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湖》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电视上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全场转播了在芭蕾舞大剧院演出的这部著名芭蕾舞剧。一流的大剧院，一流的灯光和布景，一流的指挥，一流的乐团，美丽动人的天鹅故事，柴可夫斯基的无与伦比的音乐，中央芭蕾舞团的强大的演员阵容，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在最后一场的演出中，把白天鹅的柔美和悲伤演绎得真切感人，催人泪下，感动了剧场里的所有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演出结束时，靳凡率领参加演出的全体芭蕾舞演员和指挥一起站在台上谢幕。徐泽宁率领党政要员们走到台上，跟每一个演员握手，对中央芭蕾舞团的所有演员表示祝贺和感谢。徐泽宁走到她面前时，从身后的随从人员手里拿过一束最大最灿烂的花，献给了她，当众拥抱了她一下。记者们都不失时机地把摄像机和照相机对准了这一秀恩爱的瞬间，电视上也播放了特写镜头。
演出结束后，媒体和网上一面倒地盛赞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对她的赞誉也达到了新的顶点。一时间，靳曦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风头之健，超过了最流行的歌星和影星。中央芭蕾舞团这次《天鹅湖》的演出，票价贵，但是每次都是全部售空，票房也创下了前所没有的记录。媒体上和网上一些文章讲述了她的身世，讲述了靳凡和娜佳的莫斯科之恋，讲述了文革时靳凡和娜佳所受的磨难，讲述了她从小失去母亲，在木匠养父这样一个平民家庭长大，像是灰姑娘，靠着自己的芭蕾天分进入中央芭蕾舞团，随后遇到了自己的王子。
她和徐泽宁的结识和婚恋，二十年的婚姻，以及后来领养了两个可爱的女孩，也被媒体和网上八卦得沸沸扬扬。所有的人都羡慕她既有艺术上的成就，又家庭美满和睦。在人们眼里，徐泽宁出身高贵，经历过文革的磨难和上山下乡的锻炼，在团中央工作时又主动去支援西藏，而后长期在陕北和外地工作，体察民众疾苦，两袖清风，为官廉正，思想开明，有理想，有作为，更加难得可贵的是一贯支持妻子的事业，关爱妻子，对家庭忠诚，对孩子慈爱，无论政绩和为人，都堪称楷模。
看到这些文章，她只觉得有些讽刺。她已经和徐泽宁分居了，而在外人眼里，她跟徐泽宁依然是幸福美满的模范夫妻和模范家庭。她知道，这些文章有一个后果，就是徐泽宁不会愿意跟她离婚。他们离婚的消息一旦传出去，小寇和孩子的事情一旦被外界发现，对徐泽宁的名誉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婚姻，被捧得太高了，捧得像是灰姑娘和王子的神话一样。在神话里，王子和灰姑娘是应该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幸福相爱，而不会离婚的。
《天鹅湖》演出结束以后，已经是十一月中旬。靳凡给演员们放了两个星期的假，让演员们好好休息一下。她不用去中芭，每天都把时间花在孩子们身上。徐泽宁让秘书打电话找房管部门，把房产证上的名字改成她的名字。房管部门接到徐办的电话，很快就把手续办好了，让她去取新的房产证。她去了一趟房管部门，把房产证取了回来。看见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拥有了一套房子，心里安定了一些。她觉得徐泽宁这点挺好的，说话算数，在房子上和孩子上都没有为难她，孩子归她，房子也归她，让她觉得很感激。
老四有一天晚上来看她，给她送了一笔现金来，比她和徐泽宁这些年来一起攒的积蓄还多。她没有要。她觉得这样不好。虽然老四跟徐泽宁胜似亲兄弟，但是将来要是有人知道了，恐怕还是会对徐泽宁的名声有影响。她给徐泽宁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徐泽宁说，她让老四把钱带回去了。徐泽宁说老四给你的钱，你就拿着吧，是我让老四给你送去的。她说，泽宁，我不需要很多钱，我把咱们这些年来的积蓄分成了均等的两份儿，一份儿放在你的户头上，一份儿转到了我的账户上，有这些积蓄就足够了，不需要老四的钱。徐泽宁说，我知道你是在为我着想，怕我因为这些事将来被人抓住把柄，像你这样的女人太难得了。老四的钱就算了，将来如果有急需再说。但是我们的积蓄你分成两份儿不合适，因为我的开销基本都是国家负责，自己不用花什么钱，何况你还带着咱们的两个孩子，应该多拿一些。
