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良(1907年-1983年)，陕西耀县人，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事务的第一任领导人，专责管理青海地区。
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2年曾被免职。文革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驳斥张德生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
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仲良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如此一来，张仲良和革委会失之交臂。
（一）通渭问题：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从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 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 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 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 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 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 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三） 甘肃饿死了多少人？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 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 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 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 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 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 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 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 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 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 （４８）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 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供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 （４９）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 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 血债”。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将军回答说：“我要 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
张 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 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 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时中央开会，知道甘肃饿死群众真相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做过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对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共产风一下子就把甘萧推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个灾难大到什么程度？一言以蔽之，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当时晚间省会兰州火车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会踩著倒在那儿起不来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徵文，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获得一等奖。该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后仅定西地区（陇中一带）便「饿死近百万居民」。对这件事，麦文一语带过，未谈细节。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也写了当时定西地区的饥馑。他未谈死人总数，却对细节作了实录，正好可以用来对麦文作补充。
据沙青调查所得，同安微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即「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的时候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 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区还只是吃柳叶而已），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馀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 至将外面逃到村子里的人杀了吃掉。更有人将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 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著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 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
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 《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是通渭县人。那时，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尸首，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进自己的村子，村子惨 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通渭县饿死加外跑的在十万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书记宋平视察通渭时曾痛心地说：「那么多人饿死了。有的人跑到 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页。）所以，说通渭饿死四、五万人大约不会过头。
也许 人们会问，当政的××党此刻在做什么？难道官员们也饿死了？不，他们正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 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 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湾》，《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写过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讲的是穷人将妻子典当给财主当生育工具的事。现在是新社会，法律已不允许典当妇女，但这并不能禁止甘肃 的妇女为救濒于饿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邻省陕西再嫁，得到粮食送回甘肃家中。结果制造的悲剧同四、五十年前一样；几年后妇女在「后夫」家留下亲生骨肉，返 回老家，而那为「后夫」生下的孩子从此便失去了亲娘。也有一些甘肃妇女，譬如有铁路穿越其境的甘谷县的妇女，很方便地到了较为富庶的关中咸阳的平原地带， 便再也不肯离开了。饥馑后，老家男人找到了她们，可是她们没有回甘肃。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亲娘，结果也还是悲剧。
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国民党将领，有职无权的花瓶。他去农村视察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而已。他的权力还顶不上省委一名书记处书记。
当周恩来听说甘肃有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去的时候，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在电话中欺骗周说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 但毕竟纸包不住火，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 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注７：引自《忆钱瑛》一书。）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
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在甘肃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家破人亡的饥民和无数凄惨的人间悲剧。
