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朋友通知我，他们的孩子被美国最为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的Swarthmore录取。我真为他们高兴，因为多少年来我是一直强调文理教育的重要性。这使我想起我的一篇博文，诺贝尔奖得主Baltimore 和Temin当年在一个领域竞争，他们还是本科院校的校友，虽然Temin的理论想法更早些。“他们都没有读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而选择读小的文理学院，他们本科毕业于费城周围的Swarthmore学院，然后Temin在加州理工，巴尔的摩在只有研究生院的洛克菲勒大学分別取得博士学位。从巴尔的摩做报告的引人入胜和他超过六百篇论文的严谨逻辑与流畅表达，你能很容易欣赏到文理教育在他身上的影响”。也就是说，在197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中，三分之二的人为Swarthmore学院的毕业生，这种巧合确实不多见。
中文将文理教育强调的critical thinking翻译成“批判性思维”并不准确，因为医生说病人处于critical condition或历史学家强调的critical moment里面的critical都沒有批判的意思，所以翻译成缜密性思维似乎更好些。文学里面的Literary critic也是翻译成文学评论家比较恰当。这种思维在我看来需要拥有三个方面的能力：首先能获得相当客观的资料，在科学上就是得到可靠的原始实验证据；紧接着是从不同角度分析、整合和质疑这些资料的能力，所有质疑中最困难的是质疑自己的东西；最后是作出自己认为基于实事所应该得出的结论。缜密思维能力可以让你受惠于绝大多数的职业生涯，但是这种能力却能从不同的学科中获得，像物理、生物甚至艺术。当然科学家在获得资料前还有假说，获得的资料应该具备高度的可重复性。至于如何分析资料以及怎样得到正确的结论，则是因人而异，这正是区别科学家和学者水平的指标之一。不同的人看同一张X射线衍射图的效果差别很大，有人能得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另外的人可能就是年复一年的实验记录而已。
我以前曾经这样谈过文理学院：“很多年前，华尓街时报就各大学或学院向顶尖的三大职业学院（医法商）输送毕业生的能力作了一个评估或排名。它们叫Feeder schools' ranking，也就是顶尖医，法或商学院生源的排名。因为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十分看着学生本科阶段的学业成绩。这话或许不是大家都认同，学校的本科毕业生上知名的法，医或商学院的比例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校的本科生教学质量。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一些大众眼里不知名的文理学院，像Haverford或Bowdoin的排名远高于Caltech或伯克利加大等世界著名学府。当然重视通识或文理教育的耶鲁排第二，普林斯顿第三，哈佛更是居首位。然而，Williams紧随斯坦福之后排第五。Williams的入学难度是远不及前面四位的，大概相当于杜克或芝大。
名人本科出身于文理学院的更是不胜枚举，像发现逆转录酶并做过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巴尔的摩毕业于Swarthmore；发现癌基因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院长Varmus的本科是Amherst，还是读的英文主修。Hillary 读耶鲁法学院之前毕业于波士顿郊外的威斯里女子学院。他们都在文理学院里受到了良好的思辩能力的训练，从而使他们拥有在各行各业成功所必备的卓越的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美国一些州立大学也有些小课的Honors Program，属文理教育的性质。在美国的上流社会，子弟选Amherst拒哈佛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除了洛杉矶郊外以工程著称的Harvey Mudd等学院之外，文理学院是鲜少以传授或培训学生获得学位后的求生本领为目的的。文理学院热门的历史，文学或艺术批判等专业的毕业生，在选择读文理学院时，一般都会有进一步读职业学院或研究生院的想法。这些是来自中国而又不是富裕家庭的学生需要考量的，因为他们毕竟是需要凭实用的技能在美国去谋生的。这应该是第一代移民必须面对的现实，你要在美国确定了职业生涯后才有闲心去罗马或凡尔赛宫欣赏艺术。”
诺贝尔奖原创性工作发表的杂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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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诺贝尔奖格外看重工作的原创性，往往就是这些单一的论文所涉及的重大发现，开启了论文的主要作者通往斯特哥尔摩的旅程。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几十年前在没有Cell和一些CNS（Cell, Nature和Science) 子刋的时候，PNAS是和Nature和Science水准相当甚至更高的杂志。让我们浏览那些诺贝尔奖原创性工作发表的杂志，我也加上一些背景的故事以增加大家阅读的乐趣。