第二天，徐泽宁把自己账户上的钱大部分都转到了她的账户上。她收下了，因为她知道徐泽宁这样高层的人从来不缺钱，也基本不用自己花钱。她想以后叫上保姆一起去报一个驾校，去驾校学车，把车本子考下来，再买辆车，这样以后可以自己开车或者保姆开车去接送孩子上托儿所，就不需要徐泽宁的司机接送孩子了。
分居这些日子以来，徐泽宁每个周六早上都来接孩子和保姆，周日早上再把孩子和保姆送回来。每次来接孩子的时候，出门前徐泽宁就会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来接孩子了。她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和保姆一起带着孩子们到楼下等着徐泽宁的车。徐泽宁的车到了楼下，保姆领着孩子们上车，兴高采烈地在车窗里跟她挥手再见，跟着徐泽宁去徐家大院。
分居后，徐泽宁在孩子们身上花的时间比过去多了，有时不是周六，只要有时间，也会把孩子们接去。徐泽宁去天津视察时，特意带着孩子们去参观了停泊在天津的基辅号航空母舰，带着孩子们钻进航空母舰下面的仓位，带着孩子们在窄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他带着孩子们上直升飞机，让孩子们从空中俯瞰北京城。他带着孩子们去爬长城，也带着孩子们上天安门城楼，从城楼上看天安门广场。孩子们都觉得爸爸比过去更亲切了，对她们更好了，每次从徐泽宁那里回来，都很开心。
孩子们有些奇怪，有时候问她为什么不一起回去跟爸爸在一起，她都是说妈妈带你们一星期了，现在轮着爸爸带你们玩，妈妈要忙一下自己的事情。在孩子们面前，她从来没有讲过徐泽宁的任何不好。她总是对孩子们说，爸爸和妈妈一样都很爱你们，只是爸爸太忙，陪你们的时间少，但是每次爸爸把你们接去，都带着你们玩，给你们买玩具买好吃的，家里的玩具，好多也都是爸爸给的钱买的，你看爸爸是不是很爱你们？孩子们都似懂非懂的点头说是。
徐泽宁每次见到她，总是劝她回去。徐泽宁说，我老了，没有精力去折腾了，也不想跟别人好了，更不想再结婚有孩子了。世界上的女人，没有像你这样贤惠，懂事，有才华和美丽的了。咱们二十年了都在一起，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你看孩子总是这样两边跑，而且她们也在逐渐长大，迟早会知道我们的事儿，会问起这一切来，到时让我如何面对孩子，如何跟孩子们解释啊？如果我要是真爱小寇，心不在你这边，我们分了也就分了。可问题是我并不爱小寇，心也没在小寇那里，而是在你身上。你回来吧，现在每天晚上我一个人都睡不好觉，总是惦记你和孩子们。
徐泽宁每次这样跟她讲之后，她的心里都涌起一阵波澜。看着徐泽宁头上日益增多的白头发，她觉得自从分居以后，徐泽宁真的越来越显老。这个官高权重和有自尊心的男人这么求自己回去，也怪可怜的。想到徐泽宁很痛快地就把房子改成了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又把家里的积蓄几乎都给了她，她觉得徐泽宁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大度和绅士，也像是一个知道自己错了的人。她想徐泽宁一下失去了她和孩子，心里也一定很不平衡，晚上一个人睡，也会很孤独。她的心里动摇了几次，特别是觉得自己本来也不怎么爱徐泽宁，他是第一次跟别的女人好，也悔恨和信誓旦旦的说不会再跟小寇好，不管他是否真的爱自己，就是为了孩子原谅他一次也是可以的。但是每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她的心里有一个声音问她说，你愿意重新回到过去的日子吗？你愿意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吗？她的答案是不想。
她的记忆很好，有时仔细回想徐泽宁对她说得话，觉得徐泽宁的话里有矛盾。比如说，她曾经质问徐泽宁当初为何会跟小寇好，徐泽宁说是因为那时她的心思都放在了芭蕾和孩子身上，对他比较冷淡，所以小寇一主动，他就跟小寇好了。但是她仔细回想那时发生的事情，齐静是在她出国演出时在徐家大院门口看见那个女人的，说明那时徐泽宁就很可能已经跟小寇好了，可是那时她还没有领养孩子，领养孩子是在从莫斯科/维也纳/布拉格演出回来之后，她给北京儿童福利院打电话，又过了一段时间院长才告诉她有一对父母出了车祸的双胞胎待领，之后办了手续，因为孩子的爷爷奶奶舍不得孩子，让孩子在家里待了一个月之后才领养到的。可见徐泽宁的话里有真有假，有水分，并不是因为她把心思放在孩子上对他冷淡导致徐泽宁跟小寇好，而是那时徐泽宁早已经跟小寇好了。
