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总喜欢拿明亡于清证明汉人无用,忍不住反驳一下。
首先一个强大政权被异族击败并统治的事,在世界史上是非常常见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马,这个强大到统治整个地中海的帝国,被一些吃都吃不饱的蛮族彻底摧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一直以为自古就强大的英国,她实际上是被多次征服过的。被罗马征服就不必提了,罗马衰落后,她一度被维京海盗反覆蹂躏,她的一位国王甚至被维京人把肺从两胁掏出来,放在两臂下,状似老鹰,维京人把这个惩罚叫做The Eagle.
自1066年,法国人入侵英国并成功取得王位之后,盎格鲁萨克逊人其实就一直在被法国人的后代统治,如果以近古中国的情况类比,就好似满清自唐末就统治中国并一直延续到今。如果用同样的逻辑,这说明英国人无用到极点,比中国人还不如。这可能么?
明亡于清,其实有很深刻的政经原因。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商业活动对中央政府动员能力的侵蚀,极大地削弱了明朝政府的军事能力。二是明朝政府有着近似于民主政府的形态,当紧急事态发生时,作出一个合适的决定对于她来讲是很难的事,而同时期绝对独裁的后金(即满清前身)则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此消彼涨之下,明朝不亡才是不合理的事。
关于第一条,我们在历史书上总津津乐道明末产生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那其实只是一个梦呓而已。不是说出现了一些雇佣关系,就算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了,因为决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永远是她的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以明末原始的生产力来讲,压根就不存在出现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可能,而没有大规模机器生产,资本主义无从谈起。
而且正相反,没有大规模机器生产,商业活动又过于繁荣,反而会削弱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把这个国度变得非常虚弱。以军事方面为例,在明初,由于元末的大乱,商业活动接近绝迹,这时的政府发给士兵的是实打实的粮食。而在这个时候,占有大量土地资源的明朝有着极其丰富的粮食资源,这让她可以一次性动员几十万、十几万的士兵远程作战。我们看明成祖五征蒙古、曾经明英宗出征土木堡,都是几十万人的规模,这种规模的动员,放在能调动3000人作战就算了不起了的明末是不可想像的。
究其原因,罪魁祸首正是商业。
明朝自洪熙之后,商业活动渐渐繁荣,白银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渐渐地,人们不再只满足于用粮食糊口,而是希望以各种办法搞到硬通货,或者铜钱,或者白银。以士兵为例,到了万历朝,九边的士兵每年至少要有两个月是发现钱的,这对于很难搞到现钱的明朝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且,即使是不发现钱,发粮食的其余十个月,士兵们会把放到手的粮食很快卖给粮商,兑换为现金,然后到饭馆胡吃,往往半个月就身无分文,不得不变卖财物。这些士兵往往会沦为赤贫。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军户大量逃亡,逼迫明朝政府不得不出钱募兵以保卫边防。然而募兵的费用远非义务当兵的军户可比,尤其在涉及生死的战争状态时,招募一名士兵到前线作战的代价足以使明朝望而却步。
万历末天启初,努尔哈赤通过萨尔浒、辽沈两次决定性的战役占据了明朝辽东的半壁江山。这时明朝的统治者敏锐地判断出了,这是明朝的生命大敌,必须用尽全力对待。然而在调动其他八边精锐部队援辽作战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没钱,给不起安家费。宁夏是当时精兵的主要产地,从宁夏调一名士兵赴辽东作战,要发20两银子的安家费,其余衣装马料等费用还不算在内。这是一次性补助的,当这名士兵调到前线后,他依然要每月吃饷,大概每月光饷银就要1两2钱,而后期的关宁军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两,这还没有算盐菜金、马料、冬装、犒赏等等名目繁多的补助。
