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外国人这么看中国
法兰西大帝拿破仑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一旦他醒来，他将改变世界。”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崛起论”代表。
英国寇松勋爵说：“中国好比是一所大学，学者在这里永远拿不到学位。”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神秘论”代表。
日本学者观堂义宪说：“面向21世纪，中国朝着再度成为世界中心的目标迈出了一步。”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经济中心论”代表。
美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断言：“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
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中说：“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
然后，这些就是全部吗？这些看法是怎么演变的？最新的看法呢？
我在10岁的时候去了美国，那一年是1987年，在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我有机会不断往返于中美之间。我发现，随着时代的推进，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根深蒂固的一面，也有正在发生改变的一面。
1996年的惠普，来中国 = 吃苦
在我成年以后，第一次回国是我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第二年，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到世界财富50强企业之一的惠普公司上海总部实习，当时惠普上海总部就设在繁华的商业中心淮海路上。
一到那儿，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被惠普总部派到上海的高级经理人居然清一色都是美籍华裔！当时我的上司也是一位美籍华裔，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黄种人，他看到我感觉非常亲切，主动告诉我：在总部，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来中国！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要去“受苦”的地方，虽然惠普总部开出了很诱人的海外派遣福利——更高的薪水和职位，还配房，配车，配司机，再加上探亲休假等各种补贴，但是仍然不能吸引到他们。可能当时只有像他这种有心回祖国经历一番的美籍华裔才愿意来中国。
讲完这些，他拍拍我的肩膀，笑着指指窗外对我说：不过感谢那些放弃的人，你看看这哪里是个苦差？你看看我在这里的生活，多享受！我在中国过得可比在美国好多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从办公室窗外看去，繁华的淮海路上有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出生于上海的我当然比他更熟悉这里，淮海路过去又叫霞飞路，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能与纽约的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丽舍、东京的银座相媲美的大街。9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迅速起飞阶段，本就身处浦西传统繁华之地的淮海路、延安路和南京路有了更大发展，包括浦东新区也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推动下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其中外资尤其美资的注入使得上海获得更为强大的活力。
显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企业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大时代的信号和商机，要不然他们不会花这么大的成本，从本土派这么多人来这里。但是在90年代，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主要是通过媒体报道、影视作品、书籍报刊形成的，也有的是通过与旅美华人的接触形成的。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刻在他们脑海里的那个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地方，是一个要“吃苦”的地方。
2003年的哈佛，没有中国战略的公司是失败的
过了七年，到2003年，那时我在哈佛商学院攻读MBA，和我同一届的新生中有15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很让我惊讶，因为这是哈佛商学院有史以来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届。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虽然我也见过不少华裔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意思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但很少有真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当时百事可乐的CEO来哈佛商学院演讲，他说到：现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际企业的CEO如果没有中国战略的话，那他的公司，很大可能会失败的。所以，我强烈地感觉到：只是过去了七年时间，中国已经成为所有美国人尤其美国企业非常关注的焦点，他已经从一个 “吃苦”的地方，变成了人人都想去的地方。
2005年的英特尔，没有补贴也要争着来中国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进一步印证了，当我2005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回到英特尔的时候，英特尔已经全面取消员工派遣到中国的相关补贴，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苛刻的薪酬条件，即申请去中国的员工不再享受美国本土福利，而需和中国当地福利持平。但同时我发现依然有太多的员工愿意申请被派往中国工作，因为中国对个人而言已经成为一个机遇。大家都知道，去中国不是去“受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分享机遇”，因为执掌中国市场往往意味着可以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更好的业绩回报，从而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距离我在惠普上海公司实习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
2009年的白宫，中国 = 有侵略性的国家？
2009年，我作为白宫学者，以特别助理的身份在白宫工作了一年。因为我是华人，也因为我深深地感受中国的巨变，所以我对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看法尤为感兴趣，也曾倾听了不同人物对中国的看法。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但中国仍是一个不能信任的对手，中国对美国可能也存在敌意，也是有侵略性的，所以美国不能太相信中国。
而这也让我想起在斯坦福的时候曾经上过的一门中国近代历史课，这门课的教授是个有名的“中国通”，曾参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谈判。他在第一堂课上就和我们谈到，中国是个有侵略性的国家。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惊讶，因为我10岁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是个非常热爱和平的大国，而我生活的环境也让我感到相当的和平，而且就在建国前的一百年历史里中国还不断受到列强凌辱，怎么会说中国有侵略性？然而这位教授就是告诉我们——中国是有侵略性的国家。他说：如果中国是个崇尚和平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大面积的国土？难道是靠送礼得到的？显然更大的可能是靠侵略获得的。他也举了一些中国版图扩张的史例进行佐证。
而在工商业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不需要我过多解释，指的是中国通过利用其低廉的劳动成本和高科技的引进，不仅使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也必然会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加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加剧，造成西方国家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而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这个声音更为强烈。事实上，持这个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无论我在英特尔工作时期，还是任白宫学者时期都曾听到过。在英特尔，他们会说，你不能相信中国，他们会把你的技术全部抄了，然后用低成本和你竞争，抢占市场。在白宫，他们会说，中国不是真正援助非洲，他们去非洲，是要抢夺非洲的资源。
