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的诞生和对庐山会议的影响
获得四川粮食产量真相
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指令到四川种粮，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处都有标语牌，还有万斤粮、放卫星的照片。我在崇义乡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全程都是在最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教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 500 多斤。
老农还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超过我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了：“你们不是报告平均二千斤吗?” 农民回答我：“那都是干部报的，你不多报，他怎么升官呢?”我又问：“那万斤粮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告诉我：“万斤粮就是把快熟的稻谷挖出来，十几亩集中到一亩上，卫星试验田都是人造的。那么多稻子塞得满满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这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况几乎一样。
当时，劳动模范罗世发给主席报告的也是二千斤。据农民讲，人家要他报一万斤，他不，他就坚持只报二千斤。从这些情况来看，很明显过去四川，甚至全国的农村，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和判断，因为我得到的实际产量只代表我这个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农民七嘴八舌的说法也不能全信，还必须亲自听听罗世发自己怎么说，才能下结论。我决定去拜访罗世发。
罗世发当时有一大堆头衔：四川省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等。上面去找他的人多，他都照顾不过来，他不是我这个公社的，我要自己去，恐怕也见不到他。所以，我就先要做点准备工作。
我先联系了县里的曹书记，他是个道地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对知识分子很尊重。田家英是大知识分子，他很尊重，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从中央来的，他也很尊重。我和他谈得来，我们都希望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实际。我跟他说，我这次下来就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实情况。他则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委托。我下来后跟他接触了多次，觉得他是个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是愿意让我调查到真实情况的。他往上报的也是亩产两千斤，但他实际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说过：“我要不这么报告，书记就当不了。就这样报，我还挨批评了。因为我报的在各县的报告中是最低的。”
我把想和罗世发见面谈谈的想法说了，曹书记一听，就要陪我去。我说，你是父母官，也是大官，人家见了你就不敢说话了，还是我自己去谈谈吧。你给他打个招呼就行。就说我是个不懂农业的知识分子，想跟他请教点有关农业的知识。曹书记爽快答应了，马上通过电话打好招呼，还让一个崇义的周书记同去，给我领路。
当时陈伯达的秘书史敬棠来四川办事，顺便看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来看我，也顺便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已经约好要去看罗世发，就让他跟我一起去，直接向罗世发调查情况。李学谦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我们五人工作组成员之一，我把她也带上了。去找罗世发谈，我有信心。我觉得，他只要是党员，是人民代表，而人民还拥护他，就有党员的纯朴之心。只要我能讲清利害，他就会说真话的。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想知道真实产量，我的实验田只代表我这一个地方，全省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虚报?知道这个就够了。
我们几个人见到罗世发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劳动模范没有脱离农民本色，和现在那些吃吃喝喝的书记们是不一样。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赞扬他这个农业专家对四川、对国家做出的贡献，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自己种实验田的详细经过，还说自己没有按照报上说的做密植。他听了说：“老戚啊，你种的试验田，我看了。”听他这样说我惊讶得很，问：“你这个劳模，真去看了我的实验田?啥时候去的呀?我一点不知道。”他说：“你插秧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上面来种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说田家英带了个工作队种庄稼，我就去看看是不是也来瞎胡闹干啥的(他说的是土话，是瞎胡闹的意思，我自己说不上)。我还带了几个公社的人去。