没有谁比她更了解徐泽宁了。这么些年一起生活下来，她亲眼看见，多年的宦海生涯，让当年就已经很成熟的徐泽宁变得更加城府，更加善于隐藏自己，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善于洞察别人心理弱点，利用弱点打动别人。如果不是徐泽宁善于伪装自己，刻意隐藏自己强悍的一面，甚至经常示弱，对掌权的老人们恭恭敬敬，让他的对手们麻痹大意，误以为他没有什么本事，就是靠着自己家庭背景和说奉承话升上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徐泽宁早已经会被踢出局，也升不到今天的地位了。徐泽宁伪装得太成功了，就像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就连当初一致站在他背后，对他寄予厚望的红二代们都发出了质疑的声音，怀疑他能否承担把红色江山继续下去的重任。
她想，徐泽宁一定知道女人遇到丈夫出轨，最希望的就是丈夫认识错误，表示悔改，求得原谅。现在她和徐泽宁的婚姻被外界渲染得像是模范家庭，她在芭蕾事业上的成就和年轻美丽都给徐泽宁的形象添加了不少分数。结婚这些年来，她早已经知道爱情对徐泽宁不是最重要的，权位才是最重要的。一场婚变，特别是因为婚外情引起的婚变无疑会让徐泽宁颜面扫地。人们会因为同情她，痛恨小三，而对徐泽宁产生憎恶感，徐泽宁的政治对手们也一定会利用这种事不失时机地打击徐泽宁，甚至利用人事斗争中经常用的生活作风问题把徐泽宁排挤出局。为了自己的仕途，徐泽宁一定会尽力掩盖这场事件，尽力让她回去，好继续在外人眼里演出一场模范家庭的喜剧。徐泽宁劝她回去的话，显得非常可怜，也充满着对她和孩子的感情，但是谁能知道徐泽宁的话是真是假呢？谁能知道徐泽宁以后会怎么做，谁又能控制得了他呢？谁能知道他对小寇那边，是怎么说的，怎么做得呢？将来他跟小寇在一起，自己有办法吗？想到此，她愈发觉得自己一定要坚强，一定要爱自己，一定要坚持离婚，不能轻易妥协。
秋天街头的落叶变成了遍地的白雪，白雪化作了漫街飘舞的柳絮，柳絮散成了阵阵吹来的热风，热风被敲窗的夜雨浇凉。不知不觉，她和徐泽宁已经分居了快一年了。
这一年里，靳凡退休了，离开了数十年之久的芭蕾舞团团长的职位，赋闲在家。从事了一辈子芭蕾，指导中芭排练了几十部芭蕾舞剧，退休之前在芭蕾舞大剧院演出了《天鹅湖》，创下了中芭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芭蕾舞演员，特别是培养出了靳曦这样的优秀的芭蕾舞演员，靳凡觉得这一生没有白过。虽然退休了，但是中芭新任的团长聘请靳凡做了中芭艺术指导委员会的顾问，经常请靳凡去团里坐坐，观看排练，给排练提些意见。
《天鹅湖》演完了，靳凡退休了，她本来也想借此机会告别舞台，告别中芭，但是因为她的名气大粉丝多，很多观众都是为了看她演出而出高价买票，有她出演的舞剧票房高，没她出演的舞剧票房低，新任的团长不放她走，让她在新排的舞剧《卡门》里继续担任主角。她自小喜欢《卡门》，特别是喜欢里面那个身穿波希米亚红裙的带着野性的吉普赛女郎的角色，也就留了下来。虽然身体素质无法与年轻时相比，但是她的舞技更加成熟和精湛，对舞剧里人物的理解也加深了。舞台上的她依然年轻美丽，身穿红舞裙，舞姿轻盈，比当年在舞台上的卡门更胜一筹。
《卡门》本是从国外移植而来，靳凡当年去莫斯科就是学得《卡门》，娜佳也是最擅长跳《卡门》，在家里经常对着镜子穿着红裙跳《卡门》。她自小看见母亲对着客厅里的镜子跳《卡门》，对舞剧的所有舞蹈早已熟悉。当年考进中芭，就是靠《卡门》里的一段舞得了9.95分，拿到了第一名，后来又去纽约芭蕾舞团，在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莎拉波娃的指导下学习过《卡门》，之后在中芭演出过这部舞剧。自那之后，这部舞剧变成了中芭的经典剧目。这次新团长上任，选了《卡门》作为重点剧目排练，亲自点名要她担任女主角，因为除了她还真找不出更适合出演这部舞剧女主角的演员。
