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黄了六个月的荒原渐渐地生出了色彩，拖拉机红色的身影最早出现在伸向远方的大田里。很快，猛蹿的麦苗、摇曳的玉米苗、茂盛的大豆苗给大地披上了绿色的新衣，连队西边的草甸子也没有辜负春天的阳光，给大自然献上争艳的百花。在全连开春工作计划大会上，平日看上去横眉竖眼的指导员，脸上漾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未战先胜的骄傲，宣布：为了支援亚非拉，为了全世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劳苦大众都有饭吃，为世界革命早日成功，二十一连党支部决定，机务排将在解冻期的百忙之中抽空再开发两百垧荒地。
我对庆庆耳语：“你们机务排可别把挨着连队最近的那片草甸子给开了啊，太美了那儿。”
“没听指导员儿说吗？美丽的花朵不能当饭吃，真他妈小资！”庆庆骂我。
我使劲盯了她一眼：这人什么时候也学会唱高调了，是不是快入团了。
清晨，朝阳在一马平川鲜绿色的地平线上露出一个红点，同宿舍人互相招呼：“大家快来啊，看日出。快点儿，快点儿。”大家站在宿舍门外，看着那红点，越来越大，越来越红，越来越亮，越来越圆，新鲜欲滴，浓烈如火。太阳的底端像融化的钢水涌动着、颤抖着，舍不得与大地分离。突然，仿佛是下了最后的决心，朝阳一跃而起，我们都情不自禁鼓掌欢呼起来。这情景，天天看，天天爱，万看不厌。
麦苗长到半尺长，我学着其他知青从地里拔一撮还连着种子壳的麦苗，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炫耀我们绿色的北大荒。
烧荒、追肥、间苗儿、打农药、锄草，不经意间，小麦长高了，变色了，成熟了。落日时分，我们肩扛锄头，走在麦地的田间小道上。漫天的晚霞辉映着无边的金黄，晚风中麦浪起伏，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有人带头唱起来：
江山万里……
大家不约而同地忘情放歌：
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这一时，这一刻，忘了其他：生活美极了。
“马毛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正在炎炎烈日下铲地的人们抬起头，转过身往通向九号公路的沙土路上望去。远远地，辕马拖着两匹套马疯狂地向连队的方向跑去，它们身后的车上载满家具，上下颠簸、左右摇摆，扬起一条长龙似的尘土。跟车的王文柱和从外连搬家来的人被甩下车来，他们从地上爬起来，一个一瘸一拐，一个手捂伤臂，茫然失措地看着狂奔的马车和撒了一路的锅碗瓢盆、板凳被褥，无所适从。老钱坐在车上向后倾斜着身体，手里还紧攥着马缰试图控制住局面。
司马和臧海凝同时扔下锄头向路边跑去，几个老职工紧随其后，我甩开锄头也跟着他们跑过去。
彩云在我身后喊：“江瑞丽，你干什么去？！”
我没理会。
没等这一行人跑到路边，辕马突然冲下路基，大车歪陷在路沟里，老钱被摔出好几米远。
众人将老钱就地扶坐起来，找回他的眼镜。几个老职工懂行似的这个摸摸腿，那个捏捏胳膊，连连说没伤着骨头。王文柱过来抓着辕马的笼头把马车引回路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尘土满身的老钱扶上马车，倚靠在没甩掉的家具上。臧海凝主张立即送老钱上医院，说万一要是伤了骨头可以立刻采取措施，老钱连连摆手：“不必，不必。”
司马叫王文柱先把老钱送回家，然后通知卫生员周玫去他家给看看有没有伤筋动骨。表情木讷的小王一声没吭，连头也没点一下，爬上车辕子，“驾”的一声，赶着马车向连队营区走去。
说起王文柱，他和他媳妇在二十一连能算得上是一对儿特殊人物。
