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不是故事！是亲历！我也是农村人，我也经历过那三年（转贴）
作者：太阳能热水器；来源：强国论坛
看到了《听一位老列车员讲述其过去的故事》一文，感触颇深：深为造假之风依然日盛为憾，深为造假之人不知羞耻为憾。
高中时期：一生中特殊重要的三年
于我个人而言，高中阶段对于我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基本道德观念的养成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那三年，我开始了观察社会融入社会。其中有些对我影响很大。首先就是我阅读了好几本阐述青年修养的书，开始想到要做一个怎样的人了。当时有一套专门供青年人阅读的《青年修养丛书》。其中由敢峰撰写的《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使我受益最大，感触最深。至今还记得的还有《谦虚与骄傲》。初中阶段之末，高中阶段之初，正是1960——196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对那三年民情民生的描述，可谓众说纷纭，责疑当时的党，责疑当时的政府，责疑当时的政策，一度甚嚣尘上，令人莫衷一是。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思考，我的探求。我家乡的情况是，困难确实存在，生活确实比其前后都要艰苦。山芋藤的淀粉吃过，瓜菜代（例如青菜饭、青菜粥、胡萝卜饭、胡萝卜粥、山芋饭、山芋粥）吃过，而且基本是那时农村人家的饭菜的常态。肉食极少，致使油水不足，市场上吃的东西如黄烧饼少了，油条麻团少了，油煎的豆腐渣饼也卖了（豆腐渣此前是用来喂猪的），小碟子大小，五分钱一个，我曾经买过一个，咸咸的，很有味道。说实话，当时我就很能吃。在学校，一顿能吃一斤米的饭，晚间放晚自习回家，【这时候，学校教室里已经有电灯可以上晚自习了。农村里，不少人家都已经有自行车这一大件了】母亲总是为我留下半盆稀粥，我也能将那半盆粥吃得干干净净。
我家是农村中属于人口多（9人）孩子多（7人，中学生1个，小学生4个，学前儿童2个）劳动力少（2人）的。但是我们家、我的亲属家，我的邻居家，我的各乡各镇甚至是外县的同学家，都没有听说有人因饥饿而死的。这是我的直觉。是不是我的家乡的情状在当时是个别实例，不足以反映全局呢？我开始了反复的思考比较。想到了很多，比如为什么那时各地各方的人们，无论是城镇的，还是农村的，一个个都没有彷徨、没有抑郁、没有寻衅闹事（虽然民兵都有枪，就在他们身边），也没躺倒不干（虽然那时是最有条件装熊偷懒，广出懒汉的）。相反的是战天斗地干的更欢。【我们家乡黄海边上那大片大片的茅草地盐碱地就是那时候改造成肥沃的可耕地的。冬天的挑河（治水工程）也是一如既往，未尝稍停。后来才知道，全国各地的大量的水库水利设施正是在那一时期建成的，同样是河南省，一些地方的民众因受饥饿的影响而死，而林县却在同一时间开始了震撼世界的红旗渠开掘工程。何以会做到全国范围的大灾甚至是巨灾、民众普遍食不饱腹，时间长达三年的情态下，社会依然稳定，建设依然快捷，民众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时至今日，我仍然一直在思索，一直在探求】
比如无儿无女无劳力的鳏寡孤独五保户，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弱势的，如果社会不公，如果政府罔顾民众，按照常规分析，挨饿致死的首先该是他们，而他们在那三年却未见说有饿死的，为什么？小岗村的那些个懒惰得连正常年份地里收获的粮食都不够自己吃的人们，在饥荒面前亦是不容置疑的弱势群体，在那三年为何也没有饿死？还不是因为像城市户口的人们那样一直有返销粮保证着？如果真是那样，那么，问题就不是出在党中央的政策上，而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数”，恰恰是某些个干部的渎职、失职、胡作非为这个因素导致了灾难的更加深重，导致了勤劳人们的饿殍加重，死亡人数增多。【事实上，渎职、失职的干部层级越高，受害的层面也越大，我认为。】
