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民间观察与思考
作者：钱理群
如果说《读笔记》是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理论总结，那么，同一时期的民间社会，也提出不同于毛泽东的理论总结。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二位民间思想者和一个民间群体的思考。
（一）顾准：“社会主义的史前期”批判
第一位是我们已多次提到的顾准。顾准当时已经被完全逐出体制，并在河南信阳地区的农村，亲自经历了大饥荒：这是对于大饥荒的零距离观察、体验与思考，尽管这些思考分散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里，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论述，但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他在日记中详尽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大饥荒惨像：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也不小了。[1]
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anism〔钱注：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2]
除民间大批肿一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3]
可以想见，这一件件就发生在他身边的血淋淋事实对顾准的冲击。但他作为经济学家，不能停留在事实的记录，而要进行理论的思考与体制的追问。
首先，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史前期”的概念。[4]在毛泽东的〈笔记〉里，将之称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今天则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其实是同一个概念。但顾准强调“史前期”，显然是为了突出它的野蛮性，有点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概念。
顾准认为“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有四个特点，这也就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所提出的四个判断、四个分析。
第一，史前期发展的是“糊口经济”，[5]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这一概念揭示了“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历史任务，就是要解决中国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其中心就是建立糊口经济——毛泽东“吃饭不要钱”的社会主义理想，其实就是以此为目标，只是表达方式更有诱惑力。
第二，如何实现糊口经济的目标？顾准认为，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推行的是一条“集中国力”的“战时经济”发展路线，[6]这其实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富国强兵”的路线。
顾准又对“战时经济”作了以下具体分析：
第一，实行“政治挂帅”，即“离开经济手段，而用政治手段来实现经济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用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在人民公社里，全面控制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并统一支配和调动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与劳动力，以集中力量，按照党的意志和国家计划发展经济。顾准强调：这样的“政治挂帅”其“全部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农村，城市不仅不能实行，相反，还要维持一个比较过得去的货币经济的外观”，[7]也就是说，还得保留商品经济和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这样，顾准就揭示了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即“命令经济”与“货币经济”的混合，前者主要在农村实行，后者主要在城市实行，但又相互渗透。
第二，“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8]也就是用阶级斗争和专政、准专政的方法完成糊口经济的任务，用“解决一部分人〔钱注：的吃饭问题〕，摧毁另一部分人〔钱注：的生命〕”的“阶级斗争来解决饥饿问题”。[9]
第三，推行“城市中心主义”的建设路线，“拼命地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这是一条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发展路线；顾准说，这是典型的“苛政猛于虎”，“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1 0]他由此谈到了中国农民的“厄运”：“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剥夺他们、“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1 1]——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高徵购”，其实就是用强迫手段来提高农业的商品率，以供应城市、发展城市工业。这里谈到中国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显示出土地革命时期农民的“救命恩人”，在执政后却要致农民于死地；这样触目惊心的转变，真是历史的悲剧。
在顾准看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以及他所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实质上是“国家与农民的冲突”，[1 2]用牺牲农民的办法来达到国家的目的；因此，他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圈地”和“羊吃人”运动，[1 3]就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一样，不仅事实上造成了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而这样的死亡本身就是目的：要藉此“消灭过剩人口”、提高农业商品率，也就是说，要以消灭农村过剩人口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顾准说，这是“用活人的生命消耗来对地球宣战”，以获取农业的高产；[1 4]这确实是“最堂皇〔钱注：打着『超英赶美』的民族主义旗帜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旗帜〕、又是最残酷〔钱注：以牺牲3，000万农民为代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1 5]顾准说，“人民公社已经建立”、“全部体制已经完成，下马是万万不能的”，只能“咬紧牙关，死一亿人也不要紧，干上去，这是1959年8月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万钧的决心。从外面来，从上而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歪风，不过刺激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接触媒而已，事情是被决定于『内因』的”[1 6]——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观察：毛泽东坚信，他所完成的是历史赋予给他的使命，为此，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将之完成，包括牺牲人的生命。
第三，顾准又指出，这样的“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是以“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为前提的。[1 7]也就是说，在史前期社会主义时期里，是要求绝大多数人为“实现国家目标”（国家独立、统一、解决吃饭问题）而作出牺牲（毛泽东在〈笔记〉里一再讲“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就是为此）。因此，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民，是不可能有“正常富裕的生活”，他们换得的是大量的非正常的饥饿与死亡，而享有“正常与富裕生活”的只是少数人——这就是我们一再讨论的社会主义特权阶层。也就是说，特权阶层的形成、两极分化的形成（既是特权与底层人民的分化，同时也是城乡的分化），正是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其体制的必然产物。
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总有人想要打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平等时代”的神话和假象，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的确，毛泽东强调平等，甚至走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而毛泽东时代的特权阶层，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在质和量上都是不能相比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特权阶层与两极分化，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在毛泽东时代，民间连续不断的“反特权”斗争，绝不是无的放矢。