王文柱是从山东老家投奔一门远房亲戚来到北大荒的。他个子中等偏矮，身材不胖不瘦，白面圆脸，外加一双深深的双眼皮。若不是脸盘大了点，相当大的眼睛会显得更大；也因脸大，那张大嘴反而不显太大。按说，他算得上是个英俊的男人，可惜这么个好相貌的脸既无生气也不生动。他蔫了吧唧地不爱说话，走路干活慢慢吞吞、有气无力。他在马号班跟车，总是缩头缩脑地坐在车帮的一侧，无神的眼睛里透着呆滞的目光，一副傻傻的样子，大家叫他“小王”。
小王的媳妇是东北人，长得人高马大，有拔山扛鼎之力，也姓王，大伙叫她“大王”。小王出身好，但没上过学，目不识丁，找不到对象。大王上过中学，但出身不好，也找不到对象。他俩的婚姻介绍人特地关照小王，跟大王见面那天在前胸的口袋里插两支钢笔，以示在文化程度上他与大王匹敌。
见过面，大王觉得无比幸运。小王不嫌她出身不好，又有文化，人是矮了点，但是长得不黑也不寒碜，还送给她父母五百块钱的彩礼——这是怎样一笔巨财啊！婚后她才发现，小王不但不认字，那笔巨款也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还没跟幸福生活的影子打照面呢，就得跟他一起起早贪黑艰苦奋斗，一分一分地攒钱还债。她心里憋着一口闷气，饭烧糊了跟他闹，水缸见底跟他吵，回家晚了不让他进屋。
我亲眼见过大王欺负小王。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我愣头愣脑地去他家借水桶，一进门正看见大王一脚把小王从炕上踹到炕底下，吓得我扭头跑了。
小王有时候还被大王追得满连队跑。对这一切，小王只是忍着，从不跟人抱怨。别人提起来，他说这是命，没什么好怨的。开始，大王打小王，有人去劝架，还有人找贺指导员去拉架。指导员不拿它当回事，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要打不死人，管他呢。有指导员的话垫底，大家把那两口子干仗当戏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王心态越来越差，逮着谁跟谁过不去，成了连里有名的泼妇。全连的家属她吵遍了，也打遍了，来不来就大呼小叫地要抱人家的儿子跳井去，也不管人家有儿子没儿子。
吃晚饭的时候，我跟宫苹说：“今儿晚上豁出去了，一定得去看看老钱。”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宫苹说：“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他们吧，只要别待长时间耽误我喂猪。”
老钱家栅栏门敞开着，虎子被拴在院子里。屋门也敞开着，里面传出钱薇说话的声音。我和宫苹进了屋，才发现这里居然“客满”。臧海凝坐在靠炕头的炕沿上，一脸欲说不能的无奈表情——钱薇像个不喘气的话匣子让他插不上嘴。老钱在炕里斜倚着炕梢的被垛，老刁、小王和麻子孙长树，每人吸着自己卷的烟，坐在炕沿上；书桌边的椅子上坐着潘姐，司马和后勤排的老韩头站在书桌两边，钱薇站在屋地柜子前像演讲似的指手画脚地正在说着什么。我在心里点了一下名，乐了：党团员、贫下中农、外加先进知青——这回柳云琴可不能拿不分敌友当话把儿跟我和宫苹过不去了。
见我们进来，钱薇暂停刚才的话题，“宫苹，好多年不见了。”
“是好多年了。”宫苹有些不好意思。
潘姐站起来像主人一样让座，司马朝我默契地点了点头，老钱欠了欠身子表示招呼了我们。见又来人了，几个站着的老职工让位告辞，老韩头也走了。其他人往两边稍微挪了挪屁股，我和宫苹便在臧海凝和老孙中间坐下，宫苹挨着臧海凝。
“稀客，稀客，薇薇，给两位姑娘倒茶。”老钱催促说。
我们的出现打断了他们正在进行的聊天，接不上刚才的话题，大家一时无语。
我打破沉寂，“刚才不是挺热闹的，怎么我们一来变安静啦？”
“知道恁要来，说恁坏话嘞。”老孙操着一口河南话说。
老孙跟我一个班，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
“别听他的。”钱薇说，“宫苹，喝茶，今儿晚上我们家可尽是稀客了。”
“都是老同学，何谈‘稀客’？”臧海凝终于瞅准了机会插进话来，“百年修得同船渡，同窗好几年恐怕也修了几百年呢。”