我跟他们说，这个工作队看来真是毛主席派来的，这个种实验田的是个内行啊。我一看就晓得，你那个插秧不是根据上面规定的‘双龙出海’，是按我们农民的意见插的。”他又说：“我们也没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报告还是写按照要求做的。真要那个密植，就要死苗了。我们都是 7、8 寸的距离，都不是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太密了，苗长不大就倒了。你们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毛主席派来的人就该这个搞法。”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问：“那你怎么那么多?我却这么一点儿?才 500 多斤?”他好像有点为难了，瞪大眼睛看着我，不说话。不过我看得出，那也不是反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说，老罗啊，你别看毛主席地位那么高，他的计划，他的指示，都要根据下面真实情况来定的。下面的情况不真实，他的指示就脱离实际了。毛主席好比一个加工厂，材料不好，出来的产品就不好。这个责任就不在毛主席。你可要说真话啊。要都是假材料，毛主席怎么领导啊?你看，我来半年多了，种的实验田，密植跟你的一样，产量也就几百斤，哪有几千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世发知道我了解实际情况，我不是瞎说产量，而且他也该看出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知道个真相，就放下了包袱，说：“老戚啊，你不要问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哪有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哪来一万斤?我这个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最好的种子，就打了八百斤。他们整天都在这里，都知道的，就是这么说就是了。我去做报告，全国都是几千，几万，我这个劳动模范只打了几百斤，那不是给会议抹黑吗?不能给会议抹黑，不能给中央抹黑，我就说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就是八百斤。”
“那别的劳动模范也瞎说的?”我又问。别人我不敢说，江苏的陈永康，他报了四千斤。我问他，你怎么打的?我们都是种地的，都知道的，谁也不能骗谁的。陈永康就跟我说，老罗啊，不问了，你都知道，你还问我，哪里有四千斤。我问他，那你今年打多少?也就八百斤，他说。”这就是当时四川粮食单产的真相，也是全国粮食单产的真相。我们是几个人去的，听罗世发说出这些真相的不是我一个人。当然，这里记录的是谈话要点，不是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年代久远，做到一字不差是不可能了。跟罗世发谈完回来，我把谈的情况告诉了曹书记。曹书记说：“罗世发报的这个产量，下来的干部都不敢去翻这个案，也翻不动的。你用了什么法子?”我说：“也没有什么法子，就是实话实说，告诉他，你这个劳动模范的粮食产量，牵涉到这个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抉择。我是用诚恳打动他了。” 我又问曹书记：“将来，你要是为这事挨了批评怎么办?”他说：“你调查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承认。你别提我就可以了”。一个多好的干部啊，那时也不得不说点瞎话。
起草《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急送庐山会议
我亲自种粮，我和老农交谈，我走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这三者相互印证当时四川粮食单产就是亩产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后，我马上把我获得真相的过程和具体结论写成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关于我自己得到的产量，我特别强调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的谈话，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因为史敬棠全部听了罗世发说的话，而且做了笔记，我把报告写好后，就跟他说，你也听了罗世发说的，这是给主席的报告，你也看看。他看了很高兴，也同意报告内容。我说，那你也签个名吧。他是赞成对毛主席讲实话的，所以就签了名。由于他的级别比我高，又是陈伯达的秘书，还是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影响力比我大，我就让他把名字签在前面。李学谦也参加了谈话，我让她也签了字。这也算是求一种人多势众的效果吧。所以，这个报告是我一个人起草，但有三个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学谦。
【以前的材料说当时还有一个河南来的同志也在，就让他也签字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和现在的两个人的某一个是重叠的，是不是史敬棠当时是从河南过来的?或者另有其人?这里是根据 10 月戚老给的孟繁华的文字材料整理的】。
我们起初是五个人下去的，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开会多，没有时间下地，就没有实验田。逄先知因为是田家英的秘书，老要跟着田家英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也实际没有搞实验田。骆文惠是个小姑娘，觉得自己一个人搞实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也没法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我是实打实想搞一个报告的。一个人成心想搞个事儿，只要基本条件具备(有些条件要去创造)，就一定能搞成。所以，我们五个人到四川，实际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最后唯一的关于粮食单产的报告就是我这一份，叫做《四川粮食调查报告》。
