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衣锦还乡

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初春，在晋东南一个乡间小路上，走着一个年轻人。他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手推一辆独轮车，风尘仆仆，步履匆匆，神色兴奋，那离别三年的故乡已经遥遥在望。他就是我的父亲，名振铎，号天驹。三年前，还是15岁少年的他也是推着这辆独轮车，跟随着一个乡亲，沿着这崎岖的乡间小路，向东翻越太行山脉，去山东一家店铺当学徒。这辆沉重的独轮车承载的不仅是作为学徒学费的三斗红高粱，而且还有他父母的厚望。三年的艰苦生活，把这个柔弱的少年锤炼得坚强，三年的学徒经历，使这个聪敏好学的少年成长为精明强干的青年。走近了，那个方正的四合院，那个结实的大门楼，当他踏进家门的一瞬间，看见他父母惊喜的眼神，那三年的辛苦全部化作甘甜。他从怀里掏出几块闪亮的银元交给父亲，把独轮车上装的糖果分给前来问候的乡亲。“出息了，出息了！”看着父母骄傲的神色，听着乡亲们的赞赏，他只是静静地微笑，没有人知道这微笑的背后有多少血水和泪水。

父亲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个家境富裕的农民大家庭，共有5兄弟，2姐妹，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四。他自幼聪明好学，上私塾时从未挨过先生的板子，很受父亲器重。高小毕业后，他父亲决定送他出去学做生意。为此，每到晚上他就跟着父亲在马厩里学打算盘。来到山东当学徒后，当时仅有15岁的他开始像成年男子一样，每天肩抗200多斤重的粮袋，沿着一块窄窄的跳板，走上3-4米高的粮仓。不久他累得吐血了，自己悄悄地用土把血迹掩埋，因为他怕老板知道后辞退他，因为他不愿辜负父亲的期望，因为他的血脉里流动着祖先坚忍不拔的基因。后来他苍白的脸色和消瘦的身体暴露了他的秘密，老板念他工作的勤奋聪明，让他站柜台做了店员。转眼间三年过去，他已经长成身材高大，眉宇英俊的青年。这次回家不仅是省亲，而且还要完成他的终身大事，就是与他那从未谋面的新娘就是我的母亲望完婚。

奉命成婚

母亲名桂花，字改生（大概是因为姥姥改嫁后生的她），小父亲5岁。她生性温柔贤惠，心灵手巧，绣花剪纸样样都会，加上人又长得白皙文静，被嫁到吴庄的我父亲的大姐一眼相中，就做媒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父亲。那时每到春节前后农村都会搭台唱戏，小桂花被同村的少女邀着一起到父亲的村里看戏，偷偷窥视了一眼她的新郎，她未来的丈夫。这一看，立即打消了她所有的担心和忧虑，她对这个高大俊朗而又有见识的青年满心欢喜。

一顶花轿吹吹打打，把这个不满14岁的少女送到了我父亲的家门口，第一个掀开轿门的不是新郎，而是新郎的母亲，我的奶奶。她把手先伸进去摸了摸新娘的脚，确信这双脚是三寸金莲（那时大脚女人是很难找到婆家的，母亲从小就被迫痛苦地裹脚），才让我母亲进门。婚后不久，我父亲就离开年少的妻子，返回山东店铺。

勇赴国难

1938年，日本人占领了山东半岛，战火遍野，四处狼烟。父亲工作的店铺被迫关闭，他决定和一个同乡从河南坐火车返回山西。在河南新乡火车站，他看到日本鬼子野蛮地驱赶着中国人，在火车上，他看到日本鬼子搂着女人饮酒作乐，向车下举着膏药旗的中国人扔糖果，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感到愤怒和耻辱，国将不国，家又安在？父亲和他的同乡商量，他们不能坐视国破家亡，要想办法抗日。他们行至太行山关隘，这是一个陡峭的万丈悬崖，人们要攀上一个悬梯才能从河南进入山西境内，控制这个悬梯的是阎锡山的队伍。父亲在崖下千呼万唤，才出现一个懒洋洋的抽着大烟的士兵，将悬梯放下。国难当头，这些士兵竟然如此漠然，令父亲大失所望。

