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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大律师于12月11日早间抵达香港。他人一到，便匆匆赶去了北九龙裁判署。（也叫北九龙裁判法院。该法院的旧址，现在是由著名演员成龙任名誉教授的香港赛凡纳艺术设计学院。）约瑟夫·库马里奇的死因调查聆讯，在第七法庭进行。
上图：当年北九龙裁判法院名匾
凯文大律师到庭时，法庭聆讯已经进入第二天。庭内有主法官，死因裁判官（或者叫验尸官）科菲尔德（Caufield），四名检察官，以及由三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凯文大律师委托的代理人雷梅迪奥（Remedios，也是一名大律师）也在场。那四位检察官，各自分别代表香港政府，警署法医，和伊丽莎白医院。证人们挨个儿出庭，都是由检察官斯达普（Stapp）引导做证的。先宣誓不会做假证，然后在斯达普的提示和引导之下，向法庭做事实陈述。
刚到法庭，凯文大律师什么文件都还来不及细看。对出庭作证的证人，也无从切入，进行提问，尚不知该问些什么。而当天出庭作证的第一个证人，就是启德机场值班警员李兆刚警官。这位李警官一上来就讲述了10月30日上午，自己是如何被派出警，去机场英国皇家空军禁区警卫室，将被扣押在那里的一名南斯拉夫籍青年，带回九龙城警署的。上午9点25分，我来到军事禁区警卫室，在那里见到了这个高大，微胖的南斯拉夫人，，，
在来香港之前，凯文大律师已经听说了约瑟夫误闯军事禁区的事。知道他当天一早入境香港后，并没有走远，进市区。而是在机场附近瞎逛，结果误入英国皇家空军驻港基地，误入军事禁区。
当天出庭的第二个证人，是九龙城警署的警监（香港称帮办）阿诺德。就是他在接到英国空军方面的报告后，派机场值班李警官前去禁区警卫室提人的。阿诺德作证说，李警官带着约瑟夫·库马里奇，于当日上午9点45分抵达警署。经与约瑟夫沟通，发现这位南斯拉夫青年英语法语都不灵。他有香港入境签证，还有去新西兰的联程机票，身份合法。他应该去的地方，是机场候机厅，而不是军事管制区。估计那是因其不懂语言，误入。阿诺德于是决定，对约瑟夫私闯禁区一事不予追究。并且安排了一辆警车，要送约瑟夫去机场。可是，约瑟夫坚决不肯上警车。无奈之下，阿诺德亲自出门叫来一辆出租车，并用粤语告诉司机，请他把约瑟夫送去机场。时间是10点整。
第二天，10月31日，当阿诺德再次见到约瑟夫的时候，他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九龙公众殓房。（大陆叫太平间，或停尸所）当时在场的警署一行人有阿诺德警监，警署法医官李福基，和另外一名死因调查员。阿诺德说到这儿，检察官斯达普表示他没有问题要问此证人了。法官科菲尔德也示意阿诺德可以退庭。可就在这时，凯文大律师表示他有问题，要向证人提问。凯文大律师觉得对尸体的处理，法医尸检的情况，死因化验结果等，阿诺德警监当时在场，一定会有所了解。为什么不让他继续说下去，而是草草结束了这个警方证人呢？
法官科菲尔德拒绝了凯文大律师的请求，宣布休庭，午饭后继续法庭聆讯。
趁着休庭的空当，凯文大律师一边与周围的人寒暄，顺便也想了解人们对本案有啥说法，看法。果然，主动找这位远道而来的家属代表搭讪的人不少，尤其是一些关心此案的外国人。你呀，该问问尸检化验报告的情况。那会对你的案子大有帮助。有人悄悄指点凯文。
凯文大律师找到一位法庭助理：助理你好。给我的资料里，怎么缺一份官方化验报告呢？死者的血样里，究竟含不含酒精，法庭会不知道吗？很抱歉，那份报告我们也没有。主检化验师休假回英国去了，六个月的长假。凯文大律师心想，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休假就不出报告了？没有化验报告居然选择开庭，岂不是很荒唐？
跟法庭助理说完话，凯文大律师拨了一个电话到香港政府找官方化验部门，亲自去问。没想到那电话转到化验室，接电话的正是化验库马里奇血样的化验师本人。听口音，还是个新西兰人。再一套近乎，化验师的一个亲戚，居然是惠灵顿的一名律师，还曾经与凯文大律师同庭处理过案子。
官方有血样化验结果吗？当然有。什么结果？阴性。什么？没有酒精？对。血样，尿样检测我都做了，不含任何酒精。凯文大律师深吸一口气：也就是说，可以确认，库马里奇并非死于醉酒？百分之一百。化验师回答。
休息结束，回到法庭。凯文大律师顿时感到，他之前打电话找官方化验部门这事儿，法庭已经知道了。大家都另眼瞅着他，眼光中充满了防范。与此同时，法庭里还出现了大批警察，个个都是严阵以待的姿态。
继续庭审聆讯之前，凯文大律师首先向科菲尔德法官提出化验报告的问题。他说：法庭应该宣那个化验师出庭作证。这对于确定库马里奇的死因十分重要，，，科菲尔德法官又一次打断凯文大律师：该请谁出来做证人，本庭自有决断。而你，因检察官对你在本庭之角色提出了质疑，将不得参与直接向证人提问。法庭将指定一名律师协助你完成提问。
检察官质疑我什么？不是有法官大人的书面邀请，欢迎我作为家属的律师代表向证人提问的吗？我问你，你有香港司法处签批的律师执业证吗？当然没有。那你就不能在本港以律师身份出庭啊。凯文大律师对此似乎有所准备：那么，请允许我以兴趣人士的身份参与提问证人。我了解香港《死因调查法》以及相关案例。公众兴趣人士是可以向证人问话的。但是，你分明又是从新西兰专程赶来代表死者家属的律师啊。自然不可与兴趣人士相提并论。
就这样，经过短暂辩论之后，凯文大律师被当庭取消了提问资格。在接下来的法庭聆讯中，只能通过一名由法庭指派的律师，澳门人，向证人转述他的问题。可是，所有凯文大律师认为关键的问题，这澳门人都压下不问。着急了，他扭头对凯文说：不行，你这个问题，我不能问。
凯文大律师心知肚明，法官科菲尔德是以此方式让他闭嘴。只有这样，整个案件庭审才会以他们事先既定的调子进行，直到结束。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乃至英国，处理过无数大案要案，疑难杂案的凯文大律师，这一次，被小小的香港九龙法院，给刁难住了。他当然心有不甘。这个案子，香港方面已经是摆明了要排除干扰，按既定方针办。庭审聆讯只是走走过场。庭审结果不会解开任何疑团。关键是，不会有任何一方，对库马里奇的死负责。
不行，我得做些什么，为约瑟夫，为安东尼和伊万，为老尼古拉和凯特，声张正义。凯文大律师暗想，你玩黑的，走下三路，对不起，咱奉陪，针锋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