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子 长篇小说 2007年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8,

斑骓只系垂杨岸
何处西南任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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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 18,

 

                 

 

臧建明被我拒绝之后一直委靡不振,白天睡到十二点起来,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在房间里趿着鞋像头困兽似的转来转去,地板上被扔满了烟头。抱怨日子没劲,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没有女人。真不知道当初脑筋怎么蹩住了。吃过晚饭他就出门,找几个不知哪儿认识的家伙打小麻将,直到晚上二三点才回来。

我心里也是窝着一股无名火;当初也没个周全的想法,只凭了一个愿望;来了美国什么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黄油会有的,钱会有的,女人也会有的。但到了这儿才知道,机会是有的,但一个都不属于我们这些等外之民。属于你的是遭人白眼,被人喝斥,被人剥削。

当初出馊主意的是歪嘴,现在他正兴冲冲地赶过来,我倒希望他自己也来尝尝这种滋味。但这样说只是气话。我实在是想念歪嘴,他在这儿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会觉得有座墙在背后靠着,心里会踏实不少。

 

郁闷的日子里我把乌兹冲锋枪装配起来,四支闪着暗光的枪械像娃娃似地躺在床单上,我还得为它们归零,也就是较准发射的弹道和准星。枪店里买子弹并不要求身份证,我买了足够的储备,从店员口中得知在过海湾桥的海奥德有个靶场,可以试射步枪及冲锋枪。

我起了个大早,提包里放了二支枪,二盒子弹,一卷蓝颜色的胶布,从住地乘车去市中心,再转乘小长途巴士,辗转来到海奥德,再按店员画的地图,走了二十分钟路来到靶场。

靶场卖票的是个大胡子,肥胖邋遢,浑身刺青。他塞了张表格要我填写,我摇头表示不懂英语,他要查看我的枪械,一看是乌兹,脸色马上变了,我塞了张百元大钞上去,他咧嘴一笑,把我带到后面一间仓库,打开门锁。里面是辟为四条弹道的旧靶场。

大胡子为我换上新的靶纸,带上门出去了,我抽了支烟,把枪从提包里拿出来,放在靶台上。目估了一下弹道,长约一百英尺,正好是在乌兹的有效射击范围之内。我把靶纸摇到五十英尺左右,拿起一支枪,拍弹上膛,先拨到点射的位置,双手擎枪,瞄准靶心射了三发子弹。

枪声清脆利落,从手指抠扳机到声波震动耳膜有种莫名的愉悦。我把靶纸摇回来一看,三枪都打在靶心的左上方,我撕下一片蓝胶带,贴在弹洞上,再把靶纸摇回去,准星瞄着靶心偏右下角,再打三发点射。

五十英尺较得差不多了,我再把靶纸摇到一百英尺,每次只击一发子弹,来较准最后的归零。等到两把枪都较得差不多了。我把靶子固定在七十尺左右,换上一个新弹夹,屏了气,双手端平枪身,一梭子子弹打出去。

乌兹在我掌中微微地跳跃抖动,快慢操控自如,像一头欢快的小鹿。我多日郁闷的心情,也随着子弹倾泻出枪膛而散发得无影无踪。我把二盒子弹打得精光,心里还遗憾三个小时这么快地就过去了。

出门时大胡子露出友善的微笑,跟我握手时点着自己的胸膛说:“杰米,杰米。”

 

我迷上了打靶,每星期总有三四天到海奥德报到。一来二去就跟杰米交上了朋友,我带他去中国饭店吃午餐,交谈中我得知他是越战退伍军人,孤家寡人一个,前阵子刚交了个女朋友叫玛丽。杰米没有家,晚上就住在靶场里。他也不隐瞒他是个海洛因使用者,撩起袖子要我看他扎在臂弯里的一排针眼。

我们都对枪械有一种很深的迷恋,杰米收藏各种老式毛瑟枪,我则比较喜欢新型自动手枪和冲锋枪。靶场有些客人不愿携带枪支进出,就把枪寄存在杰米那儿。我在杰米那间狗窠一样的宿舍里见识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步兵武器,美国陆军的标准配备M-16,意大利特种警察的Aug99,是种带枪榴弹的多用单兵武器,加拿大为英国伞兵研制的新型冲锋枪。看到我爱不释手,杰米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新型枪械好是好,但也太娇贵,容易出故障,他拿起一支老式的1919年产的毛瑟枪:“看看,多么古典的造型,多么优美的线条。”他以欣赏的眼光从头到底抚摸这支老祖父级的单发步枪:“现代战争下流无耻,一个笨蛋可以用几十发子弹击倒一个最优秀的军人,你说公平吗?以前的战争,以前的军人,以前的枪支,都比现在多了男子气。一发就是一发,打中就打中,打不中再重来。”他亲吻了一下那支老步枪:“你说是不是?宝贝。”