（选自： 杨继绳《墓碑》上册地区篇）
（四）甘肃夹边沟农场50年：3千“右派”在饥荒中求生
“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在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夹边沟既是集体创伤，亦是古拉格式极端处境的中国叙述。但是，50年过去，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夹边沟里发生过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里的尸骨，被消磨殆尽。
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2003年，作家杨显惠用《夹边沟记事》一书，翻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今年10月，恰逢“夹边沟事件”50年，《南都周刊》派出记者重返夹边沟。
我们重返历史记忆里的现场，寻访时光隧道里的幸存者，我们回看茫茫戈壁滩，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相信历史总将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重返夹边沟
“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郑文 甘肃酒泉、金塔、兰州报道 摄影_刘浚
夹边沟的石头看上去圆滑，却摸着硌手。时光倒流几亿年，这里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力量将此地抹为无垠荒漠。
50年对于这里太过短暂。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仿若古战场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当年的痕迹
从酒泉市区出发，出北门直奔东北方向，行车半小时即到夹边沟林场。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20个小时才能到达酒泉，50年过后，这段路程缩短到9个小时。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场雪赶在冬至前早早降临。走在雪水滋润过的沙地上，那种绵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林场如进入冬眠般静得出奇，耳边只有树叶飒飒落下，无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边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如僵尸般毫无生气。阳光凛冽，映照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时间仿佛时空凝滞。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庞大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庞大的航天城相比，夹边沟是不起眼的小村庄。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三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 “反右”斗争。
1958年春节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在现今的林场干部陈苏民看来，50年前“右派”们在夹边沟的劳动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右派”们种下了新疆杨、沙枣树，从花园水库修大干渠引水道夹边沟，如今都荫及后人。生于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时代就跟随部队转业的父亲来到夹边沟，他颇为怀念红色年代劳动竞赛的火热干劲：“那时人是多么有力量，现在的人可吃不了这苦了。”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另一位林场干部王柱华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来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周惠南也在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夹边沟。“不就是看我反不反党么？”他说自己心里有底，“我过来之后要立功受奖，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1954年9月建档的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上，记录了农场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况：场区地形为一带形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场内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昼夜温差悬殊。多风，最大达到八级。
很多人都觉得，最多半年就会回家。34岁的刘光基在自家单位甘肃省建设局里一句话没说，却被定为“对‘右派’言论喜形于色”送到夹边沟。但他看“来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兰州大学的校长等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起码三年。最后算得还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为防止自杀，所有人进来时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兰州陈宗海当年只有21岁，当农场管教干部扒开他的衣服让他交出刀具和财物时，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对于从各地奔赴而来的“右派”们而言，夹边沟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干部告诫他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后还要继续工作。怎么教育呢？对方答：你们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陈宗海想，那我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来这里干啥？
果然有人自杀。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扣馍，“右派”多是知识分子，不愿受辱，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有人夜里出去上厕所，吊死在树上。
不值得。刘光基对自己说，你自杀，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呢，反倒给家里带麻烦。要活着，咱们走着看；陈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两三年就过去了，不过“后来一看，死了那么多人还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这么多苦。”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起床后路过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饭，大锅里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萝卜叶子泡在里面，拿出来一洗，剁碎，掺和进包谷面或其他杂粮面搅拌。“右派”们管它叫“糊糊”。晚饭和早饭一样。中午饭通常是包谷面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馍头，早饭时给每人发一个，让带到工地上吃。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15斤。
陈宗海觉得难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里人写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有个人在信里跟家里抱怨面饼大小就跟睾丸一样，黑的就跟狗屎一样，后来就给判刑了。吓得陈宗海从此在家信就两句话：父母大人你们好，我在这里很好。
一下子绝望了
在农场的大力鼓动和一种莫名的戴罪立功集体心理暗示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陈宗海一天半夜一个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干了一整天，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得了个全场第一。
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记载：农场组织劳动竞赛，将长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一组将满土筐抬来，另一组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组，然后，返回再将空筐拿到始点，再抬上满筐跑步送到终点。任何一组都会影响全队发挥，各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摘帽的诱惑让人们斗志昂扬，哪怕有人在这样疯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后，当口粮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农场开始饿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劳动节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时的“右派”们仍然希望在“五一”节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节那天，“右派”们兴冲冲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张鸿书记宣布摘掉3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让回家，留在农场就业。这个晴天霹雳，让所有人一下绝望了。
