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魏寒楓的说法：紅歌“十送紅軍的真相 - 簡述那些被異形附身的客家民歌
題頭：《十送紅軍》歌詞
一送紅軍下了山，秋風細雨纏綿綿，山上野鹿聲聲哀號叫，樹樹梧桐，葉呀葉落完，問一聲親人，紅軍啊，幾時人馬再回山。
三送紅軍到拿山，山上包穀金燦燦，包穀種子紅軍種，包穀棒棒咱們窮人掰，緊緊拉著紅軍手，紅軍啊，撒下的種子紅了天，緊緊拉住紅軍手，紅軍啊，撒下的種子紅了天。
五送紅軍過了坡，鴻雁陣陣空中過，鴻雁能夠捎來書信，鴻雁飛到天涯與海角，千言萬語囑咐，紅軍啊，捎信多把革命說。
七送紅軍五鬥江，江上船兒穿梭忙，千軍萬馬江畔站，十方百姓淚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紅軍啊，革命成功早回鄉，恩情似海不能忘，紅軍啊，革命成功早回鄉。
九送紅軍上大道，鑼兒無聲鼓不敲，鼓不敲，雙雙拉著長繭的手，心象黃連臉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紅軍啊，盼望早日傳捷報。
十送紅軍望月亭，望月亭上搭高臺，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龍畫鳳放光彩，朝也盼來晚也想，紅軍啊，這台名叫望紅台。
龔曉躍來北京，一起KTV，非要我唱《十送紅軍》。這首歌以前在南方體育KTV時，必要一唱。但我很少進KTV，更別說唱歌了。老領導點名，只好勉為其難了。龔總對現代中國革命，對毛澤東，自有其看法。但大抵有一點我們相同，一個說不清的情結，事實上，這大概是中國人的情結吧，如程益中所說，喝著狼奶長大，甩都甩不掉。而對毛澤東，要想湖南人徹底批判視之，恐怕很難。湖南人民基本說起來，無論是半尊敬還是半調侃，都是叫毛嗲嗲啊。就我來說，我總力圖本著現實的批判，存入歷史的寬容；基於價值觀的否定，考慮方法論的借鑒。
上面題頭是《十送紅軍》歌詞，據《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校。歌詞裏省卻贛南（即贛州）客家方言：裏格、介支個。“裏格”是“這個”的意思，和贛北都昌話差不多；“介支個”不知道是啥意思，按比較權威的解釋是：客家方言中的襯字與語氣助詞。但也沒說清楚該詞獨立狀態是啥意思，有說是“那幾個”的意思。怎麼念叨，都想不出都昌話裏有相同的詞，相同的是都昌話把“介”也讀成“gai”。
這首歌，並非當年贛南民眾屁顛屁顛跑在路邊，滿含深情地送別紅軍所唱。梁山泊式火拼王佐袁文才，清洗江西本土籍共產黨，裹脅政策導致鄉村經濟破產，軍營式治民體系帶來恐懼，贛南民眾對紅軍已經是冷眼相待，甚而有領著白軍打紅軍的情況。贛南中共控制區240餘萬總人口中，先後有33萬餘人參加紅軍，那送行的民眾，站在兩邊，燈籠火把交相輝映，然而，與其說感念軍民魚水情深，不如說是淒絕送別此去不歸的家屬，和自己身不由己的命運。
此處不是歷史論證文章，無法過多涉及贛南中共控制區即中央革命根據地，當地民眾和紅軍的關係。雖然《十送紅軍》曲調搜集整理者朱正本，回憶它采風時的了解說：當年每當紅軍上前線，各個村子的百姓經常到村頭、河邊、大道旁送別紅軍，有時一邊送一邊唱，其中一首送別紅軍歌，旋律婉轉優美（此話真實度需要存疑）；雖然無數革命回憶錄包括共產黨政鬥失敗者的吳法憲，在回憶自己早年參加革命的經歷，都仿佛洋溢著階級的仇恨和找到組織的喜悅；然而現有的當年史料已越來越多證明，壁壘式軍管之下，參軍既是血酬定律的最好體現，也是恐懼不能自主的無奈。所謂擴紅，披紅掛彩的背後，充滿著淚水和恐懼，“反革命”三字的恐怖，導致人們害怕就能使兵員激增。雖然當年和多少年後的宣傳畫，“打土豪分田地”和“翻身農民鬧革命”顯得那麼伊甸園，但這樣的政策，農民革命幾千年見怪不怪，絲毫不影響流寇或軍管式從農民身上對金錢、糧食、勞役和兵源的裹挾與榨取。