这种美国兵怎么能在越南战场上打仗?怪不得美国输了那场战争。

 

歪嘴他们到的那天我在大伯爵汽车行雇了一辆礼车,又订了旅馆。不管手头怎么紧,歪嘴和栾军的到来是件大事,中国男人见了面倒不会有西方人那种拥抱,连手都不握一下,但我也看得出来歪嘴和我一样激动,连烟都拿反了。我们在中国城的一家酒楼吃的饭,一桌子菜都没怎么动过,歪嘴和我频频跑到门口去抽烟,一时却也相对无话。突然,歪嘴说顺便告诉你出来前办了点小事。我问什么事?歪嘴说出来前把你们粮店经理的家给烧了。

 

歪嘴和栾军带来一股生气,我们搬出那郁闷的地下室,在日落区靠近海边找了一幢独立的房子,三个睡房,加上车库里的一大间,足够我们四个人住。另外,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四个人在靠近动物园的空旷街道上学车,栾军充作临时教练,一个礼拜下来,每个人都学会了。

歪嘴他们带来的钱不多,除了留给家人的生活费之外,付掉蛇头的费用,租房子的钱,买车的钱,我们竟然没多少钱了。当初五百万港币拿到手上觉得是花用不完的,现在奇怪钱怎么会这么不经用。

歪嘴说总得找些事来做,四个大老爷们这么闲着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找什么事来做呢,我们几个一无所长,除了栾军比较心灵手巧之外,另外三人都只能出卖体力。歪嘴道;我看了几天报纸,研究出来唯一可行的是做装修,在中文报纸上登个广告,去估价时把工价压低一二成,还是会有人愿意雇用。老大,臧建明你们多少还在工地上干过几天,栾军以前学过木匠,我们先凑合着干吧。

我们自拟了个公司名字叫‘通用’装修,在当地的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刊登了广告,打电话来的人还真不少,于是四人一起去看工,臧建明是少不了的,旧金山华人七八成是广东人,很多广东老倌一听不说广东话‘拍’的就挂上电话,谈都不与你谈。臧的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至少能和人交谈,开始我们要的价实在太低,做完工一算成本,简直是在白做。只得自己安慰自己,学经验吧。

常常我们忙得满头大汗,臧建明却不见了人影,车也被他开走,我们下了班只能坐公车回家。逼问之下,他招供去了一个叫‘百合花’的赌场,就座落在离旧金山不远的圣布鲁诺,这小子本想乘隙去玩一把的,但一坐下就忘了时间,直到身上的钱输完了才想起回来。

我能怎么办? 讲多了大家都烦。我们只是个松散的小团体,互相之间并没有约束力,虽然他们叫我老大,只是个称呼而已。现在这个老大只能提供大家一份最底层的生活,再要叫我直起嗓子训人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日子过得不死不活,做装修赚的钱吃不饱饿不死,一个多月下来,大家都瘟了,歪嘴栾军刚来美国的心劲泄得一干二净,干完活回家躺在破沙发上就睡了过去,或者呆看中文台直到深夜,问他看了什么一点也回想不起来。

我们就这样在美国搁浅住了。

 

一天晚上桃子突然来访,说大哥你们搬了新家也不请我来玩啊。房间里四个男人一阵忙乱,屋子里乱得像狗窠一样,桃子阻止了我们手忙脚乱的收拾,在沙发上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大哥,建明,还有这两位没见过先生,怎么不介绍一下。”

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歪嘴和栾军,桃子抿嘴一笑:“李义山?那可是个大诗人啊。”

歪嘴竟闹了个大红脸。除了臧建明,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歪嘴怎么变了个诗人?