所以，综合上述的种种可以发现：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甚至是政府核心官员，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有侵略性的国家，这与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中国近三十年来自身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从改革开放带动经济突飞猛进开始，中国逐步在世界上成为更有话语权的国家，这些改变让美国人在对中国的观感上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些认知却仍停留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并没有很大改善。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把中美关系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份关系依然存在着不信任和误判，发生严重冲突也不无可能。例如，美国到底是正义的世界警察，帮助维持国际秩序，还是像中国人所说的，是一个在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霸权国家？到底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只纯粹想收复自己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还是会打破亚洲平静而需要让很多美国人加以提防？
看待中美的四个基础角度
在这些共同点和分歧点上，许多学者曾经以某些单一的角度，阐述过其复杂的构成原因，但他们可能都遗漏了在这一个重要问题上其实存在四个基础角度：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人。如果不能充分把握这四个既对立又相关的角度，以及了解历史过往和现代当前的相互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去定义中美双边关系，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看到那些潜在着的丰富机遇和巨大危机。
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我阅读了约翰·霍华德·格里芬关于如何把皮肤涂黑，扮成一个美国黑人，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到处旅行和工作的故事。他的书《像我这样的黑人》，帮助点燃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本书的核心就是格里芬情感上的声音“如果我们将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去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种族歧视的可怕和可憎”。今天，这些种族歧视的根源已经消减，但对异类的恐惧还在分裂着我们。带着幽默和辛酸，我尝试以这四个角度去阐述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那些最核心问题的起源和结果，例如历史、政府、工作、社会关系和使命感。
现在，我通过我个人的回忆、商业的记录，还有对文化和社会的分析，以书籍的方式帮助美国人了解一个迷人的、神秘的、有点令人恐惧但又引人入胜的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和理解。这么一份关注和理解，可能最终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和局限，让我们有机会成就伟大。同样，在中国，我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和更大的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深入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创新思维和国际资源，帮助更多的中国下一代站到世界舞台上成为杰出的国际领袖，并且让他们在财富、健康和人际关系上获得真正的成功！
法兰西大帝拿破仑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一旦他醒来，他将改变世界。”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崛起论”代表。
英国寇松勋爵说：“中国好比是一所大学，学者在这里永远拿不到学位。”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神秘论”代表。
日本学者观堂义宪说：“面向21世纪，中国朝着再度成为世界中心的目标迈出了一步。”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经济中心论”代表。
美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断言：“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
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中说：“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
然后，这些就是全部吗？这些看法是怎么演变的？最新的看法呢？
我在10岁的时候去了美国，那一年是1987年，在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我有机会不断往返于中美之间。我发现，随着时代的推进，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根深蒂固的一面，也有正在发生改变的一面。
1996年的惠普，来中国 = 吃苦
在我成年以后，第一次回国是我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第二年，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到世界财富50强企业之一的惠普公司上海总部实习，当时惠普上海总部就设在繁华的商业中心淮海路上。
一到那儿，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被惠普总部派到上海的高级经理人居然清一色都是美籍华裔！当时我的上司也是一位美籍华裔，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黄种人，他看到我感觉非常亲切，主动告诉我：在总部，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来中国！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要去“受苦”的地方，虽然惠普总部开出了很诱人的海外派遣福利——更高的薪水和职位，还配房，配车，配司机，再加上探亲休假等各种补贴，但是仍然不能吸引到他们。可能当时只有像他这种有心回祖国经历一番的美籍华裔才愿意来中国。
讲完这些，他拍拍我的肩膀，笑着指指窗外对我说：不过感谢那些放弃的人，你看看这哪里是个苦差？你看看我在这里的生活，多享受！我在中国过得可比在美国好多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从办公室窗外看去，繁华的淮海路上有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出生于上海的我当然比他更熟悉这里，淮海路过去又叫霞飞路，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能与纽约的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丽舍、东京的银座相媲美的大街。9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迅速起飞阶段，本就身处浦西传统繁华之地的淮海路、延安路和南京路有了更大发展，包括浦东新区也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推动下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其中外资尤其美资的注入使得上海获得更为强大的活力。
显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企业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大时代的信号和商机，要不然他们不会花这么大的成本，从本土派这么多人来这里。但是在90年代，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主要是通过媒体报道、影视作品、书籍报刊形成的，也有的是通过与旅美华人的接触形成的。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刻在他们脑海里的那个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地方，是一个要“吃苦”的地方。