第四，顾准强调，在这样的史前期社会主义里，“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1 8]正是阶级斗争和饥饿，使中国人“人相食，卖屄，说谎，拍马，害人自肥”。[1 9]毛泽东时代不断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高度政治化，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高度紧张与恶性化，其结果就是将人内在的嗜杀性诱发出来，在“不断革命”的口号下，制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无止境的相互残杀，即“人相食”，并累及无辜。在政治高压与诱惑之下，也必然出现“说谎，拍马，害人肥己”的现象，强迫父子之间、师生之间等划清界线，强制、鼓励相互检举、告密，更是逼迫人们越过道德底线，真正的道德危机于是形成。这当然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体制性的道德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道德危机，就是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确认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今天同样有人要打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纯洁时代”的神话与假象。
当顾准说这些话，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里面包含着他的自我反省。他在日记里反覆提到一个问题：“我是否变得卑鄙了？”[2 0]他所面临的，也是一个由饥饿而引发的道德危机。
顾准在农村中不仅看见周围农民的饥饿、死亡与人相食的现象，他自己也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张、谢三人[2 1]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米汤，想如何『搞』点红薯与胡梦卜吃。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实在买不到啥吃时，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到专备外宾吃的西餐馆去吃它几次”[2 2]——人整个脑子想的就是吃，是因为饥饿到了极点。所有的人，包括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求生都成了基本问题，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其他所有思想、理论问题都不能顾及了，只想着如何求生。顾准先是偷粮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却一边偷、一边自我谴责：“我怎么会沦落到去偷东西呢？”后来偷也不行了，唯有挤进生产队的统治阶层才能有东西吃，因为他们掌握了吃的权力。而挤进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谄媚。顾准最恨那个生产队长，因为他是专制体制最忠实的奴才，但顾准现在却得千方百计地奉承他，不想理他也得要硬着头皮对他微笑。在日记里，顾准又陷入了深深的忏悔：我怎么能这样“卑躬屈节”？[2 3]我太可恶了！怎么能这样笑脸迎人？我只是“苟全性命而已”啊！[2 4]我有“二副面孔”，[2 5]我“精神分裂”了[2 6]——这样的忏悔，是具有震撼力的，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这个体制是如何“逼良为娼”，逼迫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人格分裂。
这就是顾准所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四大特征。在我看来，这四大特征，在今天也依然保持了鲜活的批判力。
因此，我想从顾准的批判出发，引申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
首先，顾准所说的中国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直延续到毛泽东之后的。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共和国60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思考与讨论。在我看来，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由毛泽东奠定其基础（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而且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毛泽东时代；因此，将其称为“后毛泽东时代”更为贴切，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也可以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1942-），这四代领导人所要完成的，就是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其基本特征，用顾准的话来说，就是“以野蛮的方法”来建立“糊口经济”，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扩大一点，还要解决中国的独立、统一问题。所谓“野蛮的方法”，毛泽东时代是以政治的手段不断发动阶级斗争、大跃进，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毛泽东时代，则是以经济的手段，利用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一种原始积累和高速发展，如前所分析，都以资源大破坏，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大剥夺为代价；经济高速发展、特权问题严重、社会不平等、道德底线被突破、思想控制严密、文化屡遭破坏，则是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特征，所仰仗的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下的“低人权优势”。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政治强大”与后毛泽东时代“经济强大”的秘密所在。
问题是，如何评价这样的历史过程、如何评价领导此历史过程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或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和显示了顾准（可能还包括我自己）的内在矛盾。
在顾准看来，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的选择。他一再说：“历史决定这个时代不能不是Stalinism〔钱注：斯大林主义〕的”，[2 7]“推动历史前进的，本来是恶而不是善，毛泽东时代又何能免此？”[2 8]所以他十分痛苦，一再表示：“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2 9]他经常谈到所谓“跃进的愿望与人道主义”的矛盾。[3 0]这就是说，为了完成糊口经济的任务，解决中国人口的吃饭，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这三大问题，为了实现“改变落后面貌”的民族欲望，必须采取野蛮的方式，但这同时又会带来人道主义的危机。顾准，也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比较受黑格尔、马克思的绝对主义影响，所以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讲的“跃进的愿望和人道主义的矛盾”，其实就是“历史必然性和人道主义的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顾准的应对方式，是拒绝参与这段“羊吃人”的历史，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历史的观察家”，并“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3 1]这样的选择，又给顾准带来新的痛苦：因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总是将参与历史运动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顾准在一篇日记里，曾万分感慨地谈到高尔基（Maksim Gorky，1868-1936，俄国）当年所说的“海燕”与“家雀”，从顾准到我们这一代，都志在作迎着时代暴风雨飞翔的“海燕”；但顾准和“顾准们”却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个时代“要求的是驯顺的家雀”，但顾准仍然要发问：“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3 2]
我们今天可能会对顾准的历史决定论与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持有异议，但他的分析，却能够提供我们一个思路，去认识、评价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我以为，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处于西方世界包围下的东方大国，要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殊重要性、而又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了一个世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又历史地将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并赋予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三大国家目标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与他的后继者，正是应此历史使命而产生的历史人物，应该说，他们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统一，基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经济高速发展的东方大国，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历史成就与贡献。