时隔多年，重新排练《卡门》，她驾轻就熟，但是依然倾注了大量心血。她既担任女主角，又担负辅导演员们排练的任务。靳凡也亲自来排练厅坐镇，不厌其烦地帮她给演员们纠正每一个动作，务求尽善尽美。中芭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安排了最强大的阵容来排练这部经典芭蕾舞剧，对这部舞剧的要求严格得近乎于苛刻。严格和一丝不苟的训练，大量的时间，最优秀的演员，富有经验的指导班子，让《卡门》在芭蕾舞大剧院的演出继《天鹅湖》之后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再创中芭辉煌时刻。
《卡门》在北京芭蕾舞大剧院演出三个月，最低票价超过了六百元但是依然场场爆满。六个月的精益求精的艰苦排练没有白费，中芭的演出让世界芭蕾舞界刮目相看。谁也没有想到中芭演出的《卡门》，比莫斯科大剧团演出的《卡门》还精彩，成了世界各国芭蕾舞团里最高水平的《卡门》。
这一年里，她依旧没能跟徐泽宁离成婚。每次她跟徐泽宁谈离婚，徐泽宁都坚决不同意。徐泽宁每次都坚持说要等五年，等孩子十岁时再谈。她觉得很烦恼，但是又无可奈何。她不想把这件事闹得人人皆知来逼迫徐泽宁作出让步，那样无论对她自己或者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件屈辱和难堪的事儿，何况她也不希望看见徐泽宁因此而仕途受阻。她和孩子们的命运跟徐泽宁的命运早已连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跟徐泽宁迟迟不能离婚，齐静很为她担心。齐静问她说，妹妹你这样怎么办呢？离又离不了，合又不想合，你不是两边都耽误了吗？
泽宁不愿意离，我有什么办法呢？她说。你知道泽宁的脾气，他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我说服不了他。
要我说，就跟泽宁合了吧，齐静犹豫着说。他老劝你回去，我看是真心的。
可我没办法再爱上他，她说。一想起他跟小寇，我就觉得。。。
哎呀，两个人就凑合着一起过吧，都这么多年的老夫老妻了，还什么爱不爱的，齐静说。不就是一起过日子吗。
可是我不行，她说。我还有一半的生命没有过完，我不想这样过后半辈子。也许以后我再也遇不到合适的人，但是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这一年里，除了芭蕾的艰苦排练之外，孩子变成了她的全部生活。孩子的快乐变成了她的快乐，孩子的幸福变成了她的幸福。过去跟徐泽宁生活了太久，她渴望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自己的独立的生活。但是当真正开始这种独立生活的时候，她却发现这种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轻松。虽然有保姆帮助，但是在繁忙的芭蕾训练和演出之余带着两个孩子，依然很辛苦。她考下了驾照，买了车，自己开车往返于家中和中芭之间，有时间的话，也去幼儿园接送孩子，送孩子去兴趣班学习钢琴，舞蹈和绘画。
让她欣慰的是，孩子们好像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两个孩子依然很开心，每天都过得很高兴，而且也习惯了平时跟着她，周六跟着徐泽宁的生活。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婚姻，但是她和徐泽宁都认识到不能因为他们之间的事情影响孩子，因此在孩子面前都是尽量表现得很快乐，让孩子们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快乐时光。
此外，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看望爸爸。她一直觉得婚后经常住在徐家，特别是在西安时，几乎很少回家，对爸爸关心得不够。现在，她有了自由，可以用她的时间去关爱父母，去爱孩子。每个星期日，她给保姆放假，自己带着孩子去爸爸家，在家里吃完晚饭再回来。爸爸很喜欢她的两个孩子，弟弟也很喜欢她们。只要知道她回家，弟弟也会赶回家来，跟她聊天，带着孩子们出去逛超市逛街，买好吃的。自从她嫁给徐泽宁，成为芭蕾舞明星后，继母对她一直很好，也经常在邻居们面前显摆。她带着孩子回家来，继母也很高兴。
