德的败坏无以复加。毛氏中国在党权至上、领袖崇拜、意识形态狂热、党管干部、军警姓党、生计控制、思想警察、恐怖统治等八个方面将党国极权主义推到顶峰，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摧残。毛泽东在得到政权之后的和平时代，居然为了巩固政权而完全蔑视法律、大肆杀人立威，在“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定下杀人比例，由基层政权滥杀无辜，几百万地主富农和原中华民国政府的下层军政人员不幸命归黄泉。在“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完全蔑视道德、严惩真诚忠良之士而强迫全民撒谎，败坏世道人心。毛泽东等人通过户口制度、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极权主义机制对中国人实行远远超过帝制时代的奴役和控制。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等人至为残忍地将大约四千万人活活饿死，大多数死难都是发生在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已经得知真相之后，而且国家宁可确保海量军备粮和粮食出口也不开仓济民。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将全体中国人陷于万劫不覆的互害互残之中。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中共党国极权主义政权的折腾和残害，中国沿着中华民国的框架一路走来，中华民族的物质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道德建设，成就要大得多、代价也要小得多。
作为剧毒的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不仅仅在于对中华民族的外在祸害，还在于其欺骗性和对国人心智的内在毒害。毛泽东在制造各种灾难时都给自己涂上鲜艳的“理想主义”色彩，炫耀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善良动机，高举着为国家民族以至于整个人类做贡献的崇高旗帜。毛泽东及其他党国极权主义“大师”们，都是娴熟操控人性弱点的大师。他们对“人民”的神圣权利绝没有半点尊重，他们对“人民”的利用和奴役绝不心慈手软，他们对亿万“人民”的牺牲和毁灭绝不怀“妇人之仁”，但他们对“人民”的献媚和奉承从不吝啬。毛泽东巧妙地假装与社会底层“打成一片”而充当“人民拜物教”的教主，利用普通民众对报仇雪恨、争功邀宠、出人头地的渴望，得心应手地驾驭广大民众心甘情愿为他这位“人民领袖”俯首帖耳、交心捐命。
当今“毛粉”们祭毛颂毛，分别体现的是红二代统治集团的无赖、机会主义商人的无耻和糊涂民众的无知。领头祭毛颂毛的是权欲熏心、骄横而又无赖的红二代统治集团。红二代统治集团对毛泽东的罪错了如指掌，而且他们本人及他们的父母亲友大多遭受过毛泽东的迫害。但是，因为其统治权力和特权来源于毛泽东这位党国的“开国元首”，因为他们需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以维护手中的权力，所以宁可“大义灭亲”、违心颂毛。当然，红二代统治集团拥毛颂毛明显的无赖之处在于，他们绝不会恢复毛泽东当年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绝不会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更绝不敢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发动群众造反。薄熙来2009年用党政权力全面推动“唱红”，正是红二代统治集团颂毛的集体动作。“储君”习近平于2010年12月6日至8日花三天时间在薄熙来陪同下视察重庆并观看“唱红”节目，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所谓“唱读讲传”活动高度肯定。2011年6月29日全国108支“红歌队” 齐聚重庆奥体中心唱响首届“中华红歌会”，包括薄熙来和基辛格在内的现场10万听众手舞足蹈、欢声雷动，将“唱红”活动推向高潮。“唱红歌”、“跳红舞”、开展“红色旅游”、创造“红色GDP”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吊诡的是，薄熙来在“夺嫡”之争中败北而成为阶下囚，但红二代统治集团传承毛泽东“红色基因”和“红色血统”的大业却更上层楼。薄熙来唱红颂毛更多一些政治功利性矫揉造作，习近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正统地位则更多体现他内心对毛泽东的崇拜。他登基之后，频繁到韶山、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红色圣地”朝拜，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他在即席演讲时“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常常脱口而出、情不自禁；他直接模仿毛泽东提倡“群众路线”、进行整党整风、召开古田整军会议、召开文艺座谈会，广泛运用毛泽东的权术治国理政；他在外交上推行强硬路线而不惧远近交恶，正与他在内政上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一样，也深得毛氏精髓；他甚至从新左派那里接过六十年一贯制、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提法，将对毛泽东罪错的探讨定为“历史虚无主义”而严令禁止。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部分商人和其他民众跟着得势的红二代统治集团拥毛颂毛，在惯于趋炎附势的中国也就顺理成章。那些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明知毛泽东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不共戴天、必欲灭之而后快，却厚颜无耻地借助毛泽东这个政治符号、利用颂毛的红色文化来发财。其他普通民众的拥毛颂毛、唱红歌跳红舞，透露出来的则是无知无聊和可怜可悲。铁的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是罪恶滔天、血债累累的暴君、广大中国民主深受其害，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依靠的是党国造神运动和欺骗宣传。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人们有很多机会得到这些历史真相，但“毛粉”门就是拒绝承认这些历史真相而保留依靠谎言支撑的毛泽东个人崇拜。至于很多“毛粉”因不满当今中国严重的腐败而怀恋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清廉”，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将腐败正确地理解为以权谋私，腐败行为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相当普遍。就经济上的腐败而言，因为当时社会普遍贫穷、财富有限，确实没有当今中国这种巨富巨贪，但举国上下的官员利用职权谋取各种物质利益及女色的小贪并不少见。政治上的权力腐败则比今天还恐怖得多，利用权力进行疯狂的政治迫害，公报私仇、构陷整人、谋取更大权力，造成的恶果是冤狱遍布、鲜血淋漓。具体到毛泽东本人，私德和公德都相当不堪。且不说他享有那么多特供和几乎没有限制的职务消费、依靠权力攒取那么多稿酬、拥有几十处行宫以及那么多“妃子不像妃子宫女不像宫女”的女人，在钱色方面的腐败比其他贪官也毫无逊色，他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本身就是最恶毒的腐败，他为满足自己的无穷权欲残害几千万国民的无辜生命、使亿万国民家破人亡。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将那么人害得那么惨、能够给中华民族造成那么大的祸害，除了毛泽东本人予智予雄、蔑视道德、无法无天，正是因为毛泽东领头建立起邪恶的党国极权专制制度。这种害人的制度使党国领袖法力无边、激活人性中不良因素驱使那么多人作恶并使得受害者束手无策。从总体上说，毛泽东思想是不择手段夺取和巩固权力的邪恶意识形态，在当今中国复辟毛泽东思想，不仅玩世不恭、而且残忍无道，只会将中国引上死路。中国大众要走出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阴影和魔咒，必须正视六十多年来暴力摧残加愚民洗脑的严重后果，通过自我反思、自我启蒙、自我审判来彻底告别权势崇拜传统和暴君崇拜传统、彻底抛弃唯以成败论英雄的不道德历史观和丛林规则，并彻底彻底摆脱“人民拜物教”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勾引。毕竟，回归主流文明、实现宪政转型才是中国唯一出路。红二代如果不彻底摆脱毛泽东思想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坚定不移地拥抱宪政转型，就会在党国专制的迷途上兜圈子，不是为这一专制制度所吞噬，就是成为这一专制制度的祭品。
作者：冯崇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