听不出臧海凝是故意咬文嚼字卖弄，还是在打趣活跃气氛。趁着他们聊兴重新恢复，我起身走到柜子前面，伸着脖子看墙上镜框里的照片。老钱年轻时还不如现在好看，尽管现在他也并不出众，蒋阿姨可比我记忆中还漂亮。镜框里有年轻时的老钱和蒋阿姨的合影、钱薇小时候的留影、老钱和蒋阿姨跟别人的合影、蒋阿姨的单人照，还有一张两寸见方的风景照。拍照的人显然是个外行，照得景大人小，一般人不会有耐心去仔细端详照片里的每个人物。可我不由自主地轻轻“呵”了一声，随即警觉地回头看了看屋里的人。钱薇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读懂的意会，其他人专注聊天，显然没在意。
我尽可以仔细地端详这张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照片：爸爸、妈妈、蒋阿姨、钱薇和我在中山公园的筒子河边，三个大人笑吟吟地坐在长椅上，两个孩子站在大人们身后。那一天照相的情景真真切切地再现眼前：爸爸支好三脚架边调焦距边叫大家摆好姿势，然后按了快门，快步走到事先留好的位置坐下。咔嚓一声，五张笑脸永远定格在方寸之间。
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遥远的、阳光明媚的、轻松快乐的、幸福荡漾的世界。岁月像黑龙江的水一刻不停地流淌，时间像个高超的扒手，不动声色地偷走了阳光明媚的昨天，偷走了轻松快乐的日子，偷走了那段脚步匆匆的幸福时光。
第二天铲地的时候，老孙跟我说：“下晚儿，叫俺媳妇给老钱做点儿好吃的，恁给俺说说啥东西有营养嘞？”
我说，听说东北出木耳，木耳是好东西。其实我并不知道木耳的营养价值究竟如何。
“中，中。去年冬天俺上山伐木，知青都买木耳，说是好东西，俺也买了一包，还没动嘞。”
晚饭后，我坐在宿舍外窗户底下吹口琴等着开班会，老孙着急忙慌地跑来叫我上他家。
一进门，只见老孙的媳妇秀莲不知所措地站在灶台旁边，锅里锅外、锅台上下到处都是酱黑色的木耳。
“哟，怎么啦？”我忍俊不禁。
“这东西咋活嘞？都跑出来了。”秀莲又怕又笑地说。
我问她放了多少木耳。
秀莲两手比画着说：“这么一包，全放里了。俺还寻思呢，这东西干巴巴的，啥吃头，多放点儿水，煮软点儿。往灶里添完柴禾，一抬头，咋从锅里跑出来了呢？吓得俺不知咋办好，赶紧叫老孙去找你。”说着也自觉可笑，她一手拽住我的胳膊，我们俩笑弯了腰。
“你怎么做的？”我顺手从锅台上捡起一片木耳放进嘴里，什么味道也没有。
“放水、酱油、盐，煮呗。”
“莲姐，下回我教你怎么做。”
秀莲吃吃地笑着说：“俺可不敢再碰这东西了，吓人吧啦的。”
北大荒的盛夏，太阳西沉后总是凉爽的。我去场院找钱薇，远远地看见晒麦棚里，一对情侣迎着阵阵穿堂风，背对着连队的方向，紧挨着坐在晒麦棚中间的一堆什么东西上。估计是他们把装着没用完的老玉米种子的麻袋拖到晒麦棚中间当沙发了，这样既凉快又不受蚊子的骚扰。我这才意识到，为迎接麦收，场院排已将晒麦棚腾空并打扫得干干净净。空荡荡的场院无需看守，钱薇不会在这儿，我转身朝家属房边缘走去。
天早黑了，苍凉的原野上空一轮圆月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隐隐约约地露出暗红色的一团，像是近在咫尺，快走几步跳起来就能够到。在朦胧月色的掩护下，我溜进钱薇家。
在钱薇的小后屋里，她坐在炕里，我懒得脱鞋，又不能久待，便坐在炕沿上。我把秀莲和木耳的故事讲给她听，一边说，一边笑得岔了气。
钱薇说：“你看吧，北大荒人就是这么淳朴善良，我们家那书桌就是团部木匠老陈给打的。前年老陈媳妇做大手术急需一笔钱。我爸听说以后，给掏了一多半。过后，老陈不但把钱全还清了，还非要给我爸打个家具作为酬谢。我爸说不必了，他不听，还问我爸到北大荒以后最想念的是什么，我爸脱口而出想有个书桌。他二话没说，打完了，还亲自把书桌和椅子送到我们家，那是我们来二十一连之前的事儿。”
“难道那些人不怕被人说他们政治觉悟低，跟右派分子不分你我，划不清阶级界限？”我心生疑惑。
