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警枪杀华人,应循法律途径追责
姜维平
今年,3月28日18时,数以千计的华人聚集在巴黎19区警察局的门前,要求警方对3月26日发生的一起,刘氏中国公民遭警察枪杀的案件展开调查,当地多位华人侨领,也积极参与后续事件处理,据称,此次到会的共有法国方面18位代表,其中包括巴黎警察总局局长、法国巴黎19区区长、19区警察局局长等法方警察和政府官员。现场参会的华人侨领共有21人。相关视频显示,这次由突发事件引起的抗议活动,群情激愤,规模空前,侨居巴黎的华人非常团结,是多年少有的现象,这或许是本次聚会进行三个小时之后,立即有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初步结果的原因。
据报道,法国警方声称已经将枪杀华人的警员停职关押审查,法国警察内部两个独立部门的审查程序也已经紧急启动。同时,当地时间27日夜晚,参与抗议活动的35个被捕华人已经有26个被释放,其余的9个人在延长羁押24小时,经过法律程序后,也即将重获自由。同时,警方还允许华人举行合法的悼念活动。在笔者看来,下一步是要靠证据,证人证言,在法庭上辩论,而不是在街道上聚集,要理性地,真正地有力,有序,有节地为这位被枪杀的华人讨回公道。而且,我要向上述这些热爱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勇敢地站出来,把个人生死置于身外的,大声疾呼的,包括35个被捕兄弟在内的华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一般情况下,社会上发生某一起令人愤慨的事件,会情绪非常激烈,像26日发生的一位中国公民被警察开枪打死,不仅他不是什么恐怖分子,也没有抵抗,伤及三个警察的能力,而且执法的警察没穿制服,也没带执法仪,就闯入公民的私人领地,还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不论怎么说,警方都不站在理上,当地的华人看到相关报道,大都会站在自己的同胞一边,在抗议和示威过程中,做出一些激烈的言行,是可以谅解的,但接下来,可能,花钱请律师,打官司,寻找更强有力的证据,安慰逝者的家人,比什么都重要,是否应当把“没带记录仪”,作为一个焦点,请律师追究和研讨,我很不明白,法国警察不带设备的原因,有无可能这三个人是“菜鸟”警察,而邻居又夸大了报警的言辞,酒后的刘少尧确有一些失态,总之,我觉得警察和死者的遭遇是一次令人痛心的误会,不像故意杀害弱者,倒是像慌乱中,由于心理素质太差而忘记了枪支使用的有关规定,假如是明知没有记录仪而肆意妄为,这就另当别论。
其实,我已注意到一个情节,事发后,警察们曾把死者的家人赶到外面,长达几小时,是保护现场,还是伪造证据,有媒体做了推论,我看后者的可能性不大,法国是司法独立的国家,律师参与辩护,也是完全自主的,没有官员敢于干涉司法的,证人也不会受到威胁,假如真的是警察自己故意刺伤自身,以逃避法律惩处,嫁祸于死者,从技术的角度看,法医可以鉴定出,同一凶器上,必有警察的指纹,也应当有死者的指纹,而且,法国的法医是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专业人士,他没有必要造假。更重要的是,警察执法不带记录仪,又出现杀死人的恶劣结果,首先就失利,在法庭上,可能优势还在弱者一边,关键要请一个懂得当地情况的有正义感的好律师出庭,把一系列证据拿到法庭上,争得法官的认可,这就需要比较多的费用,而大牌律师的收费则是昂贵的,好在,死者因事件的特殊性已知名度较高,相信会有华人富豪慷慨解囊,既使如此,案件进了法院,可能效率比较低,因为法制社会,一切争议都要交到法院,还要走完全部程序,故此,案件积压如山,可能警察被惩处,要等一两年时间,时过境迁,不断有新闻出现,也许随着关注度降低,判决的公正性,就可能打了折扣,这也是对死者及广大华人不利的方面。
但是,不论最后法庭如何结论,都不会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五个孩子们永远地没有了自己的父亲,而且,当着孩子们的面,杀死他的父亲,这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令人发指的,它使我记起2015年5月2日,中国发生的黑龙江省安庆火车站的一起类似案件,一个警察面对徐纯合与他的母亲和孩子,同样毫不犹豫地枪杀了这位多年上访的农民,看来,不论是专制还是民主的国家,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会有警察滥用枪支杀人伤人的问题,首先,司法机关要做得是,如何把警察的权利,固定在笼子里,使他们打击坏人,而不是欺压老百姓,当然,同时警察也会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总之,控方和辩方,都需要法律武器的保护,用它来主持公道。无疑地,这起案件,既使已循法律途径解决,也会给死去的父亲的孩子,即,那些未成年人,留下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痕,还留下复仇发芽的种子,这将影响她们的一生,也可能伤及未来,但愿明天不再有这样的悲剧上演。
2017年3月29日于加拿大。
自由亚洲电台2017年4月3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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