第二，但他们又是以极其野蛮，可以说是超乎人们想像、极其残酷的专制手段，来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的。为解决这三大国家问题，中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导致几千万人生命的毁灭，而且导致自然资源大破坏、社会不平等、精神颓败三大问题，更形成生态、社会和精神三大危机，同时又遗留下一个极其严密、精致而又危机重重的一党专政体制，这种种都显示了顾准所说的“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的残酷性。[3 3]
我们可以不承认这是“历史必然性”，我们也可以设想，是否可以采取更加文明的方式来实现这三大目标，或者有别的领导人、别的机遇采取代价不致如此惨重的方式。事实上，包括顾准与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参加者在内的民间思想者，他们所提出的正是另一种可能性。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善良的设想，这些或许更有合理性的愿望，都只是未实现的历史可能性，而历史却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已经实现的历史的现实形态——当然，正视不等于认同，我们依然可以坚持自己对历史结果的批判立场，但我们又必须从这样的历史现实出发，以作出自己对历史的评价。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顾准有一个概括，我觉得很有启发性：毛泽东用“最堂皇、最残酷，也最迅速、最能见效的方法”，实现了他自己的目标，也实现了历史交给他的使命，“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Peter the Great〔钱注：彼得大帝〕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3 4]顾准将毛泽东与彼得大帝、曹操类比，而我更愿意把毛泽东类比为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毛泽东也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确实是用残酷的手段实现历史使命与自己目标的“千古一帝”。顾准说毛泽东类似曹操，大概是要强调毛泽东是“一代枭雄”，这抓住了毛泽东的特点：毛泽东本人竭力为曹操辩护，[3 5]六十年代还由郭沫若带头，掀起“为曹操翻案风”，这些都不是偶然。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千古一帝”、“一代枭雄”，并由他来完成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既具有历史的嘲讽意味，又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当然，仅仅把毛泽东说成“千古一帝”、“一代枭雄”，也会遮蔽一些东西：我们不可忽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的一面。毛泽东身上确实有中国传统，特别是帝王传统和农民造反传统的深刻印记，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现代革命家、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他的中国社会主义实验，其得失、成败，都是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
下面，我们还要简单介绍，顾准在追问大饥荒背后的体制问题时，所提出的另一个思考角度，即他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分析与批判。顾准把1958年所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特点，作了五方面的概括。因为时间关系，这里只能说个大概，不过我有一篇〈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的长文，收在《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3 6]
首先，顾准指出，人民公社所建立的是“产业军体制”，“它把纯粹农村结构组成营连，并可以从中随时组成野战（如水利）队伍”，而“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3 7]这就达到了对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不仅控制“生产”，而且控制“分配”与“消费”。[3 8]同时，它又“把人的劳动力的价格贬低到无可再低的程度”，“它提供县社工业以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大小工业将可以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这样，积累的速度将是可惊的”[3 9]——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正是建立在压榨农民的基础上。
其二，人民公社又通过“公安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完全剥夺他们宪法所规定的“居住自由”，并以“逃窜犯”的罪名，阻止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形成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4 0]
以上两方面，我们已有详尽讨论，不再多说。
其三，也是顾准着重讨论、并试图回答的：农民被紧紧束缚在这个体制之下，为什么不反抗？反抗为什么无效？应该说，农民并不是没有反抗，在大饥荒中农民暴动是时有发生的，我们在第六讲中，就提到贵州农民在公社书记带领下的暴动。[4 1]但应该承认，总体上看，这样的暴动还是零星、分散的，并没有出现整个社会的大动乱。
原因在哪里？顾准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整风反右，加上反右倾鼓干劲，把仅属于萌芽状态的农民代言人禁锢起来，或者洗脑筋”。[4 2]通过反右运动和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和共产党确实成功地割断了有可能成为农民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干部和农民之间的任何联系。毛泽东当年发动革命时，曾号召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播下革命火种、和农民相结合，这是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面向；但在掌握政权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就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相结合，因此务必要切断他们之间可能存有的一切联系。我们前面讲1957年历史时就说过，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学生进入到已存有不满情绪的农民之中点火。现在，又通过1959年的反右倾，毛泽东成功地控制了知识分子和党内与农民有联系的干部，到六十年代遭遇大饥荒的农民，已经不可能从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那里获得任何支持，这也就堵绝了农民表达自己反抗意志的一个渠道。
其四，和城市知识分子之间失去联系的农民，他们自身会不会出现反抗的领袖呢？顾准又进一步指出，人民公社有一个机制，就是“从农民中选拔了大批人当连长营长会计医生技术员高中生。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巩固”[4 3]——这一点，通常不被研究者注意，这大概是顾准零距离接触农村状况，所提出的独特观察与发现。这项机制对体制的稳定性，起了很大作用。
其五，即使没有知识分子作代表，农民自身也没有领袖，还是有人会反抗，那又怎么办？顾准发现，公社控制农民的最基本手段，就是以所谓“反对农村中的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为由，在农村开展无间断的阶级斗争，把任何不稳定的因素，都消灭于萌芽时期。[4 4]
在顾准看来，党和国家正是通过“人民公社”这样的组织形式，从以上五方面，形成对基层农村全面而稳固的控制，这就是大饥荒带给农民如此大的灾难，却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反抗（特别是有组织的反抗）的秘密所在。顾准由此得出结论：人民公社的“统治体制是崩裂不了的。禁锢与思想统制愈甚，〔……〕，统治维持下去的可能愈大”、“略松松弦，中国农民是容易满足的”[4 5]——顾准的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段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历史。
最后要讨论顾准的希望，即顾准的理想主义。
1960 年，中国整个经济处于低谷，顾准作为经济学家却预言：“局面将要大变”，其根据有二：一是经济必将复苏，甚至会有新的大发展，二是“老一套的『正确错误』的绝对论维持不下去了。不同意见的人们必定要组成不同的社团，发展的结果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度”[4 6]——其实，毛泽东之所以要在庐山发动对“彭（怀德）、张（闻天）、黄（克诚）反党军事俱乐部”的批判，就是要防止这个局面出现。
这背后，表现了顾准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他相信用“经济发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挥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作用”，即必然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同时也就要求相应的思想自由与政治民主，这时候，进入“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水到渠成。[4 7]