“大多数老职工才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右派不右派呢。他们文化程度不高，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可是，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对你好。人活在世上，图的就是个将心比心，你说是吗？”
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又是反革命分子又是能将心比心的好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既表达我的疑虑又不伤害钱薇的自尊。
钱薇似乎猜到我的困惑：“咱们光知道，只要是反革命就都得一棒子打死。就为我爸的事儿，我跟我妈反复讨论过。那时候，我妈就一口咬定：一个人的政治见解与一个人良心的善恶是不能画等号的。我那时候小，怎么也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到北大荒来了，跟我爸生活在一起，看见他的为人处事，觉得我妈的话真对。”
我不懂，“你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政治见解和一个人良心的好坏不是一回事儿？”
“当然不是一回事儿！”钱薇坚定地回答，“太不是一回事儿了，一个人的政治见解是经过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验证得来的理论性的东西。良心是每个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一个善良的人也许毫无政治见解，但是一个有政治见解的人都一定有自己的道德标准。”
这本应出自一个六十岁过来人之口的话从一个十六岁少女嘴里说出来，不由得使人质疑它的可信程度。我脑子里好像是装了一锅粥，站起身，下意识地走了几个舞步——我这人就这样，脑袋里一糊涂，腿脚就闲不住。
“‘芭蕾舞大师’，你们那同学臧海凝……”见我显然不理解她刚才的话，钱薇换了话题。
男生在一起爱议论女生，女生在一起也爱议论男生。
“不也是你的同学来着吗？”我打断她。
“他上场院来找我过。”
“是吗？”我意味深长地说，“我可记得那会儿你特崇拜他。”
钱薇没理会我，“那是猴儿年马月的事儿了。你别说，我现在还真看不惯他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了，你跟他熟吗？”
我觉得没必要跟她说我和臧海凝之间发生的事，只说起毕业以后，我们几个人曾一块儿玩儿过，算是关系不错。
“其实，臧海凝在学校表现挺不好的，打架、拍婆子那种事儿他都干过，可总有女生的眼神儿围着他转。不过，他确实是知识面特广。别人看书，看完了就完了，他能讲得头头是道儿的。那时候上中学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活动’，上语文课，他给全班讲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连老师都给镇了。”我边给钱薇介绍，同时自己也在梳理着对臧海凝的认识，“他这个人思维敏捷，驾驭语言的能力与众不同，看问题有独到之处，目光也很犀利。虽然跟他在一块儿，你老得听他那没完没了的白乎，可并不觉得霸道，还挺愿意跟他一块儿聊天什么的。可是吧，跟他在一块儿心里也特紧张，老有一种他在以他的标准衡量你、评价你的感觉，就连一个字说得不准确他也得给你挑出来。而且，不管什么话题，不管他说的有道理没道理，他那种压倒一切的自信，把别人给镇得一点儿自信都没了。”
“这种极聪明、极自负、极有口才的人，一般对女孩子很有吸引力，光是那张嘴就能俘获不少女孩子的芳心，比如你。”钱薇笑起来，第一次笑得像小时候那样开心，那样无忧无虑。
“去你的，什么芳心不芳心的。”我坦白地说，“臧海凝说我不开窍儿，也许我是不开窍儿。可是，跟他在一块儿，怎么说呢？我老觉着，就好像咱们小时候，一感冒咳嗽，大人就给煮冰糖梨吃，再好吃的梨一煮就一点儿都不好吃了。可是，那汤还是好喝的，跟臧海凝接触就好像有点儿那样似的。反正……咳，我说不清楚。”
