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来源：公众号“拾遗”
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 要实现“双一流”目标，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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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长征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
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2
刚毅坚卓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
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
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
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
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
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
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3
精诚合作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
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
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
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
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
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
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
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
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
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
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
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4
教授治校
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
“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
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
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
“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
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
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
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
“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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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独立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
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
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
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6
学术自由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
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
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诗人郑敏说。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
“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
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
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静静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
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飞快书写。
跟着，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
后来，几个人越争越烈、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
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
“现在大学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弄个标准答案，我不认为学问需要一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不可能超越，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非常喜欢联大的学术自由氛围，60年代，他搞出了轰动全球的胰岛素。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
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
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
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
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
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7
育才育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
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
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
“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
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
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点杯茶，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
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不给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
联大老师，就这样从小事中将“士”之精神传递给学生。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
这样的事，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
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
在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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