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里的幽微
作者|阿达
我对野史的兴趣高于正史。正史中鲜有生动细节，避讳所谓的道听途说。但野史不受此约束，尤其是个人的历史回忆，常有精彩之笔，包括一些八卦秘闻，饶有情趣。我在忍俊不禁之余，每每突然有所了悟，就对人生社会多了一份洞察。喟叹多了。免不了想写点什么。
壹
近读陈独秀八卦，谓其在狱中与潘兰珍当众嘿咻，竟无耻感。先是莫名惊诧，继而自责少见多怪。彼时之囹圄，可写作，可会客，为何不能行房事？当时有狱卒阻止时，陈独秀骂道：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此语气，似乎不像出自大知识分子之口，可那时那景，这才显露真性情。既然彼处没有隐私空间，那就只好当众——管你几人窥视，你爱看不看！
还有，陈独秀凭一己之力，居然在狱中争取到更多自由。自由到什么程度？连一些国民党要人都附庸风雅，来请陈独秀挥毫作书。文人墨客更是络绎前来，蒋夫人宋美龄居然也屈尊来到狱中探望。陈独秀为了消遣寂寞，起初还乐于见客，到后来探监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了他读书撰文的时间，陈独秀竟与典狱长说：这哪成啊，我还要点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进来了。牛逼至此！
再是其妻潘兰珍也很奇葩，小陈独秀29岁的她有如下奇遇记：被蒋介石悬赏3万大洋缉拿的陈独秀因胃病发作，买药路上被绊倒不省人事，恰遇潘兰珍下班路过，她毫无顾忌地将陈独秀背到家中请医看病，嗣后日久生情互为知音结为夫妻。22岁的潘兰珍年轻美丽，却对陈独秀爱慕关怀备至，不过在陈独秀遭捕那天前，她和陈发生过争吵，赌气回了娘家。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见报后，潘兰珍才知道这位“李老先生”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被捕之初不愿潘兰珍受牵连，但潘兰珍却频频去探监。后来陈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潘兰珍竟辞却烟厂工作，从上海移居南京，在监狱旁租住民房，靠给人洗涮缝补做点零工维持生活。陈独秀出狱后选择定居江津，仅靠朋友的零星接济和少量稿费过日子，生活拮据，有些度日如年的况味。潘兰珍一面要小心安抚陈独秀的情绪，一面还要操持家务，学着当地农民栽种洋芋和南瓜。在无米下锅时，潘兰珍当了自己的戒指和耳环，并不告诉家人。清贫如许，直到为陈独秀送终。
陈独秀与妻子潘兰
且看陈独秀无功不受禄的风骨。晚年陈独秀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共1万元。但是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嘱其改名如《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则认为，“小学”是音韵学与文字学综合的古称，正反映了他研究文字的特点：形、声、义统一，而不像别的学派将三者分裂，因此拒绝改书名。于是该书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出版，他也一直不准家人动用那1万元。贫病交加和风烛残年，并未损其志，风骨犹存。
一直以来，历史人物都被涂上鲜明褒贬色彩，非大善即大恶。说到某个名字，预先为其站队，立马自我脑残。反面人物谱系洋洋大观，陈独秀之名倘与李鸿章、曾国藩、蒋介石平列，竟毫无违和感。直到后来才给这位中共首任总书记开禁，列入正面人物，渐渐进入其真实人生，恍然大悟其并非不堪之人，甚至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由是对一些所谓定论产生质疑，发现了历史缝隙里的幽微。由此及彼推开去，探微一下李鸿章、曾国藩、蒋介石等人，也绝非标签的那么简单，国族历史上，谁比谁更重要，需要高瞻远瞩的视野，而非井底之蛙的聒噪。
记得文革及稍后一段时间，打倒某人，最让民心同仇敌忾的是从所谓生活作风着手。平头百姓最看不得别人“数度换妻”，不免恨得牙痒痒。比如对国家主席刘少奇，大伙最嫉恨的是他居然结过六次婚，这还了得！俺们讨一个老婆都如此困难，你竟然如此奢侈！不明事理者，甚至将正规夫人王光美视为姨太太角色。真是天晓得，人家结婚离婚明媒正娶，干卿底事！谁说老婆任数越多，人品就越不堪？毫无道理可言！战争年代兵荒马乱，革命家辗转四方难以安身，婚姻变数很大乃身不由己，与生活作风风马牛不相及。还有对张学良、郭沫若、丁玲等人的评价，也往往盯住其情爱史。仿佛只要情爱对象多于常人，其地位与价值就多少受到折损或稀释。当年的荒唐逻辑，很有市场。