钱薇笑得更厉害了，“你要不是爱上他了才怪呢。”
回到宿舍，柳云琴和会计小李子正靠在炕沿上咬耳朵，看样子，她们也刚回来。见我进屋，凑在一起的脑袋好像是被两只无形的手一下子扒拉开了，两个人的脸上都印着窃贼分脏时被人抓住的尴尬。这段时间，我和柳云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原以为她真的是看上了司马。我跟司马一个排，下地干活的时候在一起聊天谈笑是常事，柳云琴肯定是看见或听说了，因此妒火中烧。可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司马跟谁都有说有笑的，她凭什么光盯着我？此刻这才恍然大悟，今晚去钱薇家时，我被人盯梢了。
走到自己的铺位，我没像平时那样迅速钻进蚊帐，而是靠着炕沿边，双手抱在胸前，挑战似的看着柳云琴，全不顾被外面的风赶进室内的蚊子肆无忌惮地向我发起的攻击。
柳运琴忍不住了，问：“看什么呢？”
“看你呢，你长得俊。”我故意挑衅。
“今儿晚又上哪儿浪去了，你？”柳云琴恶狠狠地回敬我。
“王八蛋！”我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你他妈是右派孝子贤孙！”柳云琴急了。
一股热浪直冲头顶，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一把抓住柳云琴。我们俩抱在一起，扭打起来。正要迈步出门的小李子，闻声赶紧回过头来拉架，却被柳云琴一拳击中眼睛。脚底下的水盆被柳云琴踢翻了，我一只脚踩在一个水盆里，另一只脚踩在地上的泥汤子里。我用一个胳膊肘招架对方的扑打，一只手抓住柳云琴的头发，并使劲用身体把她顶在炕沿上动不了窝。柳云琴一只手死死地抓着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攥着我的衣服，还能抬起的一只脚朝我乱踢。
彩云跳下炕来一边拉架一边说：“松手，松手，你们俩都松手。你们好意思吗？哎呀，别打了啦！”
潘姐也从蚊帐里爬出来，着急地说：“别打了，别打了，有话好好说。”
彩云、潘姐和小李子跟我和柳云琴扭在一起，连满屋的蚊子都乱了阵脚，胡乱地相互冲撞找不到人血人肉，其他人从蚊帐里伸出头来惊愕地看着我们。
翌日，全团开始麦收大会战。排垄的时候，我正好挨着臧海凝。
“嘿，还是气儿足好干活。”臧海凝提起我刚刚打好的麦捆颠荡着在我身后说，“这捆儿打得真够结实的。”
“……”我无话可说。
见我没反应，臧海凝又奚落我，“看不出来，你也会玩儿‘武’的？”
我没好气，“没你会，谁也没开瓢儿断胳膊。”
臧海凝“哼”了一声，不理我了。
从前一天晚上打架到第二天早上三点钟爬起来割麦子，还不到八个小时。看来，俩女生打架的事已经尽人皆知。此时我更恨柳云琴了：我从来没跟任何人动过一个手指头，从来没与任何人发生过任何冲突。每次当我意识到有产生矛盾的苗头，总是绕着走，忍让为怀，避免激化。我想不通昨晚自己怎么就没压住火儿？闷着头割我的麦子，不想搭理任何人。
中午休息的时候，彩云找我谈话，问我对昨晚发生的事有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我还在赌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她先招我的，全屋里的人都听见了。”
“可是你先动手的，这是你的不对。”
“她是文攻，我是武卫。她是团员，又是班长，应该用高标准要求她自己。我要是不对，她更不对。”
平时，我最不爱听人们根据一个人的出身，或是团员、党员，干部还是普通小农工，来对号入座核定“标准”，老觉得这么一“根据”，人便被分成三六九等了。可这会儿，为了抢占主动，“高标准”三个字便脱口而出。
彩云严肃地说：“这种时候玩弄字眼是没有用的，这件事我已经跟排长汇报了。你得在班会上做个检讨，要深刻，轻描淡写是过不了关的。别弄不好，让人给你上纲上线说你破坏麦收大会战。”