1。Baltimore和Temin发现的逆转录酶：1970年的两篇文章背靠背地发表在Nature上。这些是他们各自的研究组独立做出的，巴尔的摩（Baltimore）当时为血气方刚的麻省理工的年轻教授，他的华裔妻子黄诗厚（Alice Huang）那时还在他的实验室，她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Temin则在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巴尔的摩早年曾在圣地亚哥的索克（Salk）研究所，Temin在加州理工，从事病毒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他们都得到过随后和他们分享诺贝尔奖的意大利裔科学家Dulbecco的学术提携，Temin还是他的博士生。
六十年代，Temin推测逆转录可能性的DNA前病毒假说为众多同行所知，甚至有人认为巴 尔的摩是按Temin的思路完成的实验。巴尔的摩后来回忆说，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一位技术员的帮助下，只用了数月的时间完成的，这是为什么那篇Nature文章只有巴尔的摩单一作者的原因。巴尔的摩的手稿较Temin的早十三天抵达Nature编辑部，但两篇论文则同期发表。Temin的文章也只有两位作者，第二作者为日裔科学家。
巴尔的摩发表那篇里程碑的论文和五年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年龄分別为32和37岁。逆转录酶不仅是艾滋病毒等逆转录类病毒生存的必备，它后来更成为基因克隆的基本工具。巴尔的摩后来在免疫学上的贡献，包括发现转录因子NF-kB和免疫细胞的重组酶RAG-1，2，几乎使他够资格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巴尔的摩不仅学术成就卓越，他还是位弟子遍天下的科学导师，众多现在活跃在美国生物学前沿的科学家的学术族谱均可追溯到他。在任命巴尔的摩为加州理工的校长时，加州理工称他为健在的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
巴尔的摩因执言力挺学术丑闻缠身的合作教授而使自身的名誉受损，他只是那篇受争议的Cell文章的一位合作作者，基本工作是在麻省理工的日本裔女教授的实验室完成的。该教授在巴西长大和读完大学后在日本，芬兰和德国完成科学训练，有人认为她不太娴熟的英文使她始终在此漩涡中处于被动地位。因为巴尔的摩的名气和他对怀疑实验数据的女博士后的强硬态度，使得完全可能在校内解决的争执在九十年代初演变成了一场满城风雨的巴尔的摩事件。因为NIH研究经费来自国会的拨款，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甚至为此举行过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美国甚至动用负责总统保安的秘密警察局使用的技术去探测实验记录本上笔迹的书写时间。巴尔的摩当时不得不辞掉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因为Nature毎次报道此事件的进展时必须提到殃及池鱼的洛克菲勒。
巴尔的摩事件是外行的媒体和政客干预具备自身纠正能力的科学界的典型恶例，后来美国卫生部的申诉调查委员会判定那位博士后的指控证据不足，并撤销了对巴尔的摩及其合作者的所有十九项指控。该委员会更是推翻了前期对那位十几年来倍受煎熬的日裔女教授的不公正结论，她在塔夫什大学医学院的职位也得以恢复，前几年还在免疫学的著名杂志Immunity上连续发表数篇论文。
巴尔的摩和黄诗厚的唯一女儿毕业于耶鲁的心理学专业，但她没有继承父母的科学生涯，因为父母在饭桌上都谈科学的生活方式反而使女儿厌倦。巴尔的摩一向对华裔友好，九十年代初当时海归还鲜少的时候，他被大陆来的学子邀请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讲话，他当时面对年轻的学生学者发问：＂如果这大厅的多数人回到中国，中国将会变成怎样?＂。看看现在国内蔚然成气候的海归教授群体，已经给了巴尔的摩二十年前的疑问一个正面的回答。
巴尔的摩和Temin性格各异，前者张扬后者内敛，但他们的犹太父母对后代的早期培养和他们的大学选择却非常相似。首先，他们在高中时期都参加过位于缅因州的杰克森实验室组织的生物科学夏令营，巴尔的摩多次肯定该夏令营对他选择生物研究作为终生职业起到的关键作用，杰克森夏令营至今已培养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另外，他们都没有读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而选择读小的文理学院，他们本科毕业于费城周围的Swarthmore学院，然后Temin在加州理工，巴尔的摩在只有研究生院的洛克菲勒大学分別取得博士学位。从巴尔的摩做报告的引人入胜和他超过六百篇论文的严谨逻辑与流畅表达，你能很容易欣赏到文理教育在他身上的影响。。（写于2013年2月）
黄诗厚，巴尔的摩和他们的女儿。巴尔的摩夫妇都担任过美国最大的科学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会长，著名的Science杂志由AAAS主办。与前不久成为新闻热点的耶鲁法学院教授虎妈一家相似，巴尔的摩家庭也是犹太丈夫和华裔妻子，一家女儿读哈佛，另一家的女儿毕业于耶鲁。图片来自1999年的＂加州理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