沒有一次農民革命，不是一時的、樹典型的開倉賑民歡樂，和永恆的普遍的對手無寸鐵的農民的恐怖裹挾。上溯幾十年，被中共稱頌作為先驅榜樣的失敗的天平天國，其高級官員、軍事領袖李秀成後來就曾輕描淡寫地回憶：西王（蕭朝貴）在我家近村鄉居駐，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全家食飯，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臨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之故而隨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秀成一生，身不由己，這是最初的表達。他的既因革命食飯更被革命恐怖裹挾，是無論包裹著什麼外衣的農民革命，最一以貫之的對立統一。所以，當《送郎當紅軍》調起，紮入鄉愁體味優美的同時，內心有一片空間在時刻提醒，地底下，有痛苦的父母妻兒，有亡魂在呐喊。
江西在中共革命中付出的代價不小，官方統計數位顯示，江西有238844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其中贛南占10.8萬；中央紅軍西走陝北時的8.7萬人中，有5萬餘人是贛南籍子弟。湘贛和兩廣有相似之處，因為移民而有千絲萬縷聯繫，毛澤東就是唱著“老表”的口號進入江西。然而命運待他們並不厚，太平天國廣東人做精神領袖廣西人控制世俗權力，兩廣老兄弟同坐江山同享尊榮的歷史沒有重現，江西本非中共革命領袖起事之地，它只是革命的一個驛站，加上江西籍高層在井岡山、贛南的覆沒，到後來方志敏被執，張國燾敗走，江西終至就算從中共自身評價體系言，也是“廿萬子弟百戰死”，才換“三員上將廿年歸”。
幾萬子弟背井離鄉，逃荒已經絕望，這不是逃荒，而是扛槍的逃亡。那些絕望的父母妻兒，站在於都河岸，想著可能永遠不歸的兒子丈夫，憂心紅軍去後不測的命運，能不撕心裂肺、肝腸寸絕？“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最後一代唐詩圖景，產于現代中國，落在江西贛南。少共江西省委書記、留守性質的中共蘇區分局委員李才蓮是興國人，1935年5月，21歲的他在瑞金突圍時戰死。她的妻子池煜華每天站在自家門檻上望郎歸，一等71年，直到去世，因為他的丈夫曾經說過：戰爭時候什麼消息都有，如果有人說我死了，你千萬別信，我一定會回來找你。早些年，我的同事曾經採訪過此位老人，這個故事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它內涵的時代中大人物的傳奇和祭臺上小人物的淒絕，讓我百感交集（此事真實度亦存疑）；而以共產黨的被遺棄者寫進歷史的吳法憲，則用無線淒涼的筆調，描述除他參軍以外的作為平民的一家七口，因圍剿、還鄉團原因，死掉六個，最後孤苦的父親流落街頭，販賣黃煙直到解放，可還未見到衣錦還鄉的兒子就不幸離世。考慮如此，則於都河的送別，撕心裂肺當有之，然而，這和“恩情似海不能忘”、“撒下的種子紅了天”的詠歎，就是兩碼事了。
贺锦斋烈士遗文曾写道：“1928 年秋由松滋撤退时，成千上万的农民，皆弃家随军移走，大有携民渡江之况，我心怆然有感。”长征后剩余红军十不存一，不但不溃散反而夺取了全中国，魏寒枫之流又如何能理解革命者的信仰？
