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复旦附中的同学取得了联系，在兴致勃勃地计划明年的聚首时，想起了我们的语文老师邹人卓，自2007年后就无消息了。大家于是多方辗转打听，最后才知道老师已于去年春天作古，闻之不甚哀痛。老师于我，尤其情深恩重。我翻看了老师当年给我的书信和他的作品，往事历历涌上心头，含泪作七律一首。
噩耗惊闻已隔年，心脾痛彻望南天。
三春有幸蒙恩泽；双泪无声作悼篇。
书简重温钦磊落；音容长忆感关怜。
高标不愧名人卓，学子殷殷效比肩。
（20161209 作于瑞典。平水一先韵）
【旧作】我的语文老师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时我是多么失望。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因为太旧，因而皱巴巴的一点也不贴身。他头上还戴了一顶帽舌已下垂的同样发白的旧军帽。他个儿虽然不矮，但有点削肩，胸也不挺，配上这身到处是皱折的军装，压根就没有一点风采。当他刚站到教室门口时，我以为是离学校不远的军营里的炊事兵，到我们学校来有什么公干。
上课铃响了，他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他走路时脚抬得很高，步子却不大，如果不去注意他位置的移动，你会以为他是在原地踏步。他用这种操练一样的步伐走到讲台前，笑着对我们说：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我一听，心里咕噜了一声：老天，这炊事兵原来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我自幼爱好文学，就特别注重语文老师的风采和才华。小学的语文老师脸上有太多的雀斑，初中的语文老师又瘦得像个猴子，都不曾令我感到满意。我打量眼前这高中的老师，他脸盘不大，戴了一副白框眼镜。眼镜后的眼睛正微微眯着，左右扫视我们，似乎很有兴致，又似乎有点狡诘。我突然想到他也许正在搜寻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马上收起了脸上正流露的失望，装出一脸的平淡看着他。他笑了笑，又说：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邹人卓。然后从粉笔盒里捏出一枝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名字。我看着他写的字，发现无论横竖撇捺，都直梗梗的。清晰固然清晰，端正也端正到家了，然而不见笔锋，不显潇洒，就像建筑工人的脚手架，四角方方地搭起了他的名字。
我几乎不能相信，他就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堂堂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复旦大学是何等的人材济济，出过郭绍虞，出过陈望道，出过赵景深，出过周谷城，就找不出一个有水平的？就祗得用这么一个披着旧军装，踏着大方步，写着呆板字的人来教我们语文吗？我叹口气，真正失望了。
复旦附中的惯例，对新入学的学生，第一堂语文课就是作文。那天，邹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作文题：“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我一看，感到真没劲。这题目太平淡，太一般化，典型的八股题，无非是叫你写自己如何激动，如何打算好好学习，更上一层楼啦等等。我时正年轻，总想表现自己，就打算在文章的形式上标标新，稍一凝神，就决定把文章写成书信的形式，寄给一个虚拟的朋友。我下笔写道：“我的朋友，离开你已是一月之久了，我是多么想给你写信，告诉你新的学习生活的开始，告诉你同学的笑脸，校园的春风。”自己一读，感到既点了题，味道还不错，就顺畅地写了下去。
在我们写作文的时候，邹老师在教室里慢慢踱步。他手上拿了本小册子，默默地阅读着，像我们早晨在校园里早读一样。他时而停步，时而微笑点头，好像兴味悠长得很。当他走到我座位旁边时，我偷瞄了一眼，原来他在读《中华活页文选》。这文选，正是我爱看的。我就是从这文选上，把王勃的《滕王阁序》看懂读熟了的。看到老师也爱看这活页文选，我感到很高兴，真想和他说：老师，这也是我爱看的文选呢！
一星期以后，是作文评讲。邹老师捧着一叠作文薄走进教室。他扶了扶眼镜，又用那饶有兴味又略带狡诘的目光看了看我们，说：被我叫到名字的，站起来一下。