历经千难万险的父亲终于回到故乡与妻子和家人团聚，我母亲很高兴，以为从此不再劳燕分飞。但父亲的心却难以平静，那种山河破碎的情景时时袭扰着他。一天他和弟弟在山上放牛，夏日的阳光照得山坡暖洋洋的。父亲躺在山神庙的大石板上，想着自己的心事，恍惚间进入梦乡。忽然他听到山下有喊队列的声音，父亲急忙起身，向弟弟交待了一声，就循着声音朝山下跑去。一个哨兵拦住了他的去路，“干什么的？”哨兵问。“我是山上放牛的，你们是什么队伍？”父亲反问道。“我们是八路军”，哨兵回答。“你们打日本吗？”父亲问。“是的”哨兵回答。“我也要参加你们的队伍打日本”，父亲说。哨兵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这个年轻人，一会儿他叫来了指导员，指导员上下打量着这个身穿白洋布褂，皮肤白净的青年问“你要打日本？”“是的”，父亲回答。“伸出你的手让我看看”指导员说。父亲伸出了他的双手，指导员摸着这双没有老茧的手说，你不是当地农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父亲说他在山东做店员，日本人占领山东后生意做不成了，只好回家。“那你有文化了？”指导员问。“高小毕业。”父亲回答。“好，从现在起你就吃粮当兵了，跟我来！”指导员高兴地说。

父亲一去不返，急坏了他在山上看牛的弟弟。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没有等到哥哥的他不得不独自赶着牛回家，在漆黑的山路上，他迷失了方向。眼看深更半夜两个放牛的儿子还没有回家，爷爷很是担心，就召集家人和乡亲打着火把漫山遍野地寻找，终于在黎明时分找到了走失的小儿子和牛，却没见我父亲。当他得知我父亲离开的情况时，深深叹息了一声说“他一定是吃粮去了”。（那时当兵叫吃粮）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是当地农民普遍的观念，爷爷万万想不到这个他付出很多心血寄予厚望的儿子竟然私自跑去当兵了！

生离死别

父亲队伍驻扎的地方虽然离家只有八里路，但在部队移防前的半年时间里，他一直不敢回家告知实情，他害怕父母的责怪，他更害怕妻子哀怨的眼神儿（那时我母亲已经身怀六甲）动摇他打日本的决心。指导员知道后专门派人到父亲家告诉家人他当兵的情况。1940年皖南事变后，父亲的部队奉命南下，而南下路线恰巧路经他家的村庄。得知八路军的队伍要路过，爷爷一大早就带领家人守在村路口，要把父亲拖回家。可是直到天黑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还没有发现我父亲的身影。这时我爷爷接到村公所的通知，要他准备一辆驴车帮助运送一个八路军伤病员。当我三大爷(我父亲的三哥)赶着驴车到村公所时，看到那个伤病员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他的四弟。于是不由分说，拉着我父亲就先回了家。父亲那时刚好脚上长了疮，难以行走。一进家门，爷爷奶奶就把大门插上，对他说，我们生你养你是为你好好成家立业，孝敬父母，如今媳妇也给你娶了，儿子也给你生了，要走就带着你媳妇儿子一起走。父亲无言，看着默默哭泣的妻子和她怀里的刚出生的婴儿，他的心在痛苦的挣扎，是留在家里照顾妻小，孝敬父母，还是跟着队伍去抗日？这时我大娘（当时在照顾我母亲做月子）把孩子放到我父亲的怀里说，好好看看你的儿子。时间在一分一秒的逝去，队伍渐行渐远，父亲在抉择中煎熬着，甚至没有心思看一眼怀里的儿子，终于，他对他的父亲说，我已经加入队伍了，我要打日本，我一定要走，我们连一个月的菜金还在我手里，我一定要赶上队伍。看着执意要走的儿子，我爷爷老泪纵横，一面念叨着“不孝之子”，一面从灶坑里掏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是两块闪亮的现大洋，“这个你带着路上买水喝吧”，爷爷对父亲说。父亲把孩子递给母亲，双手接过这两块沉甸甸的大洋，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和祝福。母亲这时只是一个劲儿的哭泣，她知道她没有办法改变丈夫的决心，她知道丈夫这一去将九死一生，她不知道她们孤儿寡母将面临怎样艰难的人生。人生自古伤离别，更何况这是一场生离死别。后来父亲在跟我讲到这场离别时声音哽咽，“我当时就是担心赶不上部队，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好好看一眼”，他不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最后一面，他不知道他将和妻子一别10多年，他更不知道此别他将与儿子阴阳两重天！