這首歌，贛南民眾可能不會唱。但最關鍵的是，那時壓根沒有這首歌。這個我們已經知道。從另一個層面也可作些有意思的說明。《十送紅軍》中，三送紅軍到拿山，七送紅軍五鬥江，十送紅軍望月亭，加上下了山、過了坡，上大道，這是徹頭徹尾的井岡山地名和路途。而那時，我們的紅軍長征，按官方定義，較為客觀的出發地表述是：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黨政軍首腦機關撤離瑞金，於10月17日傍晚在于都率領8.7萬名紅軍渡過於都河，開始長征。瑞金、于都是贛南，井岡山是吉安，中央、紅軍和毛澤東那時侯早就在贛南的瑞金紅都了，吉安湘贛界的井岡山1929年就撤了，誰送啊？你看這歌情深意切，肝腸寸絕，天知道不僅時間挪位，空間上更是睜眼撒謊。或許贛南送別，領頭的是博古他們，加上毛很背，比不上當年紅色山大王的風光，於是事過境遷，就來他個乾坤大挪移，這種事情，沒少幹。
已經無法記起第一次是何時聽到《十送紅軍》，或許，也是通過廣播吧。我們家鄉是在贛北，和贛南、井岡山也是路途遙遠。然而，這並不妨礙《十送紅軍》的旋律，伴著秋雨梧桐的淒涼夢境，永遠刻在少年的我的腦海。因為籠蓋我們的，是如陳凱歌電影《無極》裏大圈圈套小圈圈的緊箍宮殿一般的革命的情感。書本上接受的是宏觀的革命景象；落到江西，接受的是江西是老革命根據地的教育，井岡山和南昌兩大中共過客式用兵之地，是江西全民的圖騰幻境；落到都昌，則是處於身邊切身體驗的革命情感。都昌同樣是老革命根據地，高考可以有加分優勢，雖然我印象中，等到我大姐慘痛的高考經歷時，這個已經不起作用了，都昌這個老革命根據地算不得什麼，不過是燎原星火中渺小的一點而已，遠不能和贛南、吉安比；落到汪墩，這自己的生活環境，則是每個清明，涉步不遠，去掃烈士墓。
這裏當年也上演過血腥的黨派和宗族仇殺，現在最後戰勝方當年所犧牲的亡魂，正享受著至高無上的道德供奉，他們的子弟，也幸運地進入當地政界，成為頭面人物，而曾經風光一時的最後失敗方，則殺頭的殺頭，逃亡的逃亡，早已樹倒猢猻散，他們的後代，只能夾著尾巴做人了。清明時節，通常鄉下會做米粑吃，這是都昌民間最受人歡迎的食物之一，而那春日豔陽，和風拂柳，漫山的映山紅開放，映山紅，本就是江西風土和革命的典型吉祥物，還是一種略帶酸甜的上好食物，加上松濤陣陣，寫出一篇祭奠先烈努力學習的文章，能得到帶隊老師的誇獎，則革命一詞，已經和清明結為一體，成為鄉間少年難得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一旦你從少年時代起，就是處於這樣的環境，則你的思想命運，通常也就難有大的例外了。而一旦進入成年，因為兩次下雨的意境對接，則對《十送紅軍》裏秋雨梧桐的夢境，已經是欲罷不能了。頭一次是下雨天的傍晚，天色昏暗，細雨沾衣，走在崇山峻嶺、景色幽深的山路上，那是當年中共遊擊隊活躍的三縣交界處，茫然無依的孤獨，伴著對當年槍聲和英雄運籌帷幄的想像，幽靈已經進入你的心中，你無絲毫反感。再一次是看戲，堂皇的劇院，動情的演員，正在現代光影設施製造的瓢潑大雨天中，上演著贛南山野一次驚心動魄的革命情景，那是在講述一個鄉間美麗女人如何挽救一個革命者。這出戲的劇種叫採茶戲，是贛南客家和江西的代表性劇種，它曾經咿咿呀呀不厭其煩地通過波頻傳送給全江西，但江西的鄉愁或許是被黃梅戲和越劇所佔據，它未曾有一次打動過我。
終於有一天，我竟然能聽到採茶戲那麼美麗動人的聲音，那就是《十送紅軍》。是的，就是傳唱中國的《十送紅軍》，成為共產黨和他人民情深似海、患難相依的經典詮釋。它是採茶戲。
我們知道，1961年，《十送紅軍》作為歌舞劇《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中的一首，由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首演於北京，從此傳唱中國。它由共產黨龐大而訓練有素的文藝隊伍中的一員、曲作者朱正本與詞作者張士燮搜集整理、創造新詞，於1960年發表，也就是現在《十送紅軍》的模樣。而他們搜集整理的，正是贛南客家民歌《送郎調》曲調，該曲調在採茶戲中叫《長歌》。古老的鄉土中國，從《詩經》開始，民間就對愛情進行最淳樸熱烈的謳歌，那些憂傷動人的民謠，延續到羅大佑、崔健，一直勾引著中國少年悠遠的情愫，成為這個國家典型的文化意境。