正常年月,明朝政府的现金收入是300万两多一点,而九边的军费就要用去300万两,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现金流都用来维持边防了。这只是正常状态下,一旦有战事发生,那发下去的钱就是个无底洞。因为你不可能因为辽东有战事就不管西边,人家原来额度的饷银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所以就只能加赋征辽饷。以三大征为例,两次抗日援朝、一次宁夏平叛、一次贵州平叛,万历一共花掉了2000万两。这2000万两,是历届皇帝存下的救急钱,被万历十年之内花光,从此明朝就再也打不起仗。
而从征税的角度看,因为绝大部分农民是没有办法搞到现金的,所以作为一个农业立国的中央政府,明朝的现金收入就一直捉襟见肘。她的现金收入有几大块,最大的是九大税关,每年额度100万;其次是盐课,每年也接近100万,剩下的就是一些小钱凑的,比如官地的田租、条鞭法废除后还依然保留以现金交税的少数几块地方、本来该养马但选择不养马交现金的马户桩朋钱,加起来也就100多万。其实以明末商业的畸形繁荣,九大税关征收的绝不该只有100万两。但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多征一分钱。皇帝也不可能亲自到税关征税,他只能选择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去主持征税。但这些主持征税的人也不可能亲自坐在关上收税,他也要选择依靠一些手下人去征收。这就变成了商人施展贿赂的好机会。本来该征10000两税的货,商人可能花上500两的贿赂就能安全通关了。这些情况,无论身在北京的皇帝不可能完全掌握,甚至身在九关的官员都不可能完全明白。所以只能定下一个税额,你完成这个税额就算你完成任务,多了的谁也没办法征走。所谓商业繁荣会损坏政府动员能力,主要是指这方面。
至于第二点,民主政府干不过独裁政府,主要表现在决策上。
其中熊廷弼与王化贞的战守之争是最典型的例子了。熊廷弼是经略,王化贞是巡抚,这两个官权力相去并不太远。虽然名义上王化贞归熊廷弼管,但他却负责直接指挥大部分的军将。当熊廷弼主守、王化贞主战时,官司只能打到朝廷。而作为一个『民主』政府,皇帝是必须要先听官员们的意见才能作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也一定要符合主流意见,才能使皇帝不背祸国的黑锅,哪怕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而朝廷的官员们对于边境两位最高官员的争吵一直采取的是化解劝和的态度。当这两位的矛盾激化,到了不得不取舍一位以保证边境安全的时候,皇帝的选择依然只能是全体投票。对此有个术语,叫『大小九卿廷议』。基本是四品以上的在京官员一人一票,决定两人的去留。然而奇迹的是,即便如此,大家投票的结果依然是谁也不走,『功罪一体』,意思是有功你们俩同赏,有罪你们俩同惩。
结果就是,边防还没决定谁说话算,努尔哈赤已经攻过来了。一次战役,辽东的残军就全军覆没,80万石粮食被努尔哈赤抢走,辽东最后一座大城广宁(今天的锦州北镇)陷于敌手。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个所谓的『经抚不合』只是熊廷弼逃离辽东的诡计,这就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了。
这个例子是明末的常态,只有到了崇祯的时候才稍有好转,但也只是稍有而已,廷议这个传统的力量大到皇帝也不能违背。【注:当然这是有原因的。万历曾经违背过一次廷议,力主与日本人媾和,结果被日本人耍了,最后万历不得不捏着鼻子弄死了支持自己的兵部尚书石星,以使自己逃离决策失败的窘境。】敌对的双方,当一方永远做不出该做的决策时,不管谁的力量大,死的总是效率低下的这一边。
民主的搞笑还不仅仅如此。明朝都察院的御史爱发表议论,这是天下皆知的事。(这个都察院其实非常类似于罗马的tribune,因为他们大多数时候还扮演法官的角色。)崇祯继位后,有人上疏说,我们任何决定都发在邸报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敌人会很快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走法。崇祯说对啊,下旨说,以后军机重事不要发邸报了。结果N多御史愤怒上疏,认为这条圣旨剥夺了他们神圣的民主权利。如果不是崇祯头脑还清醒,真要爆出史上最大笑话了,后金读着明朝的邸报围歼明军,一围一个准儿。
明朝就是这样亡的,跟汉人能不能打、敢不敢干完人无关。一个是大政府面对商业侵蚀无能为力的历史必然,另一个倒的确是制度问题,然而不是很多人希望的不够民主,而是恰恰太过民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