后来，顾准在文革期间交代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他强调的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加速经济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是“比较遥远的将来的事”。[4 8]在顾准的思考里，中国的问题都取决于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包括中国的民主、自由、一党专政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其中当然有“经济决定论”的问题和陷阱；但它确实提供了思考当下中国问题的一个思路。应该说，顾准所期待的“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并未如他所预言的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更准确地说，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个历史进程，将它整整推迟了40年。也就是说，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崛起，才真正完成了顾准所说的“社会主义史前期”历史任务，实现我们前面讨论的三大国家目标。按照顾准的思路，这时候的中国，应该告别“史前期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
顾准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第二，“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第三，“消灭社会主义时代所发展的畸形”。[4 9]据我理解，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根除一党专政的毒瘤，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平等。在顾准看来，这就是一条“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些年，一直有人（主要是党内民主派，大体是顾准的同代人）在呼吁中国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化，其所要实现的，正是当年顾准的遗愿。在顾准（也许还有他的同代人）看来，这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这自然也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顾准原以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却没想到这个“经济发展决定论”的思路，竟被今天的中国统治者利用，作为证明其一党专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即用经济发展来掩盖一切问题，彷佛中国经济的崛起正是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顾准所说“羊吃人”的“史前期社会主义”的绝对正确性。这大概是顾准所未曾料及的吧。
（二）《星火》：“国家社会主义”批判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在反右运动后，林昭的出现所代表的意义。这里，我们将要讨论林昭和她的战友在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思考。也就是说，此时林昭已经不是孤单一人：通过各种渠道，1959年，林昭和兰州大学以张春元（1932-1970）为首的一批右派学生取得联系，并于1960年元月刻印了《星火》第一期，发出了自己独立的批判声音，却也因此付出血的代价：1960年9 月，《星火》成员和其支持者、相关者（包括一些农民）共 43 人全部被捕，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发刊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以及支持他们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1927-1970）同时殉难。在1981年《星火》集团“宣告无罪”以后，又经过近30年的努力，才找回了两期《星火》的原稿，并全文收入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星火》幸存者谭蝉雪（1934-）所写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中。因为有了这份血铸的精神遗产，今天的我们也才有可能来讨论这这段历史。
我们首先注意到，《星火》的成员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强制改造，他们是在农村亲历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大饥荒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自己的批判思想。他们当时的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和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他们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以及中国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他们思考的特殊价值所在。
更要注意的是，他们是戴着“右派”的帽子蒙冤受难，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进行思考、批判与反抗，这需要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在回忆录里所说：“如果说57〔钱注：19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5 0]“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5 1]林昭在《星火》上也发表了两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5 2]〈海鸥——不自由毋宁死〉[5 3]，《星火》的战士，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盗得真理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而献身的海鸥。我们前面已经讨论顾准对当代海燕命运的思考，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们和顾准，以及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的张中晓（1930-1966/1967），才是六十年代，以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语）。
星火》的批判群体，是这样看待和规定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们是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5 4]
于是，他们这样命名自己：“农民的儿子”。[5 5]这样的命名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我们在前面讨论顾准的思考时，曾经谈到他最感痛苦的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中国的体制已经成功地割断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于是农民失去了代言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这样的“割断”是既有效又无效、既断又不断的。毛泽东将1957年的右派发配到农村，也就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和农民命运相同的批判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当然，这不是偶然：顾准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归结为“国家与农民的冲突”；[5 6]几乎同时，《星火》也认定：“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判断中国掌权者是否“背叛人民”、“背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5 7]可以说，《星火》批判群体最为关注、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或许这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的：直到今天，中国的批判知识分子，都是以对农民命运的关照，作为他们批判体制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共县委书记杜映华加入《星火》群体的特殊意义。杜映华出身农民家庭，是1949年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为县立师范的学生运动的领袖、土改工作队队长，他一直和农民有着血肉的联系，他任职县委书记时所坚守的原则，就是“只要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你们做事就不会出格”。[5 8]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却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与思考，于是，他有了这样的反省和反思：“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5 9]怀着类似杜映华这些困惑的共产党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当党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共产党各级干部，都选择维护前者。而杜映华却毅然决然地站起来维护农民利益，不惜和已经背离农民的党决裂。这样，他也就坚守了“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守了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与解放的原初理想。而毛泽东的共产党，也毫不犹豫地将他，这位老百姓心目中、《星火》批判群体心目中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送上刑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
