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场里，如何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许多项目的走向。抬笔写下这个话题时，我首先要政治不正确一下，小小地批评一下我们这一代人（七十年代生）受到的教育里的两个在我看来相当大的缺陷。
第一是取悦别人。读书时，学校里要求大家作好学生，所以相当多的‘三好学生‘的一大长处是取悦老师。渐渐地，老师的肯定代替了客观的事实，而老师的态度更是决定了许多好学生评判事实的标准。不幸的是，在工作中，老师的角色由老板取代。我本人就是标准的好学生，学习时认真努力。一直到博士毕业都没有什么问题。开始工作后，渐渐明白老板说到底也是自己的同事。我当然希望和他保持好的关系。但相处方式却和我以前习惯的相当不同，特别是刚刚踏入管理层时，我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独立思考，尽量客观地看待一个问题，而不要将老板说的当作正确答案。能够做到一个公司执行总裁的人，一般说来，不会是盲目固执己见的人。他（她）们希望看到的，欣赏的工作骨干们是在某种程度上和他（她）们旗鼓相当，能够提出有价值建议的人。所有的问题的提出，评估，解决，都应该建立在最有利于项目和公司发展的基础上。所以，当我的想法和看法在和同事或老板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重新看一下问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方法，换位思考后，我常常能明白同事们的想法，相互间的分歧就有了一个探讨解决的方向。特别是职位渐渐上升时，独立思考和换位思考变得尤其重要。
中国标准教育里第二个问题是等待别人发现自己。这其实和第一条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提倡个人表功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常常或者不知道怎样表功，或者用一种过激的态度表功。当然，我们都希望高层管理者能够知道自己的工作，最好还能记住自己。方法有很多。我的经验是，要打有准备之战。我在最早踏上工作岗位时，接手的一个项目有很大风险，一般见到同行时，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起他（她）的兴趣，不然没有人愿意和我讨论。所以我肚子里总是有个背得滚瓜烂熟的腹稿，绝对不允许自己出现嗯嗯哈哈说不清楚的状况。这个腹稿的原则是不超过一分钟，里面要有一个玩笑。所以在茶水间或者聚餐时见到公司管理层时，我都会用这个现成的材料介绍一下自己的项目，并且用聊天的方式告知高层们关于项目的进展以及听取他们的建议。一般来说，管理层的同事们站得高看得远，许多建议对于我的项目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她）们自然也记住了我。将心比心，我自己也喜欢在茶水间和其他组里的同事聊一聊，听听他（她）们怎么评价自己的项目。我常常根据一个人聊天的条理性，和掌控一段对话的能力，来评估这位同事的工作能力。在工业领域中，高层如果和第三方有重要的项目会议，除了一些常规的与会者外，常常会要求带一位技术人员。能够成为这位技术人员并在重要会议中有一定表现，是提升自己职场能力的好机会。所以学会在何种程度上表现自己，如何表现自己，是职场中需要一直思考，一直改进的一个重点。
作为一个中国的女性，我在面对自己的内心时，常常会觉得自己对于周围环境安全感的缺失。人到中年后，我才终于能坦率地承认，这是源于我们年少时无法回避地有选择性地将不是那么真实却符合大环境的观念的夸张。我们曾经在歌颂祖国的过程中积累起一种不是源于信任的，而是相当空虚的尊严感。我离开祖国来欧洲读书时，有两位要好女同学。我们三人一直同进同出。她们一人是瑞士人，一人是法国人。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人搭乘飞机去一个小岛渡周末。在登机口，机场地勤人员将我问了又问，护照签证反反复复看了又看。我当时非常尴尬。因为那位瑞士女孩的护照已经过期，而法国女孩压根就没有带护照。她们俩都没有任何问题地登上了飞机。这件事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度假的心情，直到现在还会想起女友们后来反复安慰我的情形。相似的经历多年后发生在另一个朋友身上，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和几个好友，其中有一位列支敦士登的男孩，一同乘火车从瑞士到北京。途径俄罗斯时，边境警察上车检查证件。几位警察都非常友好，有一位还用中文对我说你好。问题来了，他们的单子上就是找不到列支敦士登这个小国。可是我的朋友一点也不紧张，拿起电话就拨通了列支敦士登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电话。在俄罗斯，列支敦士登的外交是由瑞士代理的。所以瑞士大使馆很快地和警察在电话里澄清了护照问题。整件事情中，列支敦士登小伙子表现出来的一个普通公民对自己国家的信任和满满的安全感让我印象深刻。
加一句题外话，相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教育系统都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常常欣喜地看到年轻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心理素质更好。
我举这两个自身的经历作为例子其实想说，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作为外国人在别国的土地上，作为女性在男性为主的工业界，平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法定义，而且不愿去奢望的概念。所以，我在工作中和别人交往交流中，一直明白，要想得到和别人一样的进步，需要付出更多的思考，行动，和努力。因为我们的原生环境不同，我们的起点不同，我们在和周遭环境互动过程中的掌控能力也不同。
交流离不开语言。在哪国工作就要学哪国的语言，越精越好，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在讲德语的国家英语还勉强能凑合的话，在讲拉丁语系如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国家如果不会当地的语言，根本就无法开展工作，无论是做技术还是做管理。但是，一个外国人当地语言讲得再好，和真正的当地人比起来，还是有差别的。在外语到了一定程度上后，我觉得听比说重要。特别在管理层上，目标是能够听出别人的话外之音，并作正确的解读。而如果一个外国人说话有口音，或有时候卡壳了要找个词，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友好耐心地等你说完。重要的是自己说话的时候要有信心，相信自己说到的是点子上的话题。
举个例子。常常听到有人抱怨法国人排外。其实在法国工作的外国人只要会说法语，法国人是相当包容的。他们真的不在乎你说话时有口音，有语法错误。我有一个多年的法国好友，是那种读书时穿一条裤子的好友。我有时候用法语作重要报告前还会请她给我把把关。她总是说，‘你那点口音和那点小错误里充满异国的浪漫情调。我们欣赏还来不及呢。‘看，法国人的浪漫真的是在骨子里的。
在语言和工作环境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显现出它的重要性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任何一个十来人的小组里，无论在那个层次上，人员的组成总是有些共性。有踏踏实实认真工作话不多的，有爱喝咖啡爱聊天爱传小道消息的，有常常抱怨的，有喜欢帮助别人的，也有时时想着如何表现自己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如果发生了观点的不一致，我都先将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想一想对于对方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将自己的想法梳理一下，搞明白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两方没有本质性的冲突，比如经费，人员变动，项目上马下马，一般我都会邀请对方单独谈一下，大致了解一下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如果可以接受，我不会再纠缠。如果我没法接受，我也会坦然相告，询问是否可以有折中方案。如果两方观点有比较原则性的冲突，而大家都不愿退让时，我会建议双方先小范围内讨论一下，将各种可能性沟通后写成备忘录，然后一同客观地在管理层会议上提出来共同讨论。据我的经验，小范围讨论常常能够帮助彼此重新整理思维，换一个角度看事物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工业界管理层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从你我的观点纠缠中走出来，从一个更高的高度看事物，以取得更大的有益全局的一致利益。坦率地说，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所作的共同决定，如果不是由自己开始提出来的那个，女性似乎比男性更难接受。是否能够做到不纠缠少纠结是对女性管理者的一个考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