我还是不服气，“我根本就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那样。柳云琴实在是欺人太甚了。要不是她满嘴喷粪，我何至于理她？”
“柳云琴有她的责任，她会在团员会和班排长会上讲清楚。一个巴掌拍不响，她说她的，你不理她，不就没事了，你还是要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个人主义倾向太厉害了。有个事，我早想跟你谈谈，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正好，现在摆到桌面上来了。你跟钱薇的来往说明你在政治上大方向不明确，继续这样跟她接触下去，会犯错误的，我想你自己知道应该或不应该跟什么样的人近乎。”
“我们从特小就是好朋友。来连队都快一年了，我总共才见过她两三次，谈不上近乎。”彩云是上海人，“近乎”这两个字用得不太恰当，我乘机钻了个空子。
“一次都嫌多。”彩云也是个不吃素的，“现在你父母不是已经澄清不是‘五一六’了吗？你应该积极靠拢组织，争取早日入团。不管怎么样，首先得在政治上把好关。跟钱薇接触对你很不利，你得注意这个问题。”
“我好好干活还不够，还要怎么着？再说了，我亲眼看见党员、团员还有贫下中农什么的上她家去看老钱呢。”我委屈地分辩。
彩云苦口婆心，“工作上，你没有娇骄二气，能吃苦耐劳、乐于助人，这一点可嘉，但是不看路的老黄牛很有可能走错路。你想想看，什么能比你的政治前途更重要？在连队不像在家的时候。在大城市，回到家，你跟谁接触旁人不大会知道的，下面的话就不用我说了。”
彩云这番话是为我好，尽管她没有表白这一点。彩云的父亲是上海市房管局的一把手，“文革”的铁扫帚将他扫进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垃圾堆”。也许是因为亲眼目睹过父亲从天上摔到地下的悲剧，她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除了没当上武装战士，谨小慎微的法宝将她保护得结结实实。但是彩云的谨慎并没有使她变得僵硬古板不近人情，她依然善解人意，并在灵魂深处保持着善解人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晚上，我躺在蚊帐里，头上被柳云琴抓掉一大把头发的部位还在隐隐做痛。政治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我的怨恨从柳云琴转移到了这个与“前途”紧密相连的抽象名词上。这鬼东西毁了老钱，毁了钱薇的妈妈，毁了钱薇，现在又来折腾我。
麦收大会战打响之前，庆庆的拖拉机就已经开始从早上四五点钟下地拉康拜因割麦子，直到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车。那天，她回到宿舍听说我跟柳云琴干仗的事，高兴得顾不上脱掉油渍麻花的机务服，就风尘仆仆地跑来找我。柳云琴不在宿舍——她的蚊帐还没放下来。庆庆呼地一把撩起我的蚊帐，脏兮兮的头和上半身钻进来，旁若无人地说：
“好姐们儿，可替我报仇解恨了。”
“哎呀，脏死了。去去去，你把蚊子都放进我蚊帐里来了。”我没好气儿。
“算了吧你，少跟我摆谱。哎，等休大礼拜，咱们上香瓜儿地，我请客，管你够。”
今年夏天，连里的香瓜儿大丰收，一个人两毛钱就能在地里随便吃。毕竟是多年的好朋友，庆庆知道我最喜欢吃香瓜，不过，那也没让我觉得心里好受点。
我一边往蚊帐外推她一边奚落她：“得得得，两毛钱就请客啦，真抠门儿。”
“嘿，倒是想请你吃回锅肉呢，可惜我不会变戏法儿，您就凑合点儿吧。”
庆庆根本不理会我的“嫌弃”，索性一转身坐在我脑袋旁边，半拉屁股在枕头上半拉屁股在炕沿上。没咒念，我只好起身，把枕头从她屁股底下拽出来，让她坐舒服了。
“我怎么替你报仇解恨啦？”我不耐烦地问她，一面拍打跟她一起钻进来的蚊子。
“你忘啦？咱刚来的时候，在团部，‘疤瘌脸’跟我犯贱。”