星火》批判群体选择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决裂，并筹划成立“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或名“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中国劳动农工同盟”），[6 0]是基于一个事实：“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6 1]这正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结果。
他们更要追问的是，造成农民贫困和破产背后的社会体制原因。
于是，他们就有这样的基本判断：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6 2]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国家集权”，这“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6 3]在“以党代政”的党国体制下，“国家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一切事情都归书记管”，“书记成了实在的土皇帝”，“原来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6 4]
其次，在权力垄断基础上，形成了“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他们明确指出：“一个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1957年后，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官僚统治阶层的特征在于：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对其他阶层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6 5]——这大概最能体现六十年代的《星火》，和林昭继承的五十年代“五一九民主运动”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始终坚持对“特权阶层”也即“官僚统治阶层”的批判和斗争。这是贯穿半个世纪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段，特权阶层都会有新的发展，因此反对特权阶层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当代中国历史而言，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星火》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其三，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另一面，就是其他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被剥夺、侵犯其基本权利，并处于被欺压、掠夺和奴役的地位。“由于无休止的加班、加点的红旗竞赛，不断加强劳动强度，严厉的惩罚制度（减薪和开除等），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终月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过高的劳动定额，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6 6]“农民经过公社化后，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变为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而随着也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不能保留与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码数量”，[6 7]“并强迫以军事组织形式将农民编制起来，实行奴隶式的集体劳动”，[6 8]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依附农奴与国家奴隶”。[6 9]这背后，存在一个对农民进行“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削和统治手段”[7 0]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路线。
其四，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形成“政治寡头”统治；透过提倡“偶像崇拜”，压制党内外的民主，完全“没有法制”，并且剥夺了“人民基本人权”。[7 1]人民公社制度更“扼杀与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与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像当代统治者所说的一切公民权利，如选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对农民来说则完全是骗局”。[7 2]
其五，“寡头政治”一方面必然导致思想垄断，“当代统治者还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以“打击一些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从而对农民进行严密的精神控制；[7 3]另一方面，则必然导致“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7 4]“胡作非为的能动性”，[7 5]其结果就是任意执行“违反客观规律、脱离物质基础、脱离现实的反动政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紧张局势”，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7 6]给农民、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
应该说，《星火》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对其政治、经济、思想特征的概括与揭示，把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而起的反思，提升到制度的层面。在很多方面，这些思考和顾准的思考是相通和互补的，构成六十年代民间思考的最高水平，而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而他们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现行体制，提出“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标，[7 7]更表明这一代人依然坚持“真正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一点和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而他们在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再一次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7 8]在民间思想史上，更是上承五十年代顾准的思考，下启文革、文革后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民间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再呼唤。
（三）张中晓：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批判
现在，再向大家介绍另一位重要的民间思想者——张中晓。他是被毛泽东钦点的胡风分子，25岁（1955年）时被关进监狱，后因身体太差而保释出狱。他回到家乡浙江的小城镇，在社会底层亲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大饥荒、直至文革初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并进行冷静而独立的观察与思考，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和被监视的情况下，秘密读书写作。他在36、37岁时（1966年或1967年）病逝，不知死期、没有后代，但留下了三本笔记。这些笔记写在小本子里，字迹难以辨认，经过整理，于2006年编辑、出版为《无梦楼全集》。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极其艰难，却达到了令人惊异的深度，是一个“未完成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思想的碎片，加上他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作，许多地方都是隐约其词、欲说还休，需要今人作整理与发挥。因此，以下的论述，基本上依据张中晓的原文，但也包括我的理解与发挥。
如果说顾准和《星火》，主要是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那么张中晓所关注的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背后的精神问题，着重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批判。大体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他对毛泽东时代“精神统治的特点”的揭示和讨论。我觉得在此层面有六个方面比较重要。
（1）张中晓提出一个“绝对光圈”[7 9]的概念，以讨论毛泽东体制的哲学基础
张中晓指出，毛泽东时代的思维、观念、体制，及其外在语言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使人不能有自己的心灵世界，而是必须把自己浸没在绝对的光圈中，才能取得自己的存在”。[8 0]而这个绝对物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绝对真理”，比如宣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此外还有“普遍性”、“历史必然性”、“国家”、“公”、“上帝”，这些都要绝对服从、不容任何质疑。而所有这些绝对物，最后都落实在“党”和“毛泽东”身上，张中晓指称为“假先知”。[8 1]“假先知”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国家至上利益的代表，是公的意志的执行者，是人间上帝。因此，服膺于绝对光圈，就是要服膺于假先知、服膺于党和毛泽东。