看看今日的干部队伍，足以证明，确实是那几泡鸡屎污染了一缸好酱。同时也证明了当时的国人确确实实都无限信赖毛主席的领导，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做出表率的各层各级干部，相信只要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实现未来。事实上，就连我自己也从没想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时和全国人民也一样，节衣缩食，与民众同甘共苦（其实时至今日，没有上网或者没有常上人民网深水区的网民，至今不知道这等事实的仍然大有人在），否则当时人们的激情还会更高，对某些事情的思考和探讨还会更早更深乃至范围更广。
到了高中，我已经能够参加集体劳动了，所以烧饭挑猪草等家务活也就等于移交给弟弟他们了。每到暑假，我参加的劳动主要是治虫打药水。与我配对的是一位叫潘秀琪的壮汉，按辈分我应该比他小一辈，我俩抬着一只粪桶，粪桶里装的是药水，药机也插在里面，我走在前头，挥舞着药机的喷头，潘秀琪叔叔在后面，他总是把粪桶挪的尽量靠近他，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我肩上的压力，当然，也是为了方便给药机充气。
义务地帮生产队会计用大红纸抄写社员们出工记工明细的公布榜，以方便人们了解，方便人们监督，是我能为生产队所做的又一项工作，不过这一项是尽义务而不拿工分的。正是这一项工作，使我虽然时隔已经五十多年了，离开家乡在外地学习和工作也长达二十六七年，但那些长辈的名字男性的不仅全部记得，女性中即使有的已经过世了也还记得不少：庄秀兰，全生产队最贫困的一户；韦巧云，其丈夫开着私人理发店；韦庆兰，住在沟西我喊她老舅母；黄爱莲，我喊她施二妈；韦桂银，丈夫是四类分子；------前边四人已经离世了，后面的那人依然健在。
那时下地劳动，都是由生产队长安排，你们几个去张三地里除草，你们两个到李四地里喷药，张三地里李四地里都是沿用土改时的说法，因为无论用数字还是用东南西北加数字，都难以既简单又明确清楚表达地块的方位。犹如至今人们还仍然把某村称为某大队一样。虽然没有铜钟，也没用高音喇叭，但出工收工的确都是集体行动的，只是用的是悬挂红旗子的办法（因为我们家乡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隔个几里路也能看的清清楚楚）。我至今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工厂统一上下班无人质疑，而当时农村的这种集体行为却被人视为笑话屡屡质垢？！难道农民天生就只能独来独往，不需要培养集体观念社会公德？能够让习惯于散漫的农民也懂得集体观念，懂得纪律观念，懂得遵守公共秩序，难道不是社会的伟大进步？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仍然迫切希望达成的？是毛泽东时代，是人民公社化体制，让农民们得到了意义伟大而又深远的跨越，也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缩小得到了意义伟大而又深远的跨越，一个更趋平等更趋合理更富活力的新的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社会氛围得到了雄厚的奠基。妇女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就是从他们参加农业劳动有了自己的工分本开始的。这些难道不是妇女大解放的成果？难道不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成果？难道不是社会大改革的成果？因为在那以前，她们都或者只有小名，或者被称之为“大嫂”“大妈”和“奶奶”，比如庄秀兰，我就喊他侉妈妈，因为他们一家是由当时更穷的地方搬迁来的，语音与我们当地有所不同。黄爱莲，因为她的男人姓施，还排行第二，所以我也喊她为施二妈。