说完这话，他拿起一本作文簿，第一个就叫了我的名字。我吃了一惊，惶恐地站了起来。那时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离他最远。他特为挺直了身子，又把眼镜扶正了，仔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按了按手，示意我坐下。接着他又叫了另外两个同学的名字。然后，他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次作文，你们班上有三位同学写得最好，就是刚才站起来的三位。我让他们站起来，以示表扬！这话一说，全班的眼光都向我扫来，我心怦怦地跳，滋味却美极了。
他后来就开始评讲我的作文，说把文章写成书信，行文和取材都活泼自由，是个好主意。说完后他又把我文章中的两句话写在黑板上，那是一联对仗句：
树雄心，练一身本领；
立壮志，学满腹文章。
他说这两句对得好。“一身本领”对“满腹文章”很有气概。虽然“一”和“满”都是仄声，在句中略欠工整，但其他字换不了，非这两字不可。
我默默地听着他流畅的评论，看到他脸上洋溢着的高兴，知道我这炊事兵一样的老师，是有水平的。
老师总喜欢学习好的学生，邹老师从此对我就格外关切。他告诉我，他读高中时被应征入伍，到云南当兵。复员后考取了云南大学中文系。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和另外两人一起，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心里高兴极了。老家都没回，兴冲冲第一个提前赶来报到。谁知恰逢复旦附中需要语文老师，大学就把他分到附中来教书了。他心里不愿意，但无奈自己是复员军人，哪有不听党的话的道理呢？后来看到晚来的另外两人，都留在大学本部，除了感叹命运无情外，不敢发一点牢骚。
复旦附中是住校制。我们四人一间。房内挤挤地放着两张双层床和一张桌子。邹老师的宿舍和我们的在同一层楼，同样大小。只是他一人住，和我们的相比，房内少一张双层床，多一个书橱。书橱的玻璃门后有布帘遮着，让人看不到里面的书。我们同学常到他屋里玩。有次仅我一人时，他打开橱门让我看了他的藏书。有刘大杰的文学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有史记、唐诗、宋词，还有中外名著和一本本中华活页文选的合订本。他见我爱诗，就借我一本喻守真编注的《唐诗三百首》，他说里面对每首诗的作法都有评讲，初学者可以从中悟到一些写诗的门道。但他叮嘱我：别看得太认真，不少评论，也是无话找话，牵强得很。
记得高一下学期那年，复旦附中举行全校作文比赛，自愿报名。报名快截止了，他在走廊里喊住我问：你怎么还没去报名？我有点惶恐，低声说：我才读高一，怕比不过高二高三的同学。他眉一皱说：这可不是写出“立壮志学满腹文章”的人说出的话！报名去！自古英雄出少年，怕什么！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报了名，参加了比赛，结果得了第一名。我记得那作文题目是《北京-哈瓦那》。我写了些什么，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只觉得这题目政治性太强，我写得不顺，挤牙膏似的挤了两小时。但我记得老师的高兴，他说在评比时，高三有位同学和我旗鼓相当，后来评委觉得我遣词造句更简洁流畅些，就把桂冠给了我。老师边说边笑，我看着他闪闪的眼睛，体会到他的高兴和自豪。
和老师处熟了，讲话也就随便了。一次他告诉我：我第一堂课就注意到你了。那天你脸上很有点小看人的样子，我想这一定是个调皮的学生，谁知后来叫到名字第一个站起来的，就是你。我听了也笑着说：邹老师，你知道那天我心里想什么？他好奇地问，有意思，想什么呀？我说：我在想，复旦附中怎么弄了个炊事兵来教我们语文！他听后仰天大笑：瑞冬啊，人不可貌相哟，哈！哈！哈！
高三上学期，有一天，邹老师递给我一叠文稿，说：这是我写的一篇东西，你帮我看看，提提意见。我抬眼看他，不敢相信老师竟这么器重我。他笑着又说：认真看，有什么意见大胆提。我们是兴味相投的朋友。
那天下午课外活动时，我躲到一间空教室里，读老师的作品。那是一首叙事诗，取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个爱情故事：一对勤劳的青年男女热烈地相爱了，姑娘却又被土司的儿子看中，要强行威逼成婚。青年男女坚贞不屈，最后双双跳崖殉情。情节不复杂，但诗却写得潇洒自如，流畅清秀之间透出云南山乡的气息和作者浓烈的爱憎。我读着，感受到老师的才华。我被老师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