（2）毛泽东时代精神统治的另一特点，就是“流氓政治”与“道德政治”的结合
张中晓指出，“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政治的道德性存在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践政治中仅有流氓的跋扈”。他同时指出：“东方世间的王道（政治道德）之所以虚伪，就是在人的经验（特别是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象，形成温柔性，而把实际政治中的残酷性掩盖了。它形成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幻想”，[8 2]这就是流氓政治与道德政治的结合。由此，我联想起东方政治中，“流氓皇帝”与“道德宰相”之间常出现的巧妙分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一个最佳配合。
（3）毛泽东时代的精神统治，还是一个“坚强意志”的统治
张中晓指出，“锻炼一个坚强的意志来统治无数软弱的意志，是中土哲学的中心，也是政治学的基础”。[8 3]这也是统治者的政治心理学：普通百姓处于贫弱状态下，很容易精神贫乏，形成意志的软弱。这样的百姓，最容易受到如毛泽东这般有坚强意志的统治者的迷惑。就像我们在前一讲中谈到的“右派”和凤鸣那样，当人处在绝对虚无状态时，只要一个人（何况是毛泽东这个政治强人，以及中国共产党这股强势力量）高呼一声“跟我来”，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这就是毛泽东的强权统治能够得到群众呼应的心理学原因。
我由此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哈姆雷特性”，常使他们处于犹豫、怀疑的状态，而不由自主、盲目地跟随他者的强大声音。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国家越弱，其弱势阶层（如农民），就越是希望有一个强权人物能够引领他们，而实际上，农民构成了毛泽东这个强而有力的“好皇帝”的群众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开明专制”在中国始终很有市场的原因。
（4）张中晓在毛泽东的精神统治里，发现了“无知和激情交织的东西”[8 4]
他特意谈到了“魔鬼的欺骗”和“假先知”的“诱引”：内心“具有正义感但又过于轻信，存心进步但又没见过世面，不知人间利害，没有人生经验的少男少女们”，最容易上当“成为烤祭的牲畜”。[8 5]他如此描述集权政治下的青春政治：“一个忿怒而又无理的人，只感到可恶但不知为什么恶、恶在哪里的人，还有什么横祸不会产生呢？他两眼充血，满脸凶光，义无反顾地向他认为可恶的东西扑过去，不管对方是不是无辜者。他像野兽，完全失去理智”。[8 6]我们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无知与激情的交织”，这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却正是毛泽东所需要并最善于利用的。
（5）张中晓关注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愚民之道”
对此，他有两个重要发现。其一，“愚民之道，最妙之法是让他满足于他所做的事情”、“不让人了解他被剥削的真相，他将会满足于被剥削，而把被剥削认作为社会服务”。[8 7]在毛泽东时代，一切事情（包括受压榨）都要说成是“为人民服务”或“为国家做贡献”。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本来高徵购是对农民的剥夺，但毛泽东却用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将不惜死人也要完成高徵购任务说成一种“光荣”，让农民心满意足地被剥夺、心甘情愿地做牺牲。
第二种愚民政策，是制造一种每个人皆在“被消灭者之外”的幻觉，彷佛自己“不是被人消灭而是去消灭别人”。[8 8]其实，毛泽东所谓“两类矛盾”的说法，就是要制造这样的幻觉：“他人”是“敌人”，是消灭的对象；而“自己”是“人民”，因此自己在被消灭者“之外”。在反右运动中，我自己就是怀抱着这样的幻觉，参与批判右派以图自救的。即使是右派，因为有毛泽东的“矛盾可以转化”理论，也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人可以通过“接受改造”，而将自己变成被消灭对象“之外”的人，条件就是要参与对他人的迫害、永远置他人于被消灭的地位。这样，就必然造成为使自己不被消灭而进行的互相残杀，这就是前已讨论过的“受害者的理性合作”，这也是毛泽东的专政特别有效的原因之一。
（6）“愚民之道”以外，还有对付异端的特殊方法
张中晓指出：“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说的本心的话”[8 9]——这是张中晓的三大发现。
其一，是“证明你是异端”。此法就是横加各种罪名：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罪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而当下，就是给异议者加上“反国家”的罪名。其实，只要把你除名，把你排除在党、社会主义、人民和国家之外，之后加以任何惩罚，就似乎有了合法性。
其二，是“逼迫沉默”。通过对图书、报刊的审查，限制言论自由，罗织罪名，网入狱中等等手段逼迫异议者沉默。
其三，是强迫思想改造、强迫检讨，强迫人说出“违反本心的话”。这都是毛泽东思想专政的最大特点、是他最擅长的精神统治手段。张中晓深受其害，自然就能抓住要害。
张中晓精神批判的第二个层面，是对于毛泽东时代“精神病象”的分析，这也有六个方面。
（1）“僵硬”与“敌对”[9 0]
“僵硬”在此不多说，要集中讨论的是“敌对”。
张中晓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视、残杀与伤害。应当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互相敌对的关系”，[9 1]这自然是他的有感而发。如我们前面所讨论，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从所谓“胡风事件”为开端，实质上就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民众之间制造仇恨与敌对关系。对此，张中晓有深刻的体验，因此他痛心而尖锐地指出，人与人关系的敌对化，是把国民培育成了一个个“满怀复仇情绪的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到处都是仇人”，[9 2]而这股怨毒，又反过来构成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心理基础。
（2）“恐惧”
张中晓说：“小人畏刑，君子畏天，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谨慎，由于恐惧”，“恐惧的另一端是盲动。一种拼命主义，但是同样由于缺乏内在独立性”，“中国人的行善，同样由于恐惧”[9 3]——这都是极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有着丰厚的历史内容。
首先，是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恐惧”：不仅“小人”恐惧、普通老百姓恐惧，“君子”与统治者亦有恐惧。普通百姓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而无安全感，统治者则为统治权威受到挑战而忧心——我们已多次谈过，毛泽东总是时刻感到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张中晓进一步讨论全民恐惧的后果。不但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越轨之举，而且恐惧有时还会导致狂热与盲目的行动。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表现最狂热的那些人，其中有些就是因为自己有把柄落在党的手里，因为恐惧，就表现得特别激烈。在毛泽东时代，出身不好的人反而最容易“左”，这种“左”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感；而“行善”的背后，则是怕“遭报应”，因此以行善求安全。张中晓指出，恐惧的实质就是“缺乏内在独立性”，这是抓住了要害。
（3）“怯懦”
张中晓还发现了大多数普通人身上的“怯懦”：“当看不出是与非之间、固执谬误与坚持真理之间的区别，而根据一己的利害和当时的标准（风气）来纠正自己的不合时宜之处，则对于横逆之来，都可以心安理得”。[9 4]这也是我们第六讲所分析的，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多数人都是出于怯懦而跟着走；他们内心明白，虽有不安却不敢反抗，因而成为毛泽东统治的群众基础。
张中晓还指出：“怯懦之人，无力行恶，但也无能行善（为正义而斗争）”、“当一旦他们认为自己有力（虚假的）的时候，可粗暴蛮横哩”，[9 5]这真是一语道破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的秘密。
（4）“虚无主义”与“感官耽溺”
这又是张中晓的一个独特发现：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盲目信仰的时代；但张中晓却发现了“虚无主义”与“眼前的快感和欢娱就是一切”的“感官中耽溺”。[9 6]他指出，信仰一旦褪色，很容易便陷入什么都不相信的虚无主义，“一个伟人无论如何自命为高尚神圣，如果解除了他的思想武器（理性、公义等等），便是一个沉溺于情欲的大坏蛋”。[9 7]张中晓说，中国的国民性里，“人类精神的三个方面（人道观念，人生义务和人生感情）是毫不存在的，只有封建的放纵”，因此，在中国既不会出现真正的抗争，也不会有真正的顺从；“因为人民总以他们的邪恶的情欲、求生的要求来反抗抽象的『礼』的”，[9 8]“如果物质生活提高，而心灵空虚，精神萎缩，那么，精神就不足养活肉体，必然流为放纵和狂荡”[9 9]——张中晓这一分析有相当的超前性：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文革后的中国大陆，会一下子从信仰主义转向虚无主义和情欲主义。张中晓早就看到其背后逻辑，并为我们解释了内在原因。
（5）“廉价的信徒”与“廉价的叛徒”
不能否认毛泽东有无数的信徒，但张中晓一眼看穿：“人们听从你，相信你，为你牺牲和拚命，并不是仅仅由于你的正确，而是决定于许多许多因素。但是使人行动起来的主导原因，往往是一种盲从，而不是出于确信。他们立刻会后悔的，这就是动摇、变节和叛变，因此，廉价的信徒同时也是廉价的叛徒”。[1 0 0]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他拥有的只是廉价的信徒，而现在，许多人又成了廉价的叛徒。
（6）“奉承”与“轻信”