报告写完请几个人签字后，我就立即派人送给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田家英。一般送主席的报告我们是一起搞的，我先送他。这次调查，就我这一个报告能让田家英拿到庐山会议上交差，所以田家英看到后就在报告上加了一句：“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们亲自调查的。”他把史敬棠也算在工作组了。由于史敬棠毛主席也认识，田家英这样做实际效果还是好的。在“八司马事件”中，主席就知道我了，还和我谈过话，对我也信任了，见这个报告上有我的名字，就对这个报告看得很细致。主席想象的产量就是那么个数，我的报告一来，印证了他的想象，他就知道我的报告是可靠的，他想象的产量也是对的。
据田家英、林克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把这个报告看了好几遍，一边批示立即印发会议，一边把李井泉找来，问他四川粮食亩产量究竟多少。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主席追问：“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 主席说着就把我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的产量就抗争说：“这不可能。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调查得不对。我的确下去看了，的确是二千多斤”。主席指着报告问李井泉：“你看这两条，一条是罗世发说的话，一条是戚本禹他们实验田的产量，对不对呀?”李井泉说：“不可能。我是亲自下去的。”李井泉坚持认为这个报告里面有保守思想、右倾思想;还觉得我们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顺着说，不敢多说产量。他就在主席那儿、当着主席的面跟田家英吵，说田家英是否定大跃进，
是带着框框下去的。还说田家英是拆他的台。他没有说我什么，因为我只是个小科长，虽然报告是我写的，但不是我递上去的，我也直接递不上去。主席说：“你看他们的报告，他们是亲自去种的。亲自打的，亲自秤的，你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那主席就说：“没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李井泉争辩说是他派人亲自去调查的，主席就要他还是好好看看那个报告再说。
李井泉当时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里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的报告牵涉他的政绩，要是报告属实，那就是他欺骗毛主席了，这牵扯到他的政治生死问题。他要保护他的地位，不服气是当然的。主席对他说的话看上去就几句话，可那其实是很厉害的几句话。这些也都是庐山会议结束后田家英他们回来后讲给我听的。
真正给李井泉打击的还不是我的产量，而是他树立的劳动模范罗世发。他立即派人去向罗世发核实是不是我打着罗世发旗号说话。罗世发当时归统战部管，统战部长是罗世发的顶头上司，平时中央要罗世发开会，一般都是统战部长通知的。李井泉就专派四川的统战部长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人去找他核实。这个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丰公社查看，问农民戚本禹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 500 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核对，还把我的报告念给他听，告诉他李井泉说了是戚本禹欺骗主席。戚本禹说八百斤的产量是你说的，你真这么说的?你是不是记错了?罗世发说：“他没有欺骗主席，我是这么讲的，八百斤是我说的。”罗世发这个人真了不起，他顶住了，说了真话。这是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和罗书记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转告我的情况。那个统战部长应该说也是有正义感的，心里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还是愿意讲真话，就实事求是根据他核实的结果，跟李井泉报告了我那个报告的真实性。李井泉这才向毛主席认了错。
田家英从庐山紧急下令我们从四川撤回北京
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我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印发给了大会，是最重要的反左材料之一，说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都可以。我的报告态度旗帜鲜明，说他们报的高产都是假的，李井泉最典型。当时李井泉是对万斤粮吹得最厉害的人之一。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慰的曾希圣，他们有的甚至比李井泉吹得还厉害。我把陈永康对罗世发说的那些话都写在报告里，等于是把江苏省委也扯进去了。这在庐山会议上就是个很大的事，各省市都震动。看到李井泉挨批评了，好多省的领导都心虚了，因为他们也都虚报过产量的。