按复旦附中的惯例，高三下学期就要按文科和理科分班复习，迎接高考。同学们都以为我必定考文科，我却举棋不定。我虽然酷爱文学，小学时写作文“我的志愿”时，还说过想当诗人，但目睹十几年文苑的斗争风雨，使我不敢把我的生命之树植根到这片土壤中。邹老师始终没有劝我。一天在他房间里，他皱着眉头沉默着，一支又一支地抽烟，最后说：我理解你的顾虑。文学就作为你的业余爱好吧。
高三下学期刚开学不久，突然听说邹老师要调离上海了。我问他：是真的吗？他点了点头说：我一直想把我爱人调到上海来，调不来！现在我要到江西南昌县去教书了。我一听，脱口说：南昌县？南昌县哪能和上海比啊？他点了点头，顿了顿，似乎是自语般地说：老妻划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勾，不是比我一人在上海强吗？
临别前夜，我到他宿舍去看他。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说：留个纪念吧。那是一张他当年服役时身穿戎装的照片，显得年轻而英武。挺神气的！我说。他笑了，问：不像个炊事兵吧？我勉强笑了笑。翻过照片，看到老师在照片背后题了四句诗：“瑞冬吾小弟，交在师友间。三年恨聚少，情谊满春山”那天我失眠了，反复吟着这四句小诗， 难过了一夜。
邹老师离开后，生活就像房间里封了一扇窗，顿时暗淡了许多。
我一九六四年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和老师通过几次信。有一年下乡帮助农民夏收，写了三首七绝，曾寄给他，颇得他的称赞，说诗有内容，有生活，有感情，和以前大不相同。我知道老师在委婉地指出我高中时的习作，有浮华而不充实的毛病。我那三首诗是：
一《割麦》：万里晴天夏日红，青年汗雨竞挥空。镰刀卷起千层浪，多少英雄战此中。
二《丰收》：千家万户俱同舟，万险千难共运筹。汗雨换来肥硕果，满村老少话丰收。
三《联欢》：明灯高照满场辉，儿辈欢腾老笑微。难得乡亲情意好，纵然深夜不思归。
后来很快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我乘大串联的机会，去了南昌，而后乘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到了南昌县的莲塘，去看望我的老师。莲塘是一个乡镇，有狭窄的石板路，有清澈的池塘。我一边问路，一边四顾，感到好像不是去访老师，而是去寻一位隐居的高士。
邹老师意外地看到我，高兴极了。他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老师住在一间黑瓦平房里，木窗外有一个铺着青砖的小院子。我们闲谈时，恰有几只喜鹊飞来，落在院中，喳喳地为我们助兴。我谈及老师那首长诗，问可曾发表。老师苦笑说：“现在能往哪儿投啊？”是啊，全国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停刊了，《阿诗玛》都被钉在箭靶上挨批判了，老师的长诗能发表吗？我自知失言，沉默不语。
后来文化大革命越闹越乱，我们终于失去了联系。三十四年的日子，水一样地流走了。一直到前几年，三民书局出版了我的书，我想寄他一本，尝试着投书莲塘，几经转折，终于和他取得了联系。他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的长信表达了他意外的惊喜。从信中，我也得知，他文革中吃了大苦，合家下放到农村，一九八〇年才重回县城教书。然而面对磨难，他信却写得胸怀大畅。“困厄坑人，人不畏困厄，困厄便造就了一辈辈新人”这是鼓励我，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那时，我正在为一家报社写专栏，我告诉他我要把他的事写进这专栏里，后来又寄给他看了我的文章。他回信时有诗赠我。诗为：“阶下青苔陌上尘，白云苍狗惜余曛。虚名忝附生花笔，何幸当年竟识君！”
接信第二天，我正好去德国开会。在云天万里的飞机上，想起老师这首诗，深深动了情，就原韵和了老师一首：“玉宇吟诗脱俗尘，云涛滚滚日微曛。飞天洒下无穷忆，万里高风好到君！”
三十多年前的师友，三十多年后得以重新唱和，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啊。
（写于二〇〇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