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四个重要节点
此后，这个缝隙逐渐扩大，终成无法填平的鸿沟。在这个渐进的过程里，有这么几个节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节点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刘少奇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就农村而言，“包产到户”一直是毛刘斗争的焦点，也是坚持三面红旗和否定三面红旗的试金石。人民公社是三面红旗之一，它代表的是社会主道路，“包产到户”的实质是从根子上瓦解人民公社。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必然使毛泽东联想到天津讲话，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回到封建社会之路，就这样明显地摆在两个领导人之间。
我们在农业问题上一直迷荡在误区里。一直就包产到户的单干还是施行社会主义的大农业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其实这不是农业问题的关键，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农业一直都是单干，比包产到户还彻底，可是还是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导致改朝换代的数次农民大起义都是源自于灾荒饥饿。苏联自1917年十月革命后，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和人民公社差不多，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那么，农业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科技，具体的讲是农药、化肥和良种。而化肥这个问题，已经于1973年前后随着十三套大化肥设备的引进而解决了。同时解决的还有良种，诸如高产小麦、高产水稻和高产棉花的品种，在这期间陆续送到农民手中。良种的解决是在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事情并不像公知们描述的人们都在发疯地搞阶级斗争那样，广大的农村科技者并没有闲着，他们一直在兢兢业业地从事着自己的伟大事业，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高产水稻优良品种就是诞生在文革中。其它的高产品种，诸如矮脚南特、农垦58、桂花黄等也是在那个时期完成。
第二个节点是在1963年，刘少奇携妻子王光美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携夫人出国访问。一袭白色旗袍的王光美，端庄华贵，光彩照人，一时轰动了海内外，至今仍被某些人点赞。用《王光美访谈录》的执笔人黄峥的说法：“当时西方大国对华采取扼制孤立政策，为了打破封锁，就有了这次出访。访问期间，王光美的言行举止展现了中国妇女良好的精神风貌。”黄铮的话似乎有点勉强，凭一次出访就能打破封锁？那毛泽东何不在1950年代就带江青出访，讲话要考虑时代背景，当时，全国刚刚走出大饥馑的阴霾，艰苦朴素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王光美一袭光彩照人的白色旗袍，究竟代表的是哪类妇女的精神风貌值得商榷。当年全程陪同刘少奇出访的翻译、后为驻马耳他和葡萄牙大使的过家鼎说，“带夫人出访，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尚没有先例。但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增多，考虑到与国际接轨，中央决定派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中央决定王光美随夫出访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仍然是谜，但绝不是过家鼎所说的考虑与国际接轨。我们不能把现在的词语，套在50年前的语境下，这有些勉强和附会。究竟是向党内还是全国人民显示力量，还是溺爱娇妻，笔者不敢妄断，但无论如何，王光美此次出访以及1966年初的那次出访，给日后的政治带来了莫测的变量。
第三个节点是围绕四清出现的毛刘争论。如上文所说，四清运动源自于对大跃进失败的清算。大饥馑是毛刘心中的痛，清算“始作俑”者是他们的共同点；如何清算他们却出现了分歧。他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党内特权利益集团，是他们好大喜功、喜欢听好的和瞎指挥，导致了大饥馑。在如何处置他们以及用什么方法处理他们，他们观点却不一致。刘少奇主张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四清与四不清的交叉混淆在一起。毛泽东却直截了当地把造成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道理说，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会风气正与不正，党内风气正与不正，完全取决于党内的当权派。党风清，则官场清，官场清，则民风清，这道理几乎不用推理，源自于天然。当权派一身正气，社会以及党内的风气一定正，反之亦然。把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至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当于俗话说的“擒贼先擒王”，这样做，打击面可降到最低，不仅不会伤及群众，还会受到群众的欢迎。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听从毛泽东的刘少奇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用自己的观点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和土改、57年反右如出一辙的“桃园经验”来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大兵团作战，搞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伤及了大多数群众。
为此，毛泽东和刘少奇就社教运动如何搞进行了数次争论。在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因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被刘打断了，两个爆发了直接冲突。此事虽然在老帅们的斡旋下归于平息，但裂痕已经出现，天行无常，真的出了两个太阳啊！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心情是怎样的，不言而喻。党的缔造者，共和国之父，一个七十多岁老头被逼成这样，多少令人同情。
1965年，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毛泽东听后突然气恼起来，回答道：“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越发严重了。”在另外一个外事场合，他幽默地地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也在另一个外事场合，毛泽东突然无缘无故地发火，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了。”
平心而论，刘少奇此时已经不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四清运动中，他说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而调查研究恰恰是毛泽东提倡的基本工作方法之一，说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毛泽东听了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既然调查研究过时了，必然应当有新的工作方法，刘少奇为此号召干部下去蹲点，并利用权势进行威胁各级干部必须这么做。请看下文：
李新在他的回忆录里说：【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待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
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大概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也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
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此时已有召集将帅“听训”的权势，可封不了军队干部骂娘的嘴巴，说明军队干部并不把这个人看成是领袖。他可以依靠党的力量撤销某某人的党内职务让某人不当中央委员，但对军队干部却奈何不得。
可以这样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的所作所为，已造成党内分裂，出现了天有二日、国有二主的现象，许多跟随毛泽东的人纷纷转而对刘少奇露出笑脸，如陶铸、田家英以及某些省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满腹经纶通晓历史的毛泽东知道一旦被篡位的后果，不得不开始考虑刘少奇能否接班的问题。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准备打到刘少奇，可能准备要降低他的地位，取消他的接班人的资格。
第四个节点是1966年五月的政治局会议后，文化大革命已蓬勃展开，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仍然按照土改、57年反右和桃园经验的方法指导文化大革命，结果造成了五十几天的白色恐怖。毛泽东从杭州回来后，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批评了刘邓的方针路线，毛刘再次发生冲突。1966年8月4日，刘少奇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针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在会上又一次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见刘少奇年谱1966年8月4日）从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到，毛刘冲突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毛泽东所说的牛鬼蛇神指的是谁，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刘少奇也进行了激烈地反抗。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时，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取消，党内排名由第二位降至第八，接班人的地位由林彪取代。
毛泽东究竟在什么时候决定公开打倒刘少奇，目前尚无资料确认。只知道是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底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打倒刘少奇，而据蒯大富回忆，是张春桥鼓动的，王力又说张春桥的背后是毛泽东。蒯大富的回忆录如是说：【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见蒯大富口述）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相当复杂严峻，刮起了“十二月黑风”，出现了“联动”“西纠”等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他们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口号，他们的背后闪动着老帅们以及老干部们的身影。毛泽东是否在此时产生打倒刘少奇以断绝某些人念想？但这需要证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