主席本来也是准备按照《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写反左的文件，但彭德怀搞了个万言意见书，把反左的事情搅黄了，庐山会议风向也 180 度大变了。那些在会议前半截因为搞浮夸遭到批评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们，纷纷起来积极批判彭德怀右倾，反对彭德怀，借以掩盖他们自己的那些东西。田家英之前因为我的报告成为反左的一面旗帜，出了风头;之后就因为搞到彭德怀的“俱乐部”里去了，也成了很多人攻击的对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陈秉忱的电话，他说：国庆节到了，你们赶紧回来参加筹备，而且还有别的任务，一天也不要耽误，接完电话马上启程。我说，火车票买不到怎么办?他说，你们是中央的还买不到火车票?我告诉他，火车站人挤人，真的票难买。他说，难买就坐软卧回来，软卧费从我的工资里出。赶紧回来是第一，马上启程(我当时是科长，按规定不能坐软卧)。
我当时不知道庐山会议上出了事，不知道我的报告起了那么大作用，不知道李井泉和田家英吵架。我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回调，所以不想走那么急。工作要交代一下吧?那些帮我的老乡，怎么也得通知一下，握个手，话个别吧?但陈秉忱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都说到用自己的工资为我买软卧票这个份上，我不立即走是不行了，何况我一向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讲价钱的。我放下电话连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了台破车帮我运行李到火车站。李学谦得到撤回的消息最晚，最快也只能第二天走，我不能等她，又怕她车资不够，就留了点钱让人转交她。我赶上了当晚那班火车，要再晚半个小时，就错过了。普通车票真是没有了，我买了软卧上车，进包厢后几分种车就开了。真是紧张得不行。那时不是所有车厢都有啤酒供应的，但软席车厢有，我买了两罐喝下去就睡觉了。
回到北京才知道庐山出事了。陈秉忱告诉我，田家英挨了批评，为了保护你们叫你们赶紧回来。这一点田家英是真不错。要是把我们扔在四川不管，那我们最好的结局恐怕也得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回来。如果李井泉他们向中央建议，让我们就在底下继续劳动改造，那就不知道什么结局了。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到北京来看我也对我说过，幸好你们走得快，否则，庐山会议的精神一下来你也是右倾。李井泉回来了，你恐怕走不了。他整了好多人，包括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都挨整了。
当然，这都只是一种推测。1962 年在开七千人大会之前中央有个会议，李井泉正式向田家英道歉，说是自己搞错了。这说明李井泉这个人还是有点气度的。七千人大会我也参加了，李井泉还特地到我们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向我认错，承认我的调查是对的。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另一个报告《关于“调查研究”的报告》在党内有名气了。那个报告是我在二七机车厂的时候写的，主席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志”，让大家讨论。所以，大家都对我很客气，李井泉也是这样。
建议后人给罗世发立铜像
有文章说【注释来源】是田家英调查得到 800 斤的产量，是罗世发顶下来的，如何如何。这是把我当做田家英了。我曾经去见过文章作者【大致那一年?】，让他去问问“老宋”，就是宋德成，把情况落实清楚。宋德成跟他说了，他是和我一起干的，田家英当时不在。文章作者说改过来。可是，我已经倒霉了，文章作者只能那么写。其实这无所谓，田家英实际上也是队长，只要讲的是基本事实，让后人知道当时的实际产量，知道主席是怎么样不相信万斤粮，怎么知道的实情，就可以了。主席确实是没有几千斤、万斤这个想法的，搞浮夸并相信万斤粮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这样，才有我们到四川去种粮。田家英在庐山开会前的确带给了主席一个报告，但那是其他报告，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现在去查档案，可能还有相关文件在。有人说，田家英在报告里大骂公共食堂。这也不对，田家英对食堂的态度是维持。我跟他争论过，我说食堂不能维持，维持是浪费，大家吃大锅饭，有就猛吃，还是农民回家自己开小灶好，吃多少农民自己有个打算，不浪费。食堂是好，将来物质丰富了，就跟饭店一样，会受到欢迎，但现在我看农民不欢迎。我不反对食堂，但你也不用说维持食堂，就把实际情况跟主席报告就行了。田家英听了我的意见，却没有改。他说毛主席对食堂很重视，他要不说维持，毛主席看了报告就会反感。我说那这个报告就不送。他说，已经送了。现在大概有人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他那个关于维持食堂的报告搞混了，或者当成一个报告了。
由于田家英在庐山会议后半截是和彭德怀搞在一起的，在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和反对右倾的时候，四川省就斗争了罗书记和周书记，说他们是跟着田家英右倾的。据罗书记说，最后也斗不下去了，因为我种实验田，周书记、罗书记都是没有参与的，都交代不出什么。我去找罗世发谈话，周书记也就是带个路，没说什么，审不出名堂来。最后是让周书记为给我带路写了检查。
我是很感激罗世发的。他要不实话实说，那我在主席那里的信誉就破产了。我坐牢出来后想去看罗世发，他却已经去世。要我说，后人该给罗世发树铜像。不是因为他救了我一个人，而是因为他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给揭穿了，救了多少人啊?并且改变了历史啊!还有那个曹书记，历史也不该忘记的，要不是他，我也没有可能和罗世发见面。另外，罗书记和周书记也吃了苦，也不该被人遗忘。在这里我也一并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