爸爸看见她的精神状态和对生活的信心，也为她欣慰。爸爸说，这一年她比过去成熟了许多，对自己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开始新生活。她也很高兴自己并没有沉溺在自怨自艾里，没有沉浸在恨里，因为那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她更痛苦。有芭蕾，有孩子，有父母，有朋友，她没有觉得寂寞，没有觉得孤独，也没有觉得很难受。有很多人关心她：父母关心她，靳凡关心她，朋友们关心她。这一年的经历，让她摆脱了对徐泽宁的依赖感，摆脱了负面情绪和对离婚的恐惧，也让她更加相信，没有徐泽宁，自己带着孩子也一样能过得很好。
这一年里，大维经常请她和齐静去北京音乐厅听中央乐团的音乐会，也有时请她们出去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像在西安时一样，她，大维和齐静三个人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出去坐坐。跟大维在一起聊天，她觉得很开心和放松，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说话也不用顾忌。
看见大维在音乐厅的舞台上拉小提琴拉得很出色，她和齐静都很为大维高兴。齐静说，这个小寇还算是做了件好事，帮了大维一个忙。现在回想起小寇，虽然徐泽宁一再否认，但是她根据自己对徐泽宁的了解，认为徐泽宁跟小寇还是有一些感情的。现在她已经不恨小寇了，也不在乎小寇是否会带着孩子回来，徐泽宁是否会跟小寇在一起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徐泽宁把孩子接走了。大维打电话过来，约上她和齐静一起去一家新开的咖啡店喝咖啡。咖啡馆在北京的一条僻静的老胡同里，胡同扫得很干净，路边是两排古老的槐树和几家复古风格的字画店，咖啡馆就在离胡同口不远的地方。她坐在咖啡馆里，闻着咖啡飘来的浓厚的香味儿，坐在靠窗的木椅子上，手捧着温暖的咖啡杯，晒着秋日下午的太阳，看着窗外老槐树透下来的斑驳的阳光，听着咖啡馆里播放的琵琶音乐，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平常太忙了，有个悠闲的下午，坐下来喝喝咖啡，跟闺蜜和大维聊聊天，她觉得心情很高兴。
齐静是个喜欢做红娘的人，知道大维还没有女朋友，就张罗着要给大维介绍个文化部的姑娘。大维说他相信机缘，有缘分的自然会遇到，没缘分的也不会去强求。
给你介绍个姑娘也是机缘啊，齐静说。你看啊，大维，你人又帅，工作又好，又有音乐才华，小提琴拉得好 --- 你今年多大？
他比我小四岁，她说。
那才三十五，年龄大了一点，也不算太大，齐静说。很多姑娘都会喜欢你这一款的。
哪里，我也就会拉几下小提琴，才华谈不上，大维说。要说有才华，那是曦姐，真正的芭蕾舞大明星。我就一在乐团拉小提琴的，坐在一群小提琴手里，别人看都看不见。再说刚在乐团工作几年，工资也不高，看北京这房价，怕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我这样的，自己有自知之明，也就别娶老婆了 --- 不好的我看不上，好的怕给人耽误了。
那你就这样一个人过了？齐静问大维说。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元素啊。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维说。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也没那么大压力。我能力低，照顾好自己就行了，不给政府和社会添麻烦。
我弟也这么说，她说。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害怕责任 ---
其实不是责任，大维说。你娶个好姑娘，总得准备套房子吧。北京的房价这么高，外地来这里的工薪阶层，哪里买得起房？能买得起的，不也都是靠父母吗。长这么大，还从父母那里伸手要钱，好意思吗？
该靠父母的时候就得靠父母，齐静说。我女儿需要钱，无论多少我都是毫不犹豫就给打过去。你爸妈不能帮你买套房子吗？
我爸妈早就过世了，大维说。
越说越可怜了，齐静说。我非得给你介绍个好姑娘不可，找个重感情重才华不要房子的。
千万别，别耽误了人好姑娘，跟着我付房贷，大维说。我这样挺好，不辜负党，不辜负人民，谁也不辜负。再说，你看，我现在总能出来跟你们吃吃饭聊聊天。要是有个女朋友管着，我就没这么自由了。