1963年我高中毕业，那年的春天，报纸上发表了雷锋同志的事迹和雷锋同志的日记，3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归纳了学习雷锋的四个要点：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其他的中央主要领导也都写了学雷锋的题词。雷锋事迹，雷锋日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题词，在全国，特别是在我们这些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个学雷锋做好事，做好人的高潮澎湃兴起了。我当时的一本同学毕业留言至今还存留着，上面的留言中很多都是引用雷锋日记中的话和学习雷锋做雷锋一样的人相勉励，我当时也在留言的最前页写下了“一语千金，余永铭心”，事实上，这又是我为自己的人生路径立下了一个新坐标。虽然我后来的攀爬并没有一如初始，也没达成多大实效。高考前，适逢征兵，我当然又一次参加了体检，这次的身高是1.58米，（三年困难期间，我的身高居然增加了29厘米！）除了有些平足之外，已经具备了入伍的条件，但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在入伍与上大学之间的选择上国家当时采取的是上大学优先的原则，（体现了那个时代对知识人才是真真实实高度重视的）所以我没有能够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我们中学坐落在一个农村小镇，当时高中有两个班。高考考场当时是设置在另外一个县里的。有的同学不想参加高考，直接回到了农村，参加高考的共有63人，最终考上了7人。在我们大队（现在叫村），1961年，一人考上了军校，加入了空军；1962年，一人考上了南京工学院；我是1963年；1964年，又一人考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家兄弟7人，大学生一人，高中生两人，初中生四人。其中入伍当解放军的两人。我想，这些至少证实了当时农村文化教育在我家乡地区的受重视程度和被普及程度。
在我上大学以前，作为一个农村学生，虽也参加过一些体力劳动，但对农事的艰辛体会的并不深刻。因为很多的重农活如挑河、挑粪等自己都没有亲自体验过。但家庭中的一种活计其艰难程度至今仍然使我唏嘘不已。那就是推磨。那时的农村，无论是一家一户还是生产队，把带皮的原粮研磨成能吃的成品粮还只能是用石磨或石碾子，机械加工还没有普及到这一层级。【发展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时，农村的粮食加工已经都用上“电磨”了】人力拉磨推磨不仅非常吃力，而且效率很低，磨磨唧唧，非常费时。我家9个人，几乎每天都要磨磨，而且一磨就是好几个小时，常常是从天刚黑时磨到深夜，往往是累得烦得无趣得闭着眼睛，机械地拉来推去。邻居中有个叫小翠子的，常常帮我家的忙，以致她虽然罹患癌症早早去世了，我还是很感激她。想起推磨的难受劲儿，我就特别想到，“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使农村的一切都能机械化电气化，最苦最累的挑河不用人挖肩挑，而代之以挖掘机了；效率很低的人力翻地、平整、播种、施肥、锄草、收割，都用机械替代了，农民们的劳动还会那么艰苦吗，他们的劳动强度还会那么大，劳动时间还会那么长吗？农民们不也能够和工人们一样一周劳动四十个小时了吗？甚至一个月劳动总时间也不超过一百六七十小时那该多好呀！可惜，小岗呀，小岗，因为你们的红手印把这些可能都抹去了。唉，你这个没有利人也没有利己的榜样呀！
据说中国境内的水灾水患历来很是普遍。但我经历的真正称得上大水泛滥的情景，却不算很多。1962年那次，算是一回。那次 ，我们这里平地积水至少一尺多深。因为我从生产队仓库挑着分得的玉米棒子回家时，是赤着脚趟着膝盖深的水的。1963年，在去大学报到途中经历的海河流域发大水是第二次。我孙子出生的那一年是第三次，那次买红蛋送红蛋在工厂厂区都是趟着膝盖深的水的。2015年，我们厂区的洪水比上次还要大，仓房都进水了，连里面的高达四十多厘米的小缸都淹进了满缸的水。幸好因为水利设施功能还算正常，排水的速度很快，所以，也只是延续了三天时间，洪水就退了。
还有一件事我还得说一说，因为它凸显了我那时的幼稚。动因呢？现在想起来，肯定是在看到了歌剧《洪湖赤卫队》之后，我居然也杜撰了一部剧本，题目叫做《斗龙风云》，当时也不懂得写稿要用方格稿纸，我是写在练习本上的，还把它寄给了老舍先生，老舍先生还真给了回信，内容大略是鼓励加劝慰，可惜老舍的回信连同我写的原稿全遗失了，只是我当年的一些高中同学还记得这件事，也是他们的提醒我才记忆起确有其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