陈独秀
回到陈独秀。他也有过四次婚姻，其中三次属于老牛吃嫩草。若论私德，似有瑕疵。还有他的嫖娼事件，虽无正史记载，我是信其有的，据说其曾逗留八大胡同，甚至公开撰有奇文《乳赋》，风流倜傥。可当时名流出入妓馆，乃合法行为，类似的风流才子多如过江之鲫，岂为“独秀”？按照今人逻辑，像陈独秀这样的私德有瑕者，必定毫无风骨。然而并非如此，当年一些“文英雄”，虽也红袖添香或一夜风流，但并不与信仰意志相抵牾，他们从容作楚囚，慷慨就义，用生命写就人生风流，流芳至今。譬如陈独秀，在其获释后，面临诸多上佳选择，可是他不愿欠情，更不愿改变主张，宁可选择困顿的生活。当其晚年生活困窘时，胡适邀其赴美写自传，面对这样的好事，他照样拒绝，这就颇有点铁骨铮铮的意思了。在女人面前的媚骨和在世事面前的风骨，怎么就能和谐共振？这就是“历史缝隙”的有趣秘密，由此还能对人性深处探幽发微。
还有，即便当年被鲁迅讥骂为洋场恶少者，也泰半绝非恶少，而是正经文人。昨日骂之，今日赞之，骂骂赞赞，乃当年文坛一景，并不你死我活。骂客们依旧觥筹交错，彼此相揖以礼，毫无尴尬。彼时人文氛围，不可以今日尺度度之。今人的普遍人生无趣，不但有个人修养的原因，更有环境的因由。
贰
遂说到鲁迅。
鲁迅的可敬，说得很多；鲁迅的可爱，鲜有关注；鲁迅的瑕疵，更成为禁忌。这种奇怪的纪律，不知发明于何时，居然成为思想藩篱。
当代作家张贤亮仙逝时，在下于光明日报撰文《张贤亮激活“灵与肉”思考》曰，对名人的怀念方式，不必只说优点不说缺点，否则就很乏味。为尊者讳或为逝者讳，自然可以理解；但最好的怀念，是发现以资借鉴的启迪所在。一个丰厚立体的张贤亮，其对灵与肉的践行与思考，既有现实包装，又有浪漫内核，足供人们评析。我很欣赏崔永元的调侃追悼：天堂中没有流氓，您可以放声歌唱。这也是一种浪漫情怀和胸怀。媒体本该色彩斑斓，不必统发悼词。有时候，对一个立体的人的追述，用悲悯善良的视角全方位剖析之，无疑更有意义。
本文作者为百岁作家章克标征婚
神化鲁迅，其实是害他老人家。白璧微瑕，才真实得可爱。那年我为百岁作家章克标操持征婚，感慨良多。因其被鲁迅杂文中讥为洋场恶少，遂一生坎坷。好在贱命长寿，到了期颐之年，不甘寂寞，竟敢登报公开征婚，酿成头条新闻。由于从征婚到结婚的整个过程我一手参与，故老先生的一言一行均在我的眼皮底下。那天请他到巨鹿路上的咸亨酒店用餐，入门即见鲁迅浮雕，此乃必备符号。但见老头调皮地用手杖指指鲁迅，诙谐调侃曰，呵呵你没想到吧，你活了五十多岁就走了，我比你多活了一倍，还活着……一副老顽童的神态，有点小小的得意忘形，却无幸灾乐祸之意。他的乐观，成全了他的晚年好事。最后一位五十余岁的美貌女子与他结为秦晋之好，喜结连理的一路上我跟踪服务，感叹老人家的暮年风流。当时有若干女子应征，可他唯独对美丽女子眼睛发亮，乃至举止冲动。遂推想，关于性这码子事，当作宽解，不是做得了做不了那么简单，性趣也者，贯穿终身也。想想之前几十年苟活的人生，老头儿居然心安理得，也真不易。
要是换了鲁迅，他是绝不会委曲求全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高傲的鲁迅岂肯在苟延残喘中恓惶度日？但性格和寿命可能真的是丝丝相扣的。又想，假如鲁迅有的时候略微宽厚些，是否于己于人更为妥善？鲁迅骂错的时候也有，后来发现实乃误会，也不致歉，止于缄默。其实彼时骂对骂错并不特别紧要，被骂者也不觉得面临灭顶之灾。与鲁迅拌几句嘴，或与其他文人打笔仗并无不同。何曾想到，有朝一日，鲁圣人比孔圣人还了得，有人愿为陈年旧账清君侧，罗列一干宿敌，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哪里是鲁迅的本意？然而又坐实和放大了老人家的凶神恶煞。
鲁迅和许广平合影
记得当年读鲁迅日记，曾为一词迷惑不解，又无处请教，甚是郁闷。此语乃“濯足”。疑惑的是，鲁迅为何特意记载当天“洗脚”的细节？难道洗脚不是每日功课？查来历，见于《楚辞补注》卷七〈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鲁迅显然移用之，用以特指某事。后经考证，揣度乃“性事”之代称。这个解释比较靠谱。有人查鲁迅日记，记载“濯足”的“性趣”共有105处。不过这性趣是否都和太太有关，有人细致考证了几个时间点，认为某几次“夜濯足”未必太太在身边，而是远在广东云云。鲁迅做袁世凯政权教育部佥事时，月大洋三百，而一个交警的月入大洋只有四块。所以就有读者感叹：“羡慕他神仙生活，在教育部上班常请病假，经常逛书肆、下酒馆、濯足……”这恐怕是读鲁迅早期日记的普遍感受。尽管对其“濯足”的八卦考据也是醉了，不过一旦将鲁迅从神坛上请下，倒是依稀可见其生动可爱之处。