这又是一个毛泽东的悲剧：“喜欢奉承便会出现阿谀颂词，自己轻信就会被别人欺骗”。大跃进中无数的人奉承他、对他说了无数的好话，而他轻信了，并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张中晓看得更深，他说，轻信是因为谎言“正中他的下怀，使他有了采取符合他本性的行动的藉口，即使没有什么证据，他也会相信”。[1 0 1]毛泽东轻信那些高产数字（包括钱学森的“科学论证”），是出于他的统治需要，因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是因为他需要这些高产数字以证实大跃进的正确性，奉承与轻信，就成为大跃进体制中互相欺骗、自欺欺人的双重表演，即所谓“上有所好”，就必有“投其所好”者。
张中晓思考的第三个层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精神坚守”问题。
首先，他提出一个很深刻的命题：压迫的“腐蚀”。[1 0 2]通常讲对人的腐蚀，最容易联想到金钱的腐蚀或名利的腐蚀，但是张中晓却发现，被压迫的状态也会对人的精神产生腐蚀作用、产生精神的迷乱。他说：“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举凡贫困、监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堕落为兽，使人性情粗暴、脾气怪戾、绝望和不近人情”。[1 0 3]专制的压迫会造成人的孤独感、受压抑感、屈辱感等等，虽有可能因此而激发起人的反抗，但也可能造成自我精神的伤害，最容易产生“怨毒”情绪。“怨毒”一方面是怨愤，这种怨愤可能引发正义的反抗，但同时又是一股毒气、邪气，使人性发生扭曲，变得孤僻、乖戾，开始对人性的善良产生怀疑，并且会为了反抗而把自己的心灵硬化，把人性中最柔和的部分，关于爱、关于温情等等都极力地排除，有时候人就会变得不近人情，构成了受迫害自身的精神黑暗。因此，张中晓提出：人受迫害，陷于孤独，而“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1 0 4]我想，有这种受迫害经历的人，大抵就会面对到这样的问题；张中晓的提醒，足以引起我们的自我警觉与反省。
从另一面说，这也是专制体制的罪恶所在：讲到专制体制，通常比较重视它对人肉体的摧残，而忽略它对精神的摧残；讲到精神摧残，常常讲人的被奴化，而忽略了人心的被毒化。其实，对人心灵的毒化是更为内在的。
张中晓据此提出“宽恕和忘记”。他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意思是说，只要不被邪恶利用和牺牲，宽恕和忘记是有意义的。他因此说：“耶稣并不是完全错”。而让我尤其感动的，是这一段日记下面还有一段话：“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霄，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1 0 5]就在这般饥寒交迫的逆境下，张中晓还在思考着宽恕和忘记，这确实说明他的精神境界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于是，他又提出了“信深守固”的命题。[1 0 6]所谓“信深守固”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强调人要有深刻的信仰，才能坚持真理；另一是主张守住作为人最基本的信念，也就是守住人的纯洁。张中晓说，人如此就能获得“心灵的深度和稳定性”：“根本深者，心境安详，视死如归，如归天国如归大地，或视平常，毫无畏惧之情”、“根本深者，可受长期疾病之折磨”。[1 0 7]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张中晓的自我精神描述：他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精神迫害里升华了，并升华出一种精神。而且我们发现，无论是顾准，还是林昭、张春元、杜映华等《星火》战士，无不是以“信深守固”的精神，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拯救了自己和我们民族的灵魂：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想，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辩证法：在反右运动中出现了林希翎、林昭，在大跃进、大饥荒的全民性灾难中出现了顾准、张春元、杜映华、张中晓；这些人都是毛泽东集权体制所培养出来的掘墓人、历史的审判者，他们的思考与批判，都深扎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是民族、民间的精神财富。
文章摘自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注释
1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17 日），《顾准日记》，页 177。
2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17 日），《顾准日记》，页 179。
3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3。
4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6 日），《顾准日记》，页 164。
5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7；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1日），《顾准日记》，页231。
6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6 日），《顾准日记》，页 163。
7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15 日），《顾准日记》，页 170。
8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6。
9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 日），《顾准日记》，页 214。
10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7 日），《顾准日记》，页 251。
11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1 日），《顾准日记》，页 231-232。
12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9 日），《顾准日记》，页 227。
13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1 日），《顾准日记》，页 232。
14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4。
15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1 日），《顾准日记》，页 232。
16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 日），《顾准日记》，页 216。
17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6 日），《顾准日记》，页 163。
18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5 日），《顾准日记》，页 240。
19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5 日），《顾准日记》，页 241。
20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4 日），《顾准日记》，页 236。
21 此三人均为顾准所在的生产队的领导，他们是掌握了包括顾准在内的所有人的命运的。
22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15 日），《顾准日记》，页 168-169。
23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1 月 23 日），《顾准日记》，页 152。
24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8 日），《顾准日记》，页 166。
25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1 月 27 日），《顾准日记》，页 155。
26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9 日），《顾准日记》，页 227。
27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9 日），《顾准日记》，页 227。
28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7。
29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6。
30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1 月 27 日），《顾准日记》，页 154。
31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6-187。
32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6 日），《顾准日记》，页 195。
33 顾准：〈顾准日记〉（1956 年 3 月 29 日），《顾准日记》，页 67。
34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0 日），《顾准日记》，页 232。
35 1954 年夏毛泽东作〈浪淘沙？北戴河〉歌咏曹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 凉，是真男子，大手笔”。见刘景荣、袁喜生：《毛泽东文艺年谱》（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页138。
36 参见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 年学”研究笔记》，页 327-355。
37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4。
38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1 日），《顾准日记》，页 216。
39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6 日 )，《顾准日记》，页 196。