聊了一会儿天后，话题又转到了她和徐泽宁的身上。大维跟她们比较熟了，而且是个嘴很严的人，她和齐静聊起徐泽宁，也没有避讳大维。她跟徐泽宁分居的事情，大维虽然不知道详情，也没有多问过，但是从她与齐静的交谈中，大维已经知道个大概了，也知道了徐泽宁不答应离婚的事情。但是每当她们谈论起徐泽宁的时候，大维都是自己喝咖啡，很少参与进来。
你最近怎么样了？齐静问她说。泽宁那边态度有没有改变？
没有，她说。每次提，他都不同意，总是生一肚子气，我现在也懒得提了，爱怎样怎样。
可是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啊，齐静说。
我也不知道，她说。这次演出《卡门》之后，反应挺好的。纽约芭蕾舞团发来一封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纽约那里，帮着他们排练《卡门》。你说这世界真逗，多年以前，我在那里学《卡门》，现在我这个学生，要变成老师了。他们的团长还记得我，说希望我能去他们那里演出。
那不错啊，齐静说。很好的机会，你本来就跳得好，外面请你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知道团里会不会批准你去。
团里我倒不怎么担心，她说。我在中芭跳了二十年了，尽了自己的责任，要是想离开，他们也没办法硬拦住我。再说我年龄也大了，新秀们也起来了，我走了，自然会有年轻人顶上来。我在这里，倒反而压着一些人才，不利于她们的成长。我挺想换个环境，让自己的心情好一些。
那跟泽宁好好商量商量，希望他能支持你，齐静说。
要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大维说。比如说，我可以帮着曦姐照看孩子，我很喜欢带孩子玩，保证不会让孩子们受委屈。而且我演出不多，事情也不多，有很多时间可以自己支配。
你别逗了，齐静笑着说。你还不够给添乱的。
周六上午徐泽宁来接孩子的时候，她把纽约芭蕾舞团有意邀请她去纽约的事情，跟徐泽宁谈了。徐泽宁表示反对。
你不能去，徐泽宁说。我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她问徐泽宁说。我不会在那里待长的，几个月或者半年就会回来，我想换个环境待一段。
不行，徐泽宁说。你去了，孩子们怎么办?
我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她说。让孩子们出去见见世面，对她们的成长也好，而且还可以学学外语。
根本不可能，徐泽宁说。她们的安全谁来负责？纽约很乱，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哪儿有像你说得那么乱，人纽约上千万人口不也都活得好好的吗？她反问说。
风险总是有的，我不想让孩子们有任何风险，徐泽宁说。不光孩子们不能去，你也不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她问徐泽宁说。
因为孩子们离不开你，徐泽宁说。我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孩子，只有你能照顾孩子，孩子们需要父母在身边。
说到孩子，她无法反驳徐泽宁。孩子一直是她的软肋，只要孩子们说想要什么，她从来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来满足孩子。想想徐泽宁最近对孩子们很好，不愿意孩子离开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且自己带孩子去纽约，也不太现实。在北京有保姆帮着照顾孩子，有很好的幼儿园，自己有车，有什么事儿，徐泽宁的司机也随叫随到。到了纽约，自己怎么照料孩子？孩子万一有病了出事了怎么办？而且，孩子到了那里，一句英文不会讲，就算能上托儿所，在很短的时间里，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这些都是未知数。可是不带孩子去，自己怎么舍得离开孩子呢？想到此她觉得只能放弃去纽约的机会了。从徐泽宁的坚决的态度里她也知道，无论她还是孩子，以后恐怕都无法出国了。
第二天，她回绝了纽约芭蕾舞团的邀请，告诉他们说，她已经决定不去了。她也把情况告诉了齐静。齐静说，猜着也是这样的结局，泽宁一定会反对。只要是泽宁反对的事情，一定是做不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