2003年的哈佛，没有中国战略的公司是失败的
过了七年，到2003年，那时我在哈佛商学院攻读MBA，和我同一届的新生中有15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很让我惊讶，因为这是哈佛商学院有史以来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届。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虽然我也见过不少华裔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意思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但很少有真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当时百事可乐的CEO来哈佛商学院演讲，他说到：现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际企业的CEO如果没有中国战略的话，那他的公司，很大可能会失败的。所以，我强烈地感觉到：只是过去了七年时间，中国已经成为所有美国人尤其美国企业非常关注的焦点，他已经从一个 “吃苦”的地方，变成了人人都想去的地方。
2005年的英特尔，没有补贴也要争着来中国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进一步印证了，当我2005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回到英特尔的时候，英特尔已经全面取消员工派遣到中国的相关补贴，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苛刻的薪酬条件，即申请去中国的员工不再享受美国本土福利，而需和中国当地福利持平。但同时我发现依然有太多的员工愿意申请被派往中国工作，因为中国对个人而言已经成为一个机遇。大家都知道，去中国不是去“受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分享机遇”，因为执掌中国市场往往意味着可以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更好的业绩回报，从而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距离我在惠普上海公司实习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
2009年的白宫，中国 = 有侵略性的国家？
2009年，我作为白宫学者，以特别助理的身份在白宫工作了一年。因为我是华人，也因为我深深地感受中国的巨变，所以我对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看法尤为感兴趣，也曾倾听了不同人物对中国的看法。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但中国仍是一个不能信任的对手，中国对美国可能也存在敌意，也是有侵略性的，所以美国不能太相信中国。
而这也让我想起在斯坦福的时候曾经上过的一门中国近代历史课，这门课的教授是个有名的“中国通”，曾参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谈判。他在第一堂课上就和我们谈到，中国是个有侵略性的国家。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惊讶，因为我10岁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是个非常热爱和平的大国，而我生活的环境也让我感到相当的和平，而且就在建国前的一百年历史里中国还不断受到列强凌辱，怎么会说中国有侵略性？然而这位教授就是告诉我们——中国是有侵略性的国家。他说：如果中国是个崇尚和平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大面积的国土？难道是靠送礼得到的？显然更大的可能是靠侵略获得的。他也举了一些中国版图扩张的史例进行佐证。
而在工商业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不需要我过多解释，指的是中国通过利用其低廉的劳动成本和高科技的引进，不仅使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也必然会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加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加剧，造成西方国家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而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这个声音更为强烈。事实上，持这个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无论我在英特尔工作时期，还是任白宫学者时期都曾听到过。在英特尔，他们会说，你不能相信中国，他们会把你的技术全部抄了，然后用低成本和你竞争，抢占市场。在白宫，他们会说，中国不是真正援助非洲，他们去非洲，是要抢夺非洲的资源。
所以，综合上述的种种可以发现：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甚至是政府核心官员，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有侵略性的国家，这与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中国近三十年来自身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从改革开放带动经济突飞猛进开始，中国逐步在世界上成为更有话语权的国家，这些改变让美国人在对中国的观感上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些认知却仍停留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并没有很大改善。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把中美关系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份关系依然存在着不信任和误判，发生严重冲突也不无可能。例如，美国到底是正义的世界警察，帮助维持国际秩序，还是像中国人所说的，是一个在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霸权国家？到底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只纯粹想收复自己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还是会打破亚洲平静而需要让很多美国人加以提防？
看待中美的四个基础角度
在这些共同点和分歧点上，许多学者曾经以某些单一的角度，阐述过其复杂的构成原因，但他们可能都遗漏了在这一个重要问题上其实存在四个基础角度：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人。如果不能充分把握这四个既对立又相关的角度，以及了解历史过往和现代当前的相互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去定义中美双边关系，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看到那些潜在着的丰富机遇和巨大危机。
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我阅读了约翰·霍华德·格里芬关于如何把皮肤涂黑，扮成一个美国黑人，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到处旅行和工作的故事。他的书《像我这样的黑人》，帮助点燃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本书的核心就是格里芬情感上的声音“如果我们将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去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种族歧视的可怕和可憎”。今天，这些种族歧视的根源已经消减，但对异类的恐惧还在分裂着我们。带着幽默和辛酸，我尝试以这四个角度去阐述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那些最核心问题的起源和结果，例如历史、政府、工作、社会关系和使命感。
现在，我通过我个人的回忆、商业的记录，还有对文化和社会的分析，以书籍的方式帮助美国人了解一个迷人的、神秘的、有点令人恐惧但又引人入胜的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和理解。这么一份关注和理解，可能最终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和局限，让我们有机会成就伟大。同样，在中国，我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和更大的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深入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创新思维和国际资源，帮助更多的中国下一代站到世界舞台上成为杰出的国际领袖，并且让他们在财富、健康和人际关系上获得真正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