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成员是当然的离休待遇，前提是没有脱/退党过。中间有过脱离队伍的，到了1980年代，也有不少人通过同伴证明获得了“离休”待遇。公鲨家有位姻亲长辈，南满医科大学毕业，当年在东北的一个镇子上执业，黄克诚部“进军”东北时，被“裹挟”参了军。向撤退北满撤退时，因为有老娘不能远离，就自己想了个办法“发烧”了（80年代比较宽松了之后聊天时自己说出来的），被队伍放了回来。到了改革开放，有了离退休区别之后，找到了当年八路军的卫生部长，写了封证明信，就按45年光复后参加革命计算了，好像是享受市地级待遇。
老妈是大连人，国民党没到过，47年13岁进厂当童工，后来转干（这也很重要），自然就是离休了，最实惠的待遇就是医药费百分之百报销，但是由于不是“高干”，自费药物需要自理。即便是高干，在接受治疗时也是分等级的：副部级医疗待遇住院可以住单间；二高四副可以住套间，副部长（含）以上医疗保健由中央保健委负责。在接受治疗或者病危抢救时也有不同：尽力治疗/抢救、尽全力治疗/抢救、不惜一切代价治疗/抢救。干部医疗花费在苏区一直是个敏感话题，官家的态度就是：网上或坊间流传的数字都是没有根据的揣测；但有根据的数字又从未见到过公开。
老爹比较“冤”：共军进城之前在读书，“反饥饿”“反美军”的活动也参加了，但是由于未曾正式加入过“民先”，所以不算“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反倒是在当年“反蒋”（就是反政府）活动中他的下线，因为同寝室中有地下党，证明他参加过“革命”活动，（可以）算“民先”，而获得了离休资格。老爹比较认死理儿，不愿意为自己要待遇，所以现在的pension还没有老妈这位当年的“童工”高。
85年左右，GCD似为了“改变”自己的农民队伍构成，发展了许多知识分子入党。到了90-1之后，发现真的是羊皮贴不到狗身上，也就断了这个念想。进入了21世纪，官家有钱了，知识分子也不似他们的前辈那般认死理了，合二为一了。这也是如今这么些专家学者为官家称颂的缘故了。袁腾飞说“挂炉烤鸭”固然粗鄙了些，可是和78年之前GCD对自己人的称呼相比也并不很过分，那时满大街都是“炮打、火烧”。
无论怎么说，为了一个金家，牺牲（其实就是死）了这么些中国人，真的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