完人其实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很无趣。圣人更是绝无仅有，最多是因了需求而刻意包装所为。现实的人生已经很无趣了，不要再去污染历史人物罢。很多神化，在我看来，却是污化。
叁
我在上海，住静安寺，就总逃不脱“张爱玲气息”。
一则，这个地段，从昔日到今日，小资情调始终泛滥；张爱玲乃小资教母，其身份符号便随之捆绑。二则，张爱玲的故居常德公寓近在咫尺，每日散步必经此地；有时还会在公寓底楼的咖啡馆小坐，面对满壁张爱玲，唏嘘之余，不免感怀。
上海静安区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张爱玲故居
可是当被“时尚化”的张爱玲四处侵袭时，我更多的是看到她的不堪。尽管她用小说叠加了其“小资教母”的形象，但其现实人生却是足够悲怆。光是情爱之路，就几无胜笔。与前世冤家胡兰成的短暂婚姻，成为她一生永远的痛，一直痛到残生。
胡兰成和张爱玲相识的故事早已世人皆知。我这儿之所以想简要复述，乃因感慨系之。彼时，在汪伪政府任职的胡兰成正在南京养病，某日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读到《封锁》一文，喜不自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好奇。于是要求牵线，于是主动登门。他从苏青处得到如下地址——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他竟毫无羞色，立马拜访。当张爱玲不见生客后，他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时晤上一面。然后呢，第二天张爱玲就打了电话给胡兰成。然后呢，张爱玲在胡兰成那儿聊了足足五个小时。然后呢，回访复回访，胡兰成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他们恋爱了。
有人说张爱玲亮了瞎了，有人说胡兰成乃采花老手，也有人说张爱玲有恋父情结。总之，都偏向于受骗上当的意思。然而，汉奸之谓，乃是今人的认识，张爱玲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她要的是，能够读懂她。而胡兰成显然不但能读懂，还能读出别样的诗意。张爱玲原本就非世俗之人，她哪管什么政治，甚至不管他有妻室，她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好在胡兰成给了她婚姻，但是彼时的结婚实在太过简单，只是一纸婚书为凭，书曰：“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如今，它们已成名言。
上海延安西路379弄28号胡兰成故居
后来的故事就不详叙了，总之这个采花大盗胡兰成在女人堆里钻来钻去，屡屡得手。高贵的张爱玲，居然一再隐忍，一次次“低到尘埃里”。那天，张爱玲在“胡兰成新家”盘桓数日后离开温州时，面对送她的胡兰成，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然后，就真的渐渐“萎谢”了。为了这个又老又丑的胡兰成！
当然，我在这儿用戏谑的语言形容胡兰成为采花大盗或云其又老又丑，乃是因为对张爱玲爱之所至。真实的关系里，年轻高贵的名作家张爱玲完全没有优越感，而是接近于单相思的卑微。即便在胡兰成被视为汉奸而逃亡时期，张爱玲也是毫无“立场”处处庇护。她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有一次胡兰成途径上海，张爱玲还让危险之中的胡兰成住了一夜。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尔后泣不成声。这一幕，便是永诀。
张爱玲与胡兰成
我看着年轻的和年老的张爱玲照片，忍不住用男人的角度去揣度：这个女人是不够漂亮的，可是又有满腹文才，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欣赏她和征服她？恐怕只有胡兰成这样的“多情多才老男人”，才是其极佳绝配。男人长一对三角眼，或者身躯不够伟岸，大概女人不会太在乎。女人更倾向于“情感动物”，而非男人的“视觉动物”。对张爱玲的惋惜，缘于其满溢的才情，以及后半段的孤苦人生。当张爱玲作为符号被放大后，这种痛惜也被放大了。而生活，就是这么细微而残酷。正因为在张爱玲身上存在如此多的不和谐，才让她的传奇越发具有悲剧感和感染力。诚如鲁迅所言，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张爱玲故居门前的铭牌
