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国家，有在圣诞节和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送礼的习惯。许多人常常为送什么礼伤透脑筋；买了礼物还要包得漂漂亮亮，扎上彩带，有时还要附上一张精美的卡片。收到礼物的人不一定喜欢，但还是要表现出很喜欢的样子。于是就有节后百货公司里排队退货的情景。这让我想起许多我自己小时候的事。
从小到大，我从家里人手里收到过很多东西。这些都说不上是礼物，没有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外面也没有彩带扎着。然而这些东西给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添了一份乐趣、温暖，让我的回忆更带上一点温情。
小时候外公、外婆跟我们住在一起。一天外公从外面回来，跟我说，“我送你一样东西。”打开旧报纸，里面是一只陶器夜壶。很古拙的造型，很朴素的陶器的本色，部分上了绿色的釉。这件物件陪伴着我一直到我高中毕业。
有一天，外婆从菜场回来，给我带来两个葫芦球。一大一小，染成了紫红色，大的那只上刻了图案，小的那只上刻了字。葫芦是外婆从地摊上买来的，是民间艺人的作品。我那时还在上幼儿园，葫芦成了我喜爱的玩具。
外婆和妈妈
外婆有时会在济南的舅舅家住一阵，回上海曾带给我棉袄、棉裤，颜色是山东人喜欢的黑色。我还有过一付小小的无指棉手套，用一根带子拴着，可以挂在头颈上，所以手套不容易丢失。因为这付手套，我在弄堂里跟小朋友打闹时很占了点上风。那些年的冬天，我就穿成了一个“小山东”。
外婆还带来了一点北方的文化、生活习惯。我们家喜欢吃面食，有时做菜会用点大葱、蒜，有时还吃点辣，就是受了这个影响。从外婆那儿听到了济南的大明湖、趵突泉，学会了说“咸鸡子，一包油”（山东人用鸡蛋腌咸蛋），“南方蛮子，爱吃肉丸子”。
我阿姨在北方工作，有一年送给我一顶帽子，材料是银灰色的剪绒（上海人叫海芙绒），形状是扁平的圆柱形，有点像哥萨克人戴的帽子。这种设计在当年的上海是很少见的，而且戴着很暖和，我特别喜欢。以后又发现周围一圈可以翻下来成为护耳，前面翻下来就成了帽檐。这顶帽子我一直戴到我长大了、戴不下了。
大哥毕业分到北方工作后经常往家里寄当地土特产。那些年日用品供应紧张，他凡买到一些紧缺物品，也往家里寄，有毛线、绒衣、绒裤等。大约是1964年，正是中国乒乓球接连得冠军的时候，大哥送了我一双乒乓鞋。我理解是特地为乒乓球运动员设计的。这双鞋当年的价格是十多元，比一双高帮的篮球鞋还要贵。低帮白色帆布鞋面，靠底部是一圈橡胶，帆布与橡胶之间是窄窄的一圈红色，很漂亮。衬底的是一层弹性很好的海绵。鞋底是绿色橡胶，花纹比较特别，不容易打滑。最特别的是走在路上会发出一种很好听的“吱吱”。我很喜欢这双鞋。有时我特地从学校办公楼前的一条坡道往下奔，就是要听那“吱吱”声。正是少年人，一路跑下来，像是要飞起来了。
二哥上学、工作都在上海，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更多。他是学工的，而且心灵手巧。一次他用手工做了两只皮夹，一只给了我。有拉链，有透明窗口，里面分隔了许多小格。用的原料是一件旧雨衣。这个皮夹我用了好多年。他还自己做了一本相册，我小时候和青年时代的宝贵照片因此而得到了保存。
后来我还跟着二哥玩照相。他买了一台老式的127型的照相机，倒还是日本货。市面上买不到127的胶卷，他就用135的胶卷配上衬纸、卷轴，一样能照出很好的照片。他还自己做了印片箱、冲片罐、放大机和切纸刀。所以我现在保存着的老照片都是放大了的。我还帮厂里许多老师傅放过照片。
二哥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大厂工作，厂里的食堂供应很好吃的卤菜。知道我喜欢吃鸭颈、鸭膀，二哥常常用大茶缸买了带回家。那时我在郊区的工厂工作，周末回家，弄点酒，就着二哥买来的菜，自斟自饮，再拿过一本书随手翻看，真正是上海人说的“小乐惠”。看着我这样怡然自乐，二哥也挺高兴。有时妈妈再炒个鸡蛋给我助兴。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因为工作关系，早出晚归，所以家里的事管得少一点。但是他还是把我们兄弟几个放在心上的。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很想要一只扯铃（即空竹），但没有跟大人讲过。做父母的大概有这个本事，看得出孩子想要什么。后来爸爸特地到城隍庙去给我买来了一只扯铃。刚进中学，爸爸给我做了一套英语单词卡片，一面是英语，一面是中文，很好用。有时我买了书，爸爸会帮我用结实的牛皮纸包上书皮，再用漂亮的字体写上书名。如果是外文书，他则用哥德体写。
到他老了，有一天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他保存着的我从小到大的许多东西。有我满月时摆满月酒的请帖，有我幼儿园到中学的成绩单、学生手册，有我小学一年级参加学校故事比赛得的奖品，两本练习本，一支铅笔。在一本练习本上他写道，我得的是第二名，得第一名的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
爸爸给我包的书面
爸爸在包书纸上写的哥德体
小学一年级参加故事比赛得到的奖品
上幼儿园时过六一儿童节发糖果
妈妈在家做家务，照顾一家人。逢到有人过生日，一定吃面，还要加菜。妈妈做的红烧肉和红烧大排骨是最好吃的。我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过生日还有奶油蛋糕。
妈妈总会想到我需要什么。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年年代表学校参加区里在徐汇中学操场举办的小学生运动会。家里条件好的小学生会有比较好的装备：白跑鞋、背心、三角裤等等。妈妈用手工替我缝了一条三角裤，穿上也觉得很神气。中学里参加田径队，队里发一双钉鞋，平时放在家里，训练的时候带到学校里去。妈妈用布替我缝了一个布袋，正好用来放钉鞋；袋口可以用一根细绳子收紧，然后挎在一边肩上。这有点像上海当年流行的马桶包。
大约是1963或1964年初，上海下了一场大雪，一时间对交通造成了很大影响。当时也没有人发号召，上海市民自发纷纷走上街头扫雪，街头一片红火景象。新民晚报的报道用上了“暖冬”这个词。我那时是中学生，也投入了扫雪活动。正好套鞋破了，干脆穿上一双解放鞋就上街了。回到家，鞋已经湿透了。妈妈见了，赶紧带我到附近的鞋店买了一双套鞋，回到家又倒了热水让我洗脚。我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年郎，湿了脚也不在乎，但妈妈几次提起这件事，说我当时双脚已经冻得通红了，让她心疼不已。
在我成长的五十、六十年代，整个社会还处于物质匮乏的阶段，我的家也不宽裕。但是我的父母替我遮风挡雨，家里人呵护着我，给我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让我高高兴兴地健康成长。成年后经历过风风雨雨，但都过来了。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要感激我的家，我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