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总理渡过的一个晚上 拉斯顿 北京 8月9日
中国的总理是个很简朴的人，有着一副John L. Lewis式的浓眉毛，冷静而又探询的黑眼睛，和一双非常白净的手，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里接见客人。在与我们进行的正式谈话中，涉及中国与美国，苏联，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时，他说得很慢，好像很累的样子，可能还有点怀疑，可是当晚上10点以后我们移到厅里的另一个部分进晚餐的时候，他一下子变得精神起来，谈了很多方面的话题。采访前，外交部规定我可以用录音机，但是不能用于播放，而且在晚餐期间不得使用，我妻子被允许在饭桌上记录。
当被问到他是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时，微笑着回答道，他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他是个共产主义者。然后他谈到美国，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显出一些兴趣，也关心麦卡锡主义时期受到严厉指控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
周说他有个朋友刚从美国回来，告诉他，美国黑人的状况有改善，周对此似乎很高兴，他询问，他们是不是有很多人在美国政府里工作，当被告知，哥伦比亚特区人口的64%是黑人，其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工作，他评论说，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你对他们就习惯了。他除了斯诺，他在美国没有什么老朋友了，但是他问起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和John Carter Vincent的情况，两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前工作人员（这两人都来过中国，都是“中国老手”，谢伟思更是出生在四川，两人和其他很多中国老手都在麦卡锡时期被审查，工作生活名誉都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还问到哈佛大学的东方学专家费正清，以及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拉铁摩尔教授（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是麦卡锡迫害的主要目标）。我说如果他们能访问中国，再来看看他们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的国家，那该有多好，周说这个主意不错，他加了一句，“代向他们问好，如果他们想访问中国，我们欢迎”。周对史迪威将军表示赞赏，主要是因为他敢跟蒋介石争吵，而对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他则有些微词，马歇尔想调停国共两党的纷争，但是没有成功，不过周认为马歇尔比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和赫尔利（Patrick Hurley）要好。从马歇尔，周的思路跳到了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他尤其对美国在该计划上投入的成本以及是否从中收回了成本感兴趣。他说，美国显然在越南没有接受他们在中国的失败中的教训，还是想武装和支持不受人民欢迎的反革命势力。
周在采访前看了我发自中国的报道，其中谈到，中国是个很古老的文明，又很年轻，生命力旺盛，但是却被一批老人在管理。他说，原因是中国革命已经持续了22年，在那之前从共产党的创立又是28年，所以很多领导人在胜利的时候都已经50来岁了。他评论道美国革命则不同，只持续了几年，所以早期的美国总统都很年轻。美国革命时，人口只有3百万，却要抵抗几千万人口的殖民力量，所以他们依靠的游击战。美国人发明了游击战，华盛顿发明了游击战。周说，中国正在考虑接班人和年轻一代的问题，他说中国政府个部门都是按老中青结合安排领导人。
说着说着，丰盛的晚餐上来了，同桌的有章文晋，外交部澳洲，欧洲和美洲司司长，陈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冀朝柱，总理的首席翻译。还有其他三位翻译，包括金桂华（Chin Kuei-hua），自我们7月8日到达，金就一直陪着我们。晚餐可不是一盘一盘上的，尔是不间断的流水席。先是餐前开胃菜：虾，青豆，凉鸭和凉鸡（可能是酱鸭白切鸡之类），和可口的鱼片。然后是汤，牡蛎黄瓜汤，接着是虾球，鹌鹑蛋，白菜，海参。酒有甜红酒，茅台。周举着茅台敬酒，自己却一点也不喝。这时周谈起了中国革命和斯大林。我问他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有没有记日记或者是个人笔记，周回答，没有，我们没人记日记，毛没有，林彪没有，我也没有，我们也都不写回忆录。虽然，应当有一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许可以用录音机来记录，但是在中国，我们还不太习惯于录音机。虽然周在正式谈话中批评苏联，还比表达了他对斯大林的赞赏（admiration），他说，斯大林无疑有缺点，甚至从中国角度来看，在雅尔塔会议上，他跟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一起的时候，对中国并不好，但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说，他还是作了很多好事的。周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他在世界大战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说，列宁不幸死得早，列宁身后，只有斯大林能统领苏联，如果没有那15年的建设，苏联不可能抵挡德国的进攻。