《送郎調》就是從南到北，從東倒西，從漢族到另外五十五個民族無數這樣美麗動人旋律中的一個。它並不會知道，它將和那些美麗旋律一道，遭受那美豔善良的女子妲己一樣的命運，被九尾狐狸精害死附身，偷樑換柱，從此人們再不復知道它的本真。越是見不得光的幽靈，越需要附身光明正大、萬眾所趨的美好事物，一旦俯身，則因為本體的美好，迅速流被。類似的預言，東西方都有作品在詮釋。經典電影《異形》裏，異形一旦附身，再美好的人類都變得邪惡，當它最後附身電影女主角，那地球上最後的善良母性，看著她絕望的掙扎，和異形一旦附身，就再也洗刷不掉，成為自身一部分，禁不住悲從心來，久久不能散去。
那優美的《送郎調》，是客家離人和思婦的鄉愁。有人說：送別的情感在客家人中特別濃烈，客家民歌與客家採茶戲中“送郎”、“十送”之類的民歌佔有相當大的成份。客家先人告別中原，舉家向南遷徙，長途跋涉，艱苦轉輾，在漫遊中選擇一個又一個生存空間。不停地走，只有起點，沒有終點，不停地告別、離別、送別。《送郎歌》中的情景是妻子送郎出遠門，邊送邊唱，情深意長，一唱三歎，觸景生情，如泣如訴，悲切哀惋，欲言又止。這優美淒涼的旋律，最後通過置換新詞，成為《十送紅軍》，它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通常被一個或一群共產黨文工團的美麗女子，穿著現在已經沒有的鄉間清純打扮，站在路邊，向那些滿負荷爾蒙的紅色軍人，憂傷而多情地揮手。客家夫婦的深情送別，就這樣天衣無縫地轉化為以贛南女子為形象代表的贛南民眾對紅軍的依依不捨。
所以，每當少年的我，聽到《十送紅軍》或《送郎當紅軍》時，總能感覺出濃重的憂傷。總想是贛南民眾眼看著紅軍和子弟就要遠離，白軍和還鄉團回來，那種斷腸的分別痛楚的自然流露。而這，當然是一種憂傷的失敗情緒。心想，紅色革命中，總算還有像蘇俄革命的靈性空間存在。可全然沒想到，這塊恢弘背景布的後面，是對客家離人思婦的情感表達空間的無情占取。
那些發源於春秋戰國年間的田頭采風傳統，同樣行進到現代中國，成了鋪天蓋地的異形式侵入。那些不缺才思和土地精神的文藝工作者，他們不再是愛情和美麗的使者，所做的不再是樂府式搶救和收藏，而成為官方權力控制下，無孔不入，無時不在的異形入侵。以《十送紅軍》為例，就足見一斑，據曲調搜集者朱正本回憶：空軍部隊領導為突出老區革命傳統，要求他們必須注明《十送紅軍》是民歌。而當時中共蘇區負責文化教育的瞿秋白就指示：沒有人譜曲，就照民歌曲調填詞，好聽，好唱，群眾熟悉，馬上就能流傳，比有些創作的曲子還好些。
這些偷樑換柱式妲己附身、異形入侵，從南到北，從東倒西，從漢族到另外五十五個民族，桃花過處，寸草不生。現在，是到了該恢復中華民族美麗的愛情和生活旋律的時候了。我們將要無比艱難地去捕捉，那些被偷樑換柱後早已模糊陌生的美麗的背影：
1.《十送紅軍》本是客家採茶戲《長歌》，《送郎调》：
原詞有：一送裏格表哥，格只介櫃子邊，雙手裏格拿到，格只介兩吊錢……表哥哥聽妹哇，出門裏格郎子，都要愛惜錢。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9TzU9nl-o
改詞見文開頭。
《送郎调》（十送表哥）原词则是：
一送（里格）表哥，（该只介）柜子边，
双手（里格）拿到，（该只介）两吊钱。
一吊（里格）拿到，表哥零星用，
还有（哇里格）一吊，表哥做盘缠。
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
表妹（啊里格）送我，（该只里格）柜子边，
双手（里格）接过，（该只里格）两吊钱。
一吊（里格）拿我啊，（该只里格）零星用，
还有（里格）一吊，（该只里格）做盘缠，哎呀表妹妹！
表哥（里格）我会啊（该只里格）爱惜钱。
二送（里格）表哥，（该只介）天井边，
一朵（里格）乌云（该只介）遮半天，