看到我们一副呆相,桃子赶快给我们解释唐朝有个李义山,是个著名的诗人。写的诗缠绵悲恻,唐诗三百首里就有他的诗歌。我说歪嘴你这辈子投错了胎啊,诗人怎么到美国来做了个装修佬啊。

屋里有个女人还是不一样,大家都变得活跃起来,臧建明一脱平时萎靡不振的神情,讲了很多黄色笑话,桃子听了一样哈哈大笑。

笑了一阵之后,桃子好像不经意地突然说起:“大哥,建明,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如果你们还想参加我们公司的话,动作要快喔。因为从下礼拜起,公司的营利不错,股份要涨到二万块钱一股,这礼拜五是最后一班车。”

臧建明朝我看了一眼,意思说老大你拿主意,我不管。

这女人无事不登三宝殿,臧建明一定漏出去说我们手里有几万块钱,这女人是只闻到腥的猫啊。

桃子给歪嘴他们解释东海公司的性质,说今后的股息还是按百分之十的月息发放。

我点起一支烟,作为一个当家人,每天把钱拿出去,对钞票的观念跟刚来时有所不同。我们装修公司辛苦一个礼拜,所赚也就是一二千块钱,一到月底,房租交掉就所剩无几。如果真像桃子那样说法;一万六和二万的四千块钱的差距对我说来还是很令人心动的。我现在手上的钱还够买三个股份,如果照臧建明的说法,再有百分之十的回扣可拿,那这笔钱应该是很可观的,可以对我们的日益浩大的开支贴补不少。

可是,我心里总有一丝疑惑,倒不是对东海公司,最近当地中文报纸都纷纷纷扬扬地报导对公司负责人的访问,成篇累牍地探讨赚钱的新理念。连雇我们做装修的主顾也在说准备辞了职去东海上班了。看来这台巴子还有点门道,否则不会这么多人都是傻瓜。

我的疑惑是这个女人,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我死也想不起来。数了数我认识的上海人不多,部队里有几个,全是男的。家乡地方上有一些六十年代支内的大学生,全是半老的阿姨了。深圳?那是个人来人往的城市,但在我的记忆里也找不出相像的面孔。

那种相识是像在梦里,讲不清道不明。有点像前世的记忆,在一片模糊的人群中有一张脸,眼光和你一碰撞就隐入灰色的背景,你冥思苦想,却捕捉不到这道眼光是几生几世前曾跟你相遇。

“老大。”我听见栾军在叫我,一激灵醒过神来,看到房间里的人都朝我看着。臧建明道:“等你拿主意呢,买还是不买,至少给桃子小姐一句回话,人家老远地跑了过来。”

我抽着烟没接声。

栾军问道:“桃子小姐,听起来不错,但总有点好得不像真的。你确定我们把钱交给你,什么时候要都可以拿回来吗?”

桃子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空白的申请表:“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签了字就是正式的法律文件,在美国,法庭就认你的签字。如果到时候要不回来,你可以上法庭告我们公司。”

栾军道:“我们连一个英文大字也不识,还能去告谁?我只是想确定钱交到保险的地方。不怕问你一句;桃子小姐,你自己有钱放在公司吗?”

桃子说:“不瞒你说,我所有的钱都放在公司里了,不止一个股份。”

大家都不作声。

我对歪嘴使了个眼色,我们一起来到楼下车库里。歪嘴说:“真有这么好的事?”

我道:“臧建明唠叨过好几次了,你看怎样?”

歪嘴道:“太好的说法总使人想起陷阱,但也难说,这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我们一年前还在福建小地方混日子,谁又能想到今天来了美国呢?”

“那你的意思是一试啰?”

“我们需要钱。”

我沉吟不语,我不能把对桃子的疑惑告诉歪嘴。

“老大你在想什么?”歪嘴问道。

“如果公司在文件上弄什么花样呢?我们可玩不过他们。”

歪嘴嘴巴一牵,做了个开枪的手势:“那就端了他们。”

 

回到客厅,我拿出支票,开了四万八千块钱给桃子,买三股公司股票。我和歪嘴在车库里商量好,过一个月就拿回来,赚他个几千块钱再说。

桃子请客大家去ABC餐馆吃宵夜,那儿的牛筋面不错。

 

我们已经打好主意那笔钱取回来要怎么用。我们再需要一部汽车,也许买一部卡车,对我们装建筑材料有帮助。我们家具也要换了,现在用的都是街上捡来,或是车库拍卖便宜买来的。还有,美国的各种电动工具很多,如电锯,电锤,价钱也不贵,拿了钱这些基本的工具都要买一套。

臧建明买了套西装,桃子每天早上过来接他去东海上班,他不是个做体力活的人,让他去东海也好,至少我们的钱有只眼睛给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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