我的单位在美丽园，当时的胡兰成就住此地。家在静安寺，离张爱玲故居百步之遥。当我徜徉在当年两人走来走去的路上时，各种幽思涌上心头。偶尔，我会在经过张爱玲居住的常德公寓时，驻足仰望那个“著名的阳台”，心想，他们在这里频繁地约会、接吻，耳鬓厮磨，这个阳台已被张爱玲描述得如同“著名胜景”。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纪念地，不辟出来供人瞻仰和流连？如今政府这么有钱，动辄将各种“革命遗址”修缮如新，哪怕没有几个观众光顾。就在张爱玲故居的咫尺之远，新修了一个不知名的烈士故居，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寺中心地带，这所故居的代价肯定不菲。我不想对此妄议，只是感概为何厚此薄彼。对一座文化都市而言，张爱玲这个文化符号，显然更具吸纳力；她所带来的缅怀和伤感，赋予魔都不绝如缕的诗意。这份诗意，是她对上海的馈赠，我们至少应该留住可触可感的部分，让精神得以物质化。
老年张爱玲
我没有足够的钱，否则我愿意高价把张爱玲的故居购下，努力恢复当年的面貌，满足世人的渴探。如果在她的故居里，展示着她穿过的旗袍、写就的手稿，以及种种遗留下来的物品，那种历史的回声就变得幽远而切实。这对上海这座魔都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赘物或饰物。这么重要的文化符号，并不易得。不妨抛却意识形态障碍，给张爱玲落地有声的浓墨重彩。她现在活在无数人的精神世界和世俗谈资里，已然成为一种象征。那么，当缅怀、伤感或纯粹的好奇需要宽慰和满足时，有一个真正的实物矗在眼前，还原历史的细节，展现历史的皱褶，或许悠悬的精神想象就“得到落实”了。
肆
上一节写到胡兰成，思绪就不听话地拐到了台湾。台湾是胡兰成的最后归宿地，他到死都没有和张爱玲再续前缘。
说到台湾，自然会想到“蒋家王朝”。这个提法现在已很生疏，但咱们这辈可是如雷贯耳，与它连贯一起的，乃为“覆灭的命运”。不过他们在宝岛上始终没有覆灭，还一直成为人们的话题。前不久蒋介石日记的启封，更为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增添了饶有意味的谈资。
我在《家世》一书里读到，蒋介石晚年对美国人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活在中国每个家中。”这是对我脑海中的蒋介石形象的颠覆。由于解禁，我们终于看到了比较立体的蒋介石，或许可以客观地说，无论是内圣外王也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此公做得不算差，甚至连王阳明、曾国藩都难望其项背。蒋还有一个修身习惯，就是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比如“见艳心动”之类的如实记载。这种慎独之心，反映了他对世界的敬畏之心。
1960年代，蒋方良难得作了一个发型，蒋经国难得穿上西装。两人头碰着头，年过半百，拍起照来仍颇为亲昵
所以我就想，蒋经国最后选择主动放弃独裁体制，不只是形势所迫——彼时“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压力，蒋经国确实内外交困，但按照当时情势，他要强力维持既有秩序，并非难事。之所以他选择毅然断腕，或许因为人到暮年，先父的遗愿和嘱托经常盘桓于他的心中，他痛切地意识到，“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在时代洪流面前，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此前，在他当选总统后，就照会新闻界，第一不称领袖，第二不叫万岁，他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普通党员和普通百姓。他还表示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解决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政府预算一律公开。这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当时他口中的“民主时代”，尚未体现于制度安排，所以后来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尤其是，当国民党要人纷纷质疑会失去政权时，蒋经国一句淡淡的回答成为了名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语气轻微，但内里的蕴意，分明振聋发聩。