父亲当时是副班长，掌管着全班的菜金（上党票）和一块怀表（查岗用的）。三大爷赶着驴车带着父亲一路追赶着队伍，中间经过阎锡山的40军占领区，最后终于赶上了队伍。当父亲找到连部报到时，听到里面连长正在训斥排长，以为父亲带着连队的菜金和怀表开小差儿了。我父亲的出现让他们喜出望外。当队伍来到一个城镇休整时，父亲用爷爷给他的2块大洋买了一匹布想托人捎回家给父母和妻子，不成想在睡觉时被人偷走了。后来父亲跟随队伍转战南北，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我的三大爷送父亲赶上部队后，独自赶着驴车返回家乡，不想途中遭遇国民党兵痞队，被抢走驴车，并惨遭毒打，回家后连气带病，不久身亡。

磨难重重

父亲离家后，厄运就开始紧紧跟随着母亲。兵燹，瘟疫，饥荒，母亲经历了所有令人难以想象的磨难。1940年日本人开始扫荡山西抗日根据地，寒冬腊月，我母亲带着年幼的婴儿跟随着村里人跑到山里去避难，等到了山洞里，母亲发现怀里的孩子已经冻得没有了气息，母亲吓得失声痛哭。后来乡亲用勺子敲开孩子青紫的嘴唇，给他为了一些温开水，才使他渐渐缓了过来，逃过了一次死劫。然而死神仍然死死地跟随着他们，第二年春天，伤寒瘟疫席卷而来，年少的母亲也染上了这致命的瘟疫。整整一个多月，这可怕的病魔把仅仅16岁的母亲折磨得骨瘦如材，头发脱落，她不能吞咽东西，只能喝点水，连上厕所都得爬着去。看着奄奄一息的儿媳，爷爷和奶奶心急如焚，他们请来了跳大神儿的，对着垂危的母亲又唱又跳，反而使母亲的病情更为加重，最后他们不得不告知母亲的娘家。得知姐姐病危的消息，我小姨连夜赶到县城买了药，从家里拿了些粮食前去看望并照料我母亲。两个月后，我母亲终于从死亡的虎口里逃脱，但她不到两岁的儿子，我的大哥却被死神掠走了生命。原来在母亲患病期间，家人听说同村一个女人刚刚孩子病死，还有很多奶水，就把我大哥抱给这女人喂，谁知孩子吃了她的奶后，满口生黄水疮，不能吃东西，最后活活饿死。大病初愈得知这一噩耗几乎痛不欲生。后来每当母亲和人讲起这段可怕的经历时都会泪水涟涟，那是她永远的心病，永远的心痛！母亲说，我大哥长得白白胖胖，聪明可爱。因为父亲一走渺无音信，爷爷奶奶倍加疼爱这个孙子，经常抱着他说，这是我们老四唯一的后人，我们老四的根儿呀。

饥荒跟踪而来，由于山西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充饥，孤独无助的母亲吃过爬满毛毛虫的草根，啃过坚硬的榆树皮，吞过苦涩的观音土，甚至连枕了几辈子的谷糠也拿来充饥。饥饿夺走了许多乡亲的生命，顽强的母亲侥幸逃过又一死劫。

随后不久，孱弱的母亲又染上了天花，后来我看到有关资料，日本人曾经在苏北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一带投放过伤寒和天花病毒，不知道妈妈染病是否与此有关。总之，母亲幸存了下来，但她白皙的皮肤却烙下了很多天花的烙印。