虽然晚餐吃了近两小时，菜是一道接一道，但是周恩来一直没冷场。他的思维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快到午夜的时候，他突然又谈起美国来，他说，美国显然有她的优点，美国由不同国籍的人组成，所以可以把各个国家的智慧渐渐积累起来。你们也是一个大国，我们的大小差不多，发展的空间也类似。你们宣称你们的经济政治体制都是好的，我们且不争论这点。你们也要进步吧，要进步就要作出变化，当然，你们的工业化程度会让你们发展得更快。然后他又转到语言上去了，他似乎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说英语现在是中国的第二语言，虽然中国认为法语也很重要。目前中国有一个倾向他不太赞同，就是对俄语不够重视，说俄语的也有很多人，从中可以获得很多知识。谈到蒋介石，周说他跟这位国民党领导人很熟，必须承认，蒋敢跟美国人对着干，不象南越的阮文绍。蒋有一种民族尊严感，但是他周围的人不一定有，CIA对此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谈到人口问题，周说人口增长对中国不利，现在我们人口是7亿5千万到8亿。我们有进步，但全国不平衡。谈到这，大家又需要加油了，鹌鹑蛋和海参已经吃完了，又上来小饺子，还上了抹黄油的白面包，周总理很喜欢吃面包。后面上的是荷花叶包肉末，周说，可别把荷花叶也吃了啊。接着又是汤，玉米汤和甜羹，最后是甜点（tangerine tarts），香蕉和小块西瓜。
这顿吃的不是电视晚餐，也不是典型的美国式采访，午夜过了几分钟，周示意大家可以散了。不过他还是先让我们坐下，就朝鲜问题讲了之前忘了的一个观点，然后把我们送到了门口。按美国人的说法，这真是“好一个夜晚”（quite a night）啊！
外一篇
拉斯顿阑尾手术， 北京 7月25日(1971)
7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组成的11人医疗小组配合下，由反帝医院外科的吴伟建（音译， Wu Wei-jan）操刀切除了我的阑尾。术后没有并发症，恶心呕吐。手术过程我是局部麻醉，人是清醒的，一直在马玉真（Ma Yu-chen）的翻译下，配合吴教授的指挥，两个半小时后，回到了医院的病房。但是手术后的第二个晚上，我开始感觉很不舒服，医院里的针灸医生李昌源（Li Chang-yuan）经过我的同意，在我右肘外侧和膝盖下插了三根银针，然后不断拈动，来刺激肠胃，减少腹胀。针刺使我感到痛感在四肢内传过，李医生同时点了两个艾，靠近我的腹部，一边继续拈针。这样持续了20分钟，一小时后，我就感觉轻松了，也不气胀了，而且也未复发。这几天，我读了美国传来的电报，从我的手术引申出很多猜想，比如针灸是否应该算是科学革命，这个我没有资格来探讨。另外还有人说，我的手术，只是一个记者了解针灸麻醉的小花招，这就假了，而且高估了我的想象力，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我会想尽办法来获得一篇好报道，但还不愿意半夜里被人开肠破肚当实验小老鼠老换取一个好故事。
我的阑尾炎得归功于美国国务院的基辛格博士，他于7月9日到了北京，而我妻子和我是头一天到广州的，差不多同时。接待我们的官员说，我们的计划有点小变动，我们要在广州住两天，然后10日晚坐火车去北京，12日早上到。我们婉辞，问那不能坐飞机去北京，他们告诉我们，不行。3天后上午10点半整，我在国际俱乐部和几位外交部的官员谈话，新闻司的陈楚司长打断了我，说他有个小新闻。基辛格自9日到11日访问了北京，尼克松总统5月前将访华。就在那一瞬间，我下腹部感到一阵刺痛，到了晚上，我的体温升到华氏103度，在半昏迷状态中，我看到基辛格从飞过天花板上的一辆带篷的三轮车里向我坏笑。第二天我住进了反帝医院。这所医院是1916年由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兴建，当时叫北京协和医学院。巧的是，我行前收到纽约中国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主席麦考依博士（Dr. Oliver McCoy）的一封信，他说他们单位负责修建和管理协和医院，直到1950年1月，共产党实行了国有化。他说：如果你们在离紫禁城东南角不远处看到一大群带绿屋顶的建筑，你们应该问问那是什么建筑，答案可能有点意思。他说的没错，确实有意思。我们被带到了五号楼，这里过去专为西方外交官及家人看病，门右边有一句毛泽东语录：所有侵略者及其走狗被埋葬的日子就要来了，他们无处可藏。（The time will not be far off when all the aggressors and their running dogs in the world will be buried. There is no escape for them. 怀疑可能是毛泽东的那句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后来在我住院期间，这句口号被移走了。
电梯把我们带到3楼，住进了简陋但还算舒适的病房，墙上挂着毛主席诗词，天气很闷热，天花板上有一个电扇在转动。在新侨宾馆最先给我看病的两个医生过来了，说要给我作协检查，然后护士技术员一个接一个地过来，给我用湿毛巾擦身子，在耳廓上取血样，量血压，量体温。一小时候，周恩来招集的医生们赶到了，外科医生，心脏专家，麻醉师，医院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们，每个人轮流听我的心跳，我感觉就像是个在某医学大会上搁浅的大白鲸。他们最后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应该立即手术，越快越好。他们征求我的意见，对我来说，似乎也没有其它选择了。
于是当晚8点半，我被推进有空调的手术室，吴伟建医生主刀，吴医生是个很活跃又非常聪明的人，反应极快，富有感染力的微笑。11点我就出了手术室回来病房跟我妻子说话了。医生进来说，手术很成功，还给我看切除的那一段垃圾袋。他们要求我的反应金桂华（Chin Kuei-hua）留在医院，给我打一针止痛针，又在病房里点了盘香去去味道。接下来我就一天天的恢复起来，跟医生也聊了很多，反帝医院医生的平均工资是130元，即65美元。每6个月他们会去培训赤脚医生，培训课程先是宣讲毛主席指示。反帝医院的革命委员会由四人组成，主任是张东（以下皆音译，Tung Teo，这个Teo不知道是发什么音，东南亚华人里，Teo是闽南话的“张”），其他三位副主任黄中立（Huang Chung-li),沈葆红（Shen Pao-hung），崔敬宜（Tsui Ching-yi），两位是医生，两位是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