蒋经国是在某个喧嚣的公开场合，留下了他意味深长的一瞥和最后的凄凉背影。这个背影，后来变得渐渐伟岸起来。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写就的。
再说回他的父亲。我这样的年纪，对蒋介石的所谓认识，起先都是凶神恶煞的，绝对想不到他居然还有一副慈眉善目。很多年前随文联代表团去台湾访问，在参观了国父纪念馆后，我向团长提出，能否去看看中正纪念堂？这其实是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彼时的外事纪律里，是不允许踏访这类“敏感地方”的，因为有“拜谒蒋介石”之嫌疑。何况纪念堂里的展览文字，还赫然印着“共匪”字样。但我竭力晓之以理，谓曰，咱们一帮文学艺术家，又不是代表政府，台湾的邀请方演员公会，不也是民间组织嘛！团长略一沉吟就首肯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看到了气势威武的卫兵换防仪式，看到了慈祥端坐的蒋介石塑像。像是塑得真好，神采奕奕，非常传神，那种慈祥的神态是装不了，假不了的。相由心生，他前半生东征西讨，威风八面，后半生在反省和渐修中走向了平实。基督徒说他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儒教徒说他活出了圣贤气象。达到这种境界，殊为不易。
不过当时还是有点后怕。之前某文化部长光顾日本靖国神社遭严厉处分的余悸虽已消散，但此类教训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在头上悬着。大伙明知该“作家部长”乃微服私访搜集创作素材，但有人举报并上升为“国家行为”，你的私服就成了公服。而咱们的台湾行“民间访问”如果细究，也是脱不开“公家背景”的。好在团长开放豁达，并不多想，由此遂了我的心愿。经此一事，我将此君视为兄弟，比起某些一味追求脑残型政治正确的投机政客，这位领导的眼界和心胸明显高出一筹，此后成为我值得信赖的朋友之一。
最近关于反思文革的文章多了起来，也许是因为适逢“文革50年”的缘故。我注意到，当年蒋介石祖坟被破坏的过程非常不堪，那帮幼稚的红卫兵小将，怀着自以为是的一身正气，把蒋公先人兜底刨，真是令人齿寒。要说统一大业，经此一伤，岂能不渐行渐远？而伤口渐愈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后来的重新修墓，一直到后来的重新评价国军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的作用，多重努力，才使得两岸的龃龉逐渐消弭。
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大陆拍摄电影《血战台儿庄》，1986年4月该片在香港举行了首映式，“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这儿说的“正面形象”主要是指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候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当然，这不是美化蒋介石，而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这个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丑化蒋介石的一贯做派截然不同，自然就被格外关注了。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让谢忠侯找一个拷贝来看看。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很快观看了影片，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不久，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
血战台儿庄
这是载入史册的大事，而契机，却由一部电影赢得。
你看，一座坟墓的变迁，一部电影视角的变化，或为历史风云变幻的带动力，而在正史上，谁也不敢这样断论。不过窃以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交叉作用，很难估量孰轻孰重，有的时候，正是那个貌不惊人、微不足道的偶然，成为那个关键的“星星之火”，最终促成“燎原之势”。 历史缝隙里的幽微就是这样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