转战南北，出生入死

由于父亲及时赶上了部队，得到了领导的信任，被调到连部当文书，负责统计枪支弹药，人员马匹等。父亲跟随部队先后转战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于1940年底到达江苏。父亲于1940年入了党，先后任副官处文书，供应处文书。1941年4月到教导大队学习半年。然后回到特务连当支部书记。后调任二营七连指导员，一营四连指导员。父亲说当时这两个连队与三营九连并称为最能打硬仗的三个连队。1943年到1944年间，父亲任炮兵连指导员。1946年部队到达东北后，父亲被任命为一营教导员兼营长，到黑龙江名水，白泉动员新兵。1947年7月父亲在率部攻打长春外围怀德县时受重伤。

父亲很少给我们讲他在战争年代的故事，特别是打仗的故事，我只是从父亲与姨父，叔叔或者和他的老战友的聊天中获知一些零碎的片段。

盐城抢盐 皖南事变发生后，父亲所在的第18集团军（也称八路军）的一部分奉命东进苏北接应补充新四军。一天父亲的部队打下了盐城，因为盐城靠海，有很多的盐场。那时因为交通不便，加之国家对盐铁的垄断，所以内陆地区的咸盐非常短缺，也非常昂贵。猛然见到那白花花堆积如山的白花花的咸盐，战士们兴奋异常，纷纷抓起一把把的盐往兜里装，后来干脆脱掉衣裤，扎住袖口裤腿来装盐。记得母亲曾对我说过，因为山西缺盐，家里一点点盐都是锁在柜子里的，一大家子人吃饭时，由奶奶打开锁从柜中拿出一小捏盐放入一口大锅里，根本就吃不出盐味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山西人家家要酿醋的缘故。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盐是十分金贵的，爷爷为了给孩子们解馋，就做了一个小盐袋吊在饭桌之上的房梁间，有一条线从中穿过，每天每人只允许一次拉下那条线舔一下。有一次吃饭时，因为叔叔多看了一眼那根线，就被爷爷打了一耳光。所以难怪那些战士对盐如此疯狂。

雨夜裸行 一次父亲的队伍在江南急行军，半夜下起绵绵细雨，而当时战士们还穿着冬装，那时部队供给不足，冬装就是棉衣棉裤，既没有罩衣，也没有内衣。棉衣被雨水淋透后沉甸甸的，再加上汗水，又湿又热地黏在身上，很难挪动步子。为了不掉队，战士们纷纷脱下棉衣棉裤，赤裸着膀子在雨中行进，有很多士兵甚至连内裤都没有，几乎是光着身子背着枪支弹药行军。幸亏有青纱帐和夜幕的掩护，不然他们将十分的尴尬和狼狈。黎明之前，部队打下了一个土围子，大家分得了一些遮体的衣服，父亲分到的是一件长袍，为了方便走路，父亲就把袍子的下半截向上折起，在腰间系了一根绳子固定住。父亲说，他们当时的师长黄克诚也穿给大裤衩给部队讲话，让各个连队自己动手，把发给战士们更生布（粗布）用树皮然成土黄色，然后送到老乡那里制成军服，无论冬夏只有一套夹袄式的军服，冬天在两层直接塞进棉花，芦花，或者是稻草保暖，夏天再将其掏出来扔掉。后来听到有关当时的历史，知道当时有个八路军参谋长叫周坤的，在国共合作时在国民政府领了6万大洋军饷，自己卷走了3万跑路了，害得八路军缺吃少穿的。

年夜饺子 一次父亲的队伍打下了一个大土围子。当时正值年三十，里面有好几囤的饺子，有白面的，也有荞麦面的。这令饥肠辘辘的战士们喜出望外，烧好了水，饺子刚下锅，就听到村外枪声大作，原来是鬼子进庄了。战士们只好忍痛割爱，拿起枪迎战。

攻打炮楼 我是从爸爸的一个老战友刘叔叔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刘叔叔说，爸爸在打仗的时候总是冲锋在前。一次他们攻打鬼子的炮楼，父亲第一个冲进了炮楼，一刀刺死了一个负隅顽抗的鬼子，俘虏了两个鬼子。这时团参谋长走进来，举手一枪就把其中的一个俘虏打死了，父亲为此与这个团参谋长发生了争执，质问他为什么要打死俘虏。