没想到大大咧咧的小辣椒还挺记仇的，要是这会儿宫苹和钱薇也来一块儿起哄，那不成“打冤家”啦？！
麦收大会战救了我，事情没闹大。一天十几个小时与天公夺粮耗尽了人们身上所有的精力，班里没人为琢磨我的检讨深刻不深刻而浪费宝贵的休息时间，轻而易举顺利通过。
听说柳云琴在团员会上痛哭流涕，表面承认错误实则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潘姐说：“连里好久没人闹腾了，殷向东乐不得找个人整整。也就是你跟柳云琴干的仗，换个人你试试？你沾了柳云琴的光，才躲过这一劫。要说，你应该感谢她。”
“感谢她？做梦！换个人我还不可能干这一仗呢。”
老刁和司马领着大地排在五号地割麦子。五号地离连队走路单程就得一个小时，回连队吃午饭、休息还不够走路的工夫，连里派人把包子和菜汤送到地里。饭后，大家把麦垛合几而一，尽量架高，三三两两地躲在麦垛的影子里避晒。有人躺在地上用草帽遮着脸睡觉，有人坐着把头埋在支起的膝盖里打盹，有人靠在麦垛上挥手驱赶着那些肉眼不易看见却无孔不入的小咬聊天，有人伏在另外一个人的肩上给人掏耳朵，那架势颇像动物园里一个猴子给另一个猴子抓虱子。
司马和老刁把三个麦垛摞在一起。老刁躺在地上，没有红五星的军帽扣在脸上，上半截身子在影子里，下半截身子在阳光底下。
司马坐在老刁旁边磨镰刀，他的脸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我走过去，问他磨完后能不能将磨刀石借我使使。
司马用胳膊肘示意了一下身边地上躺着的两把别人的镰刀，“放这儿，我给你磨。”
“不用。你磨完了，我自己来。”我趁势在他旁边坐下，忍不住释放情绪，“你说，这人和人怎么这么不一样？”
“人和人要一样了那还叫人吗？”司马随意地回答。
我说：“就是。有的人专门爱在连领导那儿打小报告，有的人有得是机会，但是绝不干那种事儿。”我觉得司马肯定知道我说的都是谁。这话，我不怕老刁听见。我已经了解老刁了，他表面上挺厉害的，实际上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实打实的善主。
“咱们连有这样的人吗？”司马不想玩儿真的。
“当然有！你说为什么？”我偏要较这个真。
他想了想，像是考虑要不要认真对待我的问题，斟酌着字眼说：“人嘛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急于追求进步，善于理解领导意图，也许有些……那个，可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不见得是想伤害任何人。他们觉得那样做是正确的才去做的，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我几乎叫起来，“你可真实在。人伤害了你，你反过来去理解人家，那还有完没完啦？伤害人的人永远伤害人，受伤害的永远受伤害。我算看透了，有的人伤害别人是一贯的。你不知道，过去琴子……”
司马打断我的话问：“那你说怎么办？”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想都没想地回答。
“于是就大动干戈？”
“不是那意思……”我不好意思了，“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股火儿上来，什么都忘了，现在咱们连的人就差当面儿管我叫‘泼妇’了。”
“想让人管你叫‘泼妇’你得多干几场架才行，尤其得去找王文柱家的‘河东狮吼’干两仗才能有资格当‘泼妇’。”司马拿我开涮。
“什么‘何东时候’？没听说过。”
司马笑起来，像老师教小学生一样一字一顿地说：“河东狮吼：江河湖海的‘河’，东西南北的‘东’，狮子老虎的‘狮’，小江爱吼叫的‘吼’。”
“什么呀？不明白。你是咬文嚼字儿，还是骂人不带脏字儿？”
“意思是说小王他媳妇贼拉嚓（言行粗野，厉害）。”
“去，一边儿待着去，谁吃饱了撑的跟她较劲儿。”我用胳膊肘狠狠地捅了一下司马以示抗议。