40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4。
41 详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 936-939。
42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7。
43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7。
44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16 日），《顾准日记》，页 172。
45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22 日），《顾准日记》，页 187。
46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2 月 28 日），《顾准日记》，页 260；顾准：〈顾准日记〉（3 月 2日），《顾准日记》，页261。
47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3 月 2 日），《顾准日记》，页 261-262。
48 顾准：《顾准自述》，页 290。
49 顾准：〈顾准日记〉（1959 年 12 月 6 日），《顾准日记》，页 163-164。
50 向承鉴：〈回忆录〉，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页238。
51 向承鉴：〈回忆录〉，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 239。
52 林昭：〈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5-51。
53 林昭：〈海鸥：不自由毋宁死〉，《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85-94。
54 张春元 1959 年语，见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 18。
55 这是谭蝉雪对杜映华的评价，可以视为《星火》群体的自我命名。见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100。
56 顾准：〈顾准日记〉（1960 年 1 月 9 日），《顾准日记》，页 227。
57 张春元：〈论“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版），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81。
58 向承鉴：〈悼念杜映华〉（2001 年 9 月 17 日），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53。
59 向承鉴：〈悼念杜映华〉（2001 年 9 月 17 日），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55。
60 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 98。
61 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星火》第一期，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55。
62 顾雁：〈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8。
63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0。
64 何之明：〈论“政治挂帅”〉，《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75-76。
65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4。
66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3。
67 张春元：〈论“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83。
68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2。
69 张春元：“人民公社化使得农业生产遭受到空前的破坏，粮食减产，各种轻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广大农民陷于饥饿的漩涡中，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既然处于依附农奴与国家奴隶的地位，一些起码的生活条件与生存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就必然会出现像马克思所说过的那种情况：『奴隶对劳动不感兴趣』”张春元：〈论“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82。
70 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55。
71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4。
72 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56。
73 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56。
74 何之明：〈论“政治挂帅”〉，《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77。
75 何之明：〈论“政治挂帅”〉，《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76。
76 何之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78。
77 向承鉴：〈自白〉，《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9。
78 在《星火》的其他文章里，还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顾雁：〈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8），“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谭蝉雪编着：《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5）等提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79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页 143。文本里张中晓谈的是“八股文”的特点，但他又强调，这绝非“形式上的缺陷”，他所关注的是形式背后的思维，观念，体制。
80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43。
81 参看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5、105、135、205。
82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06。
83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13。
84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216，
85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5。
86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32-133。
87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91。
88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28。
89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21。
90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18。
91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216-217。
92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6。
93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15。
94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8。
95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32。
96 张中晓：“怀疑论、虚无主义、不可知论。／存在主义——存在就是一切。／眼前的快感和欢愉就是一切——感官中沉溺，是生活的最高享受，生活的一切不过追求眼前的目标。”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26。
97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3-184。
98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11。
99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01。
100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31。
101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6。
102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202。
103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8。
104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9。
105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25。
106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55。
107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 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