保佑（里格）龙天啊，（该只里格）落大雨，
留下（里格）涯郎啊，（该只里格）歇夜添，
年头（里格）一走，（该只里格）年尾归，
歇了（里格）一夜啊，（该只里格）当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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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送（里格）表哥，（该只介）桂花窝，
拗枝（里格）桂花（该只介）来垫坐，
左手（里格）攀到桂花枝，
右手（里格）挽紧亲表哥。
桂花（哇里格）香万里，
花恋（里格）枝头（该只里格）妹恋哥，哎呀表哥哥
两人（里格）实在（该只里格）情意多。
花恋（里格）枝头（该只里格）妹恋哥，哎呀表哥哥
两人（里格）实在（该只里格）情意多。
九送（里格）表哥，（该只介）九曲滩，
滩水（里格）流到，（该只介）又流还，
滩水（里格）也有回头意，
表哥（哇里格）出门几时还？
哎呀表哥哥莫把表妹，（该只里格）望穿眼。
表妹（啊里格）送我，（该只里格）九曲滩，
滩头（里格）流水，（该只里格）流又还，
滩水（里格）都有，（该只里格）回头意，
人情（里格）还能，（该只里格）比水淡。
哎呀表妹妹今冬（里格）唔归，
我就（里格）明日还！
十送我表哥，（该只里格）路途尾，
表妹（里格）送我路途尾，看见（里格）半天，
（该只里格）雨飞飞，
表哥（里格）撑起，（该只里格）高天伞，
表妹（里格）脱下，（该只里格）围裙围，哎呀表哥哥（妹妹）
你去（里格）出，我就打道归！
2.《送郎當紅軍》本是贛南民歌《十送郎》。
原詞有：送郎送到天井邊，一朵烏雲遮滿天，青天保佑下大雨，留住我郎宿夜添。
改詞有：送郎送到十裏坡，眼不流淚口唱歌，願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
3.《八月桂花遍地開》本是河南信陽民歌《八段錦》。
原詞有：小小鯉魚壓紅鰓，上游遊到下呀嘛下江來。頭搖尾巴擺呀哈，頭搖尾巴擺呀哈，打一把小金鉤釣呀嘛釣上來。小呀郎來呀啊，小呀郎來呀啊，不為冤家不到此處來。
改詞有：八月桂花遍地開，鮮紅的旗幟豎呀豎起來。張燈又結彩呀啊，張燈又結彩呀啊，光華燦爛現出新世界。親愛的工友們呀啊，親愛的農友們呀啊，唱一曲《國際歌》慶祝蘇維埃！
4.《東方紅》本是陝北民（情）歌《騎白馬》。
原詞有：騎白馬，跨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打日本就顧不上。毫無疑問，這已經非《騎白馬》的民間歌詞。
改詞不列。
5.《烏蘇裏船歌》本是赫哲族民歌《想情郎》。
其餘各地各民族的歌曲被偷樑換柱情況，不知凡幾，因非專業人士，不再一一列舉。
當初出發長征，絕對的高端機密，除了核心成員少數人之外，沒人知道。誰若是跑出村頭高歌送紅軍，還“十送”？不算“AB團”也算奸細，非殺頭不可。
2001年，在慶祝建黨80周年前夕，中央電視臺播放了電視劇《長征》，該劇生動地再現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壯麗畫卷。劇中多次用嗩呐吹奏《十送紅軍》，使得氣氛更顯得慷慨悲壯，有力地烘托了劇情。劇中有這樣一段情節：紅軍撤離中央蘇區時，鄉親們邊打著火把送紅軍，毛澤東叫一位姑娘再唱一首《十送紅軍》，這位姑娘便含著眼淚唱了起來……
（網文選載，本刊略有編輯）