司马收起玩笑面孔，摆出老大哥风范，“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对吧？这你得承认。”
“那当然。”
司马循循善诱，“我这么说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你跟有的人在一块儿很长时间还是毫无共同语言，跟另外一个人却能一见如故，畅所欲言，能互相理解。同样的道理，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跟有的人在一起你总是谦和的，可是跟另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性格里猜疑、好斗和其他龌龊的一面会占上风——尽管你这人性格的主流本来是善良的、积极的。就比如你跟柳云琴干仗那事儿，虽然你是个感情比较外露的人，但生性并不好斗，可那天，你怎么会跟她干起来了？”
“不是过去了的事儿吗？别老揪着不放。”我反感不光彩的旧事被重提。
“来来，别耍小性儿，咱们不是在探讨问题嘛。你问我的问题我回答了，轮到我问你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那天怎么了。”
“那你现在想想。”
司马从来不戴帽子，一头厚而蓬松的软发在太阳光下变成了深褐色，密密麻麻的汗珠挤在脑门上，也顾不得擦一把。他侧着身体，伸出手，两个指头捏着我的草帽边往上抬了抬，眯缝着眼睛看着我的脸。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跟彩云应该是一对，一个像个大哥哥，一个像个大姐姐，都那么善良，那么真诚。
麦垛的影子越来越小。老刁还一动不动地躺着，火辣辣的太阳无情地暴晒着他的全身，贪婪地吮吸着他身体里的水分，似乎要把他晒成人干。
我盯着司马磨刀的动作，左手向前攥着镰刀把，镰刀尖顶在他脚上的农田鞋的鞋帮子上，右手拿着磨刀石贴着镰刀一上一下。大粒的汗珠开始往下掉，落在他手上、镰刀上或是磨刀石上。他时不时停下往镰刀上吐口吐沫，然后再接着磨。这样一上一下、一下一上像迷魂药似的把我的自信全给磨没了，连自己都觉得想说的话有些没谱，却又心有不甘。
沉吟好一会儿，我索性来了个胡搅蛮缠，“琴子是个恶魔，把我这个善良的人变得跟她一样恶毒了。”
“你看你，又不严肃了。”司马嗔怪。
我敷衍道：“怎么啦？你不是挺爱开玩笑的吗？好好好，那你说呢？”
司马认真地说：“我是这么看的，尽管她没想要控制你的情绪，但是当你的情绪波动到你控制不了的时候，你就变得被动了，你的情绪实际上被她控制了。这时候，你的心态失去了平衡，做出了与你性格主流不相符的事情。”
“那我怎么着？让她尽情地挤对？”
司马说：“看，你又不冷静了。她说什么、做什么是她的事儿。你站得正，坐得直，干吗那么被动？”
我又动气了，“我不觉得被动，我觉得气得慌。”
“就是因为‘气得慌’，所以心态失衡，就变得被动了，看来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三把刀都磨完了，司马向我伸出手说：“拿来，我给你磨。”
看他满头的大汗顺着太阳穴往下流，我用胳膊肘一挡，说：“不用。”
他把磨刀石递给我，偏着头，眯着眼睛，拿起磨完了的镰刀用右手大拇指试着每一把刀的刀刃。
我接着他刚才的话茬说：“我明白。说来说去，不还是人跟人不一样？你是说惹不起躲得起，叫我别跟她置气。哼！我才不躲她呢。”
司马看着我，摇摇头，说：“你呀，还是个孩子。”
“才不是呢！”
我举起镰刀，正要像司马那样往上吐吐沫，老刁忽地坐起来说：“有些事情是原则问题，不该躲，想躲你也躲不了；有些事情不是原则问题，你去计较反而降低你自己的人格。”然后，他站起来，手一挥说，“走，喝口水，干活去。”
我吃惊地看着他。司马郑重地点了一下头，好像是说，现在明白了吧？他站起来，跟在老刁后面。
我也赶紧站起来跟上去，嘴里喊着：“哎，我刀还没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