这年春节，连续三天场里干部来跟向大家拜年，“右派”们怨声载道：不就是不让人睡觉嘛，听听说的都是什么话——增加知识，鼓足干劲，在新的一年再大干一场。第一天这么说，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是想让我们在这里扎根么？
刚过来时，陈宗海还带了本《水浒传》，后来就不知扔哪里去了。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在夹边沟，吃饱肚子已是奢求，遑论精神生活。刘光基说，哪有心情看书—看书还有啥用，“右派”的书都擦屁股或者卷烟了。
不聊天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走回来，晕倒在场部附近，被人发现后捆起来送到场部。场长反倒开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问题”：我没有反党，我冤枉嘛。周惠南听说有人这样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来了，但回来后并无进一步惩罚，周惠南解释原因—因为“奔向党的怀抱，你没有抛弃党”。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后，甘肃省西固区工商管理科科长俞兆远，就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出来。
他什么都吃，到处偷着吃。在荒滩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窝里的存粮。运气好时，他能从一个耗子洞里挖出四五升粮食。
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劳动停止了，所有人在夹边沟存在的惟一意义，只在于活下去。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俩，留下一点杂粮，俩人彼此推让，谁也不舍得吃。俩人当时都已经各有了四个孩子。弟弟说，我们俩，必须要活一个出来，谁能活下来就把另一个的孩子养大，要是两个都去掉这个家就完了。家人说，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俩抱头一场痛哭。
到后期劳动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时，陈宗海觉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没了”。“真的到了那种无欲望状态，麻木。看见死人一点都不害怕，也许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里有这个准备的。我知道了人临死前，就是这个无欲望状态。”他问劳教干部：劳动教养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干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认为改造好了你就走。陈宗海说，这不是胡扯蛋蛋么。
在生死面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剂。和凤鸣至今后悔在给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写到：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铸成了大错！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噩梦结束
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
此时夹边沟农场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农场党委书记张鸿由于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们送到明水滩，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场里赶起了马车，后来送回兰州，由甘肃省劳改总局处理。有个金塔县县长张云贤本来要调到夹边沟任农场党委书记，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除去老弱病残者外，夹边沟农场能够走动的将近2000余人全部转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大河农场。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入冬，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实际口粮已降到12斤。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幸存者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噪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为首的检查团来夹边沟调查情况。11月中旬，农场执行中央工作检查团的指示，开始将明水滩山沟里的气息奄奄的重病号接到高台县碱泉子高台农场办公室和学校腾出的房屋中进行抢救，夹边沟农场也同时开始抢救人命，并开始遣返劳教人员。
周惠南兄弟俩坐着火车回兰州，他亲眼看见一个“右派”在车上去世被扔下火车。回到家后，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夹边沟噩梦终于结束了。
曾在农场搞宣传工作的“右派”司继才后来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但是，从明水活着回来的人超不过300人。
夹边沟符号
周惠南说，告别之时，较相熟的“右派”们曾约定日后联系，并留下彼此地址。50年过去，“却基本上谁也没联系谁。”从夹边沟走出的“右派”际遇各有不同。几十年后，夹边沟“右派”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平时少有往来。他们不愿触及痛苦岁月留下的伤疤，那一张张面孔也任随时间冲刷，慢慢沉没在记忆深处。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访的“右派”们均感激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尽管对于“反右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于扩大化”的说法，有些人还不能接受。
夹边沟的喧闹在1961年“右派”们撤出之后归于死寂。上世纪70年代，农场改为林场，陆续从定西迁来40余户农民。从此他们成为林场的常住居民。他们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为生。辣椒成片铺在平坦沙地上，扎眼的红色在视野里慢慢膨胀得快要流动起来。
移民们已习惯陌生的人们来此祭奠，他们知道夹边沟曾经死过很多人，虽然并不了解详情。“据说夹边沟在中央都挂了号，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凭靠附近一个小型水库的灌溉，这里的庄稼可以确保旱涝保收。在年蒸发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夹边沟，这是他们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但是，即使在酒泉，夹边沟依旧是陌生的。若在酒泉打车，问出租车司机去夹边沟怎么走？很多人都一头雾水。这个连当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地方，从2000年开始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今天我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10年前，天津作家杨显惠在《上海文学》上连载，人们尚对“夹边沟”一脸茫然。10年后，纪录片导演王兵推出的首部剧情片《夹边沟》，参展威尼斯电影节—“惊喜影片”。夹边沟在中国知识分子认知中逐渐成为了符号—人间地狱，或者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地理意义上的夹边沟，筑不起谁的方尖碑，因此地只剩浩渺白沙，随风飘移，无论建造什么都会崩塌，就像建在浪峰波谷。白杨已换了三茬，只有“受命不迁”的沙枣树在此扎根。人们来过这里，留下眼泪与空空的酒瓶，迅速蒸发，馏出记忆。
女“右派”和凤鸣来过此地，长歌当哭，“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美学家高尔泰来过此地，“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摘帽“右派”陈宗海在五年前故地重游，“现在还梦到夹边沟，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他看到当年以生命为代价修建的水渠、田地都已废弃殆尽，心中无限感伤。
俞兆远前年还去过夹边沟。原来的厂部平房已经全部变成苹果园，遗骨原来埋下来的漕槽还在。1970年代，农场曾被部队短暂征用。之后农场又转交给酒泉市，变成了林场。
当年“右派”住过的地窝子，只能依稀辨认出大致轮廓。当年的平房历经半世纪仍未倒塌，如今被改作仓库。“右派”们用生命开垦出来的土地，终被废弃。“右派”挖的排碱沟当时效用不大，但如果没有当时的排碱沟，也就没有现在的林场。”王柱华说。如今夹边沟林场有林地两万八千亩，总面积十一万亩左右，主要种植各种杨树，另有沙枣、红柳和一些果木。陈苏民说，尽管已改成林场，但盐碱地的土质，加上风沙大，“种活一棵树比女人生个孩子还难”。
“右派”当年开垦的两千多亩耕地，现在是来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在耕种。更多的耕地随着农场体制的变化，加上上游鸣沙窝用水量的增加，地处下游的近万亩耕地水源已近于枯竭，弃耕多年。40岁的王柱华在夹边沟林场已有20年工龄。早年他和老工人在沙包上，还能看到人骨。“习惯之后就不怕了。”他知道这是当年“右派”的遗骨，“人死如灯灭，到最后都逃不过这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