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邓小平
1967年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组织 把邓小平夫妇带走，说有事情要问。邓小平夫妇走后，他们抄了邓小平的家。但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原来，邓小平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处理文件都是 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抄家的人，未免有些失望，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造反派群众 以开党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邓小平，宣布从即日起 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并限他三天内交出“请罪书”。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所附的给毛泽东的信中，邓小平写道：“5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当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但毛泽东那里没有回应。 这里提到的“5月见主席”一事是这样的：5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中，说：“是主席让我来看看你，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听后，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正在睡觉的邓小平被叫醒 去见毛泽东。直到黎明时分，邓小平才返回家中。他告诉他的夫人卓琳：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7军到上海去的历史情况（注：那时，红7军在广西的起义受到镇压，被迫向江西井冈山转移，途中队伍被打散，邓小平离开队伍，去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并汇报工作）。另外，他告诉卓琳：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但态度缓和。
8月1日，邓小平原来的秘书和警卫员都被调走了。中央办公厅派来了一个新的秘书。新秘书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卓琳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他声色俱厉地 让卓琳揭发邓小平。卓琳从容地说：“小平同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
8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 在邓小平的家院内 批斗邓小平、卓琳夫妇。他们把邓小平夫妇从屋里押出来，把他们团团围在院子中间。呼喊了一阵“打倒邓小平”口号声后，他们又连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再七嘴八舌地质问邓小平。邓小平刚刚辩解了几句，便被粗暴地打断，说他负隅顽抗。群众组织在院内架上喇叭，播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批斗结束后，卓琳扶着邓小平走回屋里，看到邓小平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
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另眼看待的，他在1967年7月14日对王力说：“我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 （这段话， 我是不相信这是毛主席说的； 是王力说的！）
造反派头头也知道 毛泽东对邓小平另眼看待，因此批斗邓小平没有批斗刘少奇那么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