2. 镇巴人说 这首歌属于他们,源于1958年发表在《民间文学》上的《镇巴民谣——十送》,搜集者富饶是镇巴文史工作者符文学的笔名。据介绍,1956年10月,符文学受组织派遣深入当年川陕苏区普查革命烈士,收集革命斗争史实。走到永乐乡(镇巴辖区)时,打听到在西乡街有个叫朱有炽的人,曾任县苏维埃税务局长。在与朱有炽的交谈中,朱哼出了《十送红军》,符文学当即记下并整理出来。回到县里后,他把《十送红军》抄寄给了中国民间文艺杂志社《民间文学》编辑部。直到1958年才得以发表。但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不少舞台演出和出版物中,署名皆为朱正本、张士燮。后者的歌词与前者相比,只有一、三、五、七、九、十共六段,不同之处仅为歌中所涉及的地名和个别词句,而也是自此后,这首歌在大家的印象中一直以江西民谣自居。 镇巴人认为,原词中涉及的地名“南山”、“通江河”、“望月亭”等均属镇巴、通江地名,全词意境也正符合当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时的时段和情景。所以,他们认为镇巴才是这首歌真正的母源地。 采访中我们得知,符文学先生仍健在,但遗憾地是,我们并未见到。而被当地称为陕南歌王的刘光朗先生是符的好朋友,且于1959年为《十送》谱了曲,关于《十送红军》在镇巴的来龙去脉,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959年,刘光朗从西安艺术师范学院音乐专业班毕业回乡教书,“不久,符文学找到我把发表在《民间文学》的《十送》交给我,让我谱曲,看了歌词后,我感觉非常美,当时心里很感动。很快,我按镇巴民歌的曲调谱了曲,并教给学生传唱,效果很不错。” 刘光朗称,前几年他曾到通江县两河口搞采录,找到了朱有炽的儿子,朱的儿子证实曾见证了符文学找他父亲收集这首歌词的过程。而朱有炽的一位老邻居告诉刘,“那个老汉爱唱的很,经常弹个弦弦唱。”这位邻居还为刘光朗学唱了几句朱有炽经常唱的《十送》,“用的是镇巴《绣荷包》的曲调。” 记者从一篇符文学写的《十送红军谁传唱 且听镇巴采录人》的文章中看到,在采录过程中,朱有炽曾说到:“在两河口的红军部队,平时除对敌作战,建立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以外,为了鼓励红军战士,号召穷人参加红军……创编了许多红色歌谣,在根据地到处传唱,如‘徐向前,到川陕,空山坝,扎营盘。恶人个个脑壳砍,打得川军垮了杆’……还有一首比较长的红军歌谣,共有10段,是在1935年2月,留在巴山游击队一位皖、鄂一带的老红军(忘记了姓名)教我唱的,教了几次我才记得牢靠一些,歌谣名字叫《十送红军》”。
3. 芒果的更正: 曾任县苏维埃税务局长的镇巴西乡街朱有炽，说称该歌是1935年2月巴山游击队一位皖鄂老红军留下的歌，至少他没说是自己写的，较为可信。该歌曲调是客家民歌也是可信的（有方言）。解放后声称自己拥有该歌版权的，都是文痞，他们写不出相关地名，也写不出高台白玉柱这种传统底蕴深厚的歌词。 旧词与新词相比，两吊钱啥的，艺术性思想性差多了。
魏寒枫“瑞金、于都是贛南，井岡山是吉安“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赣南不是赣州南部而是江西的南部。曾山任吉安西區區委書記时發動農民參加的就是贛南武裝起義。赣州、宁都、吉安解放后划为赣西南行政公署。井岡山是山脉，歌中的拿山、五斗江在其南面，离吉安远离赣州近。这些地方和永新、遂川等都是红区。红军是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多地开往于都集结后开始长征的。“井岡山1929年就撤了“也是错的。王佐袁文才是30年2月被彭德怀冤杀的，旧部反水后导致红五军放弃井岡山。
至于扩红是否强迫的问题，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即红军）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