火车行军 鬼子投降后，父亲所在部队奉命北上接收东北。从江苏，山东再到山海关，连续几昼夜的行军使队伍疲乏到极点。出了关后，部队奉命乘坐火车北上，当时都欣喜若狂，终于可以轻松迅速到达目的地了。有很多战士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更是兴奋得要命。可是随着火车不停地向北开动，最初的兴奋和喜悦很快被北方的寒风冻僵了。部队乘坐的是敞篷的货车，身着夏装的战士怎能抗住北方的严寒更何况疾速行驶的火车更加剧了这寒冷的程度。开始战士们纷纷要求下车步行，被拒绝后就本能的按照企鹅的方式，大家聚在一团保暖，过一段时间再内外交换。很多人要小便，也只好在车厢一侧解决，后来大家的小便都冻成了厚厚的冰坨，人们的脸上身上也结上一层厚厚的霜。这个故事是父亲膀胱癌手术的前一天给我讲的。

 怀德受伤 当时父亲是先遣营的教导员，当时怀德县周围有很多暗堡，父亲在率部进攻敌人阵地时突然感觉有谁在背后猛推了他一下，他接着向前跑了几步就跌倒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门楼里，他的坐骑——枣红马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时一声巨响，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马被炮弹炸死。就是这次战役，父亲受了伤，被送进了齐齐哈尔的医院。为了清理父亲腰间的弹片，医生给他做了六次大手术，幸亏有个医术高明的日本医生，不然父亲将终身残废，不能行走。

相见时难

父亲一走十多年杳无音信，母亲从未停止过对丈夫的思念和期盼，很多乡亲曾劝她趁年轻赶快改嫁，说这么多年没有消息就是凶多吉少。但母亲坚信总有一天会等到丈夫回来。一天村公所通知我母亲去办烈属证，说我父亲已经牺牲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于母亲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只是后来听母亲说，她曾经和奶奶去祖坟为父亲烧过纸钱，那是为死去的亡灵超度的一种方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母亲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听村里人说，走一百户人家，烧上一百柱香，就能把亲人招回来。母亲于是挎上篮子，翻山越岭走了一百户乡亲，为父亲点燃了一百柱香（要知道母亲的脚是被裹过的半残的小脚！）不知道是否是母亲的真诚和执著感动了神灵，总之后来终于传来父亲的确切消息，他没有阵亡，只是受了重伤正在医院治疗，那一年是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家人终于接到父亲在病榻上的来信。

正当母亲激动地等待与父亲团聚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几乎使母亲彻底崩溃。那就是父亲的一纸离婚书。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十多年的苦苦等待却是这个结果，她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生命支撑垮掉了，崩塌了。她常常一个人独坐发呆，悄然落泪，泪水流干了，血水流了出来，母亲害了严重的眼疾，几乎双目失明，（为此母亲的左眼角落下了一个终身的红色血痣）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生气，说我宁可不要这个儿子，也要要这个儿媳妇。她让我五叔（当时在小学教书）马上写信给部队首长，告诉他们父亲还有个贤慧妻子在家乡，已经苦苦等了他十三年了。部队首长接到奶奶的信后，对父亲说，你还有个结发妻子在家乡，现在革命胜利了，你们夫妻也该团聚了。于是派警卫员从黑龙江来到山西接母亲。

终于要和丈夫团聚了，母亲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未来将是什么，临行前，母亲对我小姨（她妹妹）说，无论如何只要我能和他见上一面，就是他一枪把我毙了我也心甘情愿。奶奶不放心母亲，一定要让我五叔跟着，并卖掉了一头牛做盘缠，还口述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让我母亲缝在衣襟里。风萧萧兮易水寒，我仿佛看到一辆马车正咔哒咔哒地行走在由南向北的山路上，坐在马车上的母亲双目发直，神情恍惚，任凭初春的寒风打在她苍白而又消瘦的脸上，一个盼望已久的团聚竟是如此沉重而又悲壮。。。。。。

经历了长时间的别离和难以数计的磨难，1950年我的父亲和母亲终于见面了。部队首长为他们的夫妻团聚特地设宴庆祝。父亲又重新接受了他的结发妻子——我的母亲。执著而又善良的母亲得到了她的丈夫和一个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