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
我是1968年4月生的，没多久父亲就被关了起来，前后关了10个月。那时工资只发27元，母亲刚生我不久就被逼着去值夜班，家里非常困难，平时姥姥带我和哥哥，当时哥哥仅四岁。当时父亲临走时和姥姥说，如果他回不来叫我妈离婚改嫁，我姥姥说了句要我父亲感激一生的话，她说“姑爷子你放心去，庄稼人不知道什么叫离婚”。我后来在大学研究心理学，对自己进行过深刻的自我分析。我认为我一定是在那个时期受到了惊吓，所以我长期以来在中国没有安全感。
对于那段历史，父亲的好友赵绵伯伯的儿子为我写道：“ 以下两事不是听你父母说的,是听医院人员说的。梁叔入渣子队, 你母亲给包了点饺子送去. 那时生活差, 捍卫队看着眼红, 一是找你母亲教育,说她划不清界限, 据说你母亲很巧妙的搪塞了过去,再者,他们不许梁叔吃, 数好数, 用铁丝穿好, 挂在梁叔床头, 天天的查一次, 如果少了,梁叔就要挨耳光........据说后来饺子都风干硬了,那时是冬天....
此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昨天说起来,家人不由又落泪了， 姐姐说：他们不是人,比日本鬼子还坏!
捍卫队做你姥姥工作,要她和梁叔划清,并揭发他, 老太太说的挺清楚, 不管将来如何,我们都跟着他..... 捍卫队很有些无奈,说老太太觉悟低。
现在看老太太觉悟挺高的...... ”
父亲在那个时期结交两个人成为一生的最真诚好友，一个是陆叔,陆青壁，他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另外一个是张大爷,张宝昌，他是原张作霖骑兵团的连长，后来是土匪头子。这两个人的故事我父亲是津津乐道和我们讲了不知道多少次。陆叔人称“陆大白话”，他本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可能是个卫生兵，但他在报成分时，由于虚荣心作怪，给自己连升三级报了个上尉军医。共产党镇压反革命重点打击国民军的下级军官, 因为这些人都是内战时提拔的, 所以和共产党有血仇, 结果文革时翻旧帐，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一查没有那么大，一时成为笑谈。陆叔为人热情，特能讲笑话，他是我家的常客，有他在，大家笑声不断。张大爷解放后跑回乡下，后来不知怎么的跑到一个部队疗养院当伙夫，那时一听见打枪，“他吓得往床下钻”。本来如此下去一切都好，有一天有个干部用一只小口径步枪打鸟，打来打去，打不到。他一时疏忽，一着急，把枪抓过来（估计是认识的熟人），不瞄准，甩手一枪，鸟儿应声而落，“鸟脑袋被打飞了而身子不破”由此暴露了身份，他的枪法叫“胡子（东北土匪）枪法”。我父亲和张大爷好，是因为有一段要他去打扫厕所，下水道堵了，要用手去抠，那时也没有手套，我父亲他是少爷出身，实在做不出，张大爷就主动帮他去做。张大爷后来在化工医院看太平房，他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有谁比他更合适做这份工作。我父亲讲张大爷的英雄事迹：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团长什么的给共产党包围了，他自己骑一匹马蹬里藏身，带一匹马藏在两匹马中间冲入重围。围攻者只见两匹马，还没搞清怎么回事，他已冲到眼前，抢到人，他倒骑马，双手使枪，左右开弓在后面殿后，再杀出重围，父亲讲的是有声有色。我父亲除了黑话不会讲，他从张大爷那知道很多东北土匪的故事，那种自由自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生活，要年少的我十分向往。 90年代我还找来一些介绍东北土匪的书来看，东北土匪主要是有几点不同于南方土匪：1.东北土匪一般不祸害老百姓，比较讲义气，比如红白喜事不抢，郎中，邮差，寡妇不抢；2土匪头子枪法极好，一般使双枪； 3。对奸淫一类的事管得比较严，强奸妇女是不允许的。我认为东北土匪是原始正义的体现，所我觉得张大爷很可能是当时东北民间抗日武装义勇军残余部队或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的领导人，只是由于他在日本投降后他站到国民党那边，于是后来就成了土匪头子。如果他真的是土匪恶霸的话，1949年以后共产党一定不会放过他，早就把他给“嘣”了，所以我认为他是个东北纯爷们，因此在这里我愿意用较大的篇幅来描述他。张大爷在文革时受到一些刑讯，他是一挨打，他就拼命叫，非常凄惨，以致行刑者都不胜其扰。另外问他什么他就承认什么，问他杀没杀过新四军 (应该是指1945年12月初的锦西县娘娘庙战斗，是新四军挺进东北后与国民党正规军的一场激战，以新四军损失惨重而告终)，他说杀了很多，100， 200 ， 300，都是用机枪突突了, 具体数目说不清楚“打仗时顾不上数数”。但是他的问题是没有苦主指认他，查无实据，最后就不了了之. 如果说我父亲文革时受审，说他什么他就承认什么，大概是从这里学的，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应该说我父亲也已经看穿了当时的政治把戏，“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谓口供不过是走过场，所以不如说他什么就承认什么以免受皮肉之苦。反而是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创建了这个政权，如今反而要他们承认自己反党或是叛徒，对于这样的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也是不能承认的，所以他们宁折不弯。而对我父亲来说，本来他就是资产阶级，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去硬抗。像刘少奇主席是共产党第二号人物，都可打成叛徒内奸，他一个小人物算什么？但我父亲自己的事从不涉及当时还在国内的朋友，也从来没有人因为他而受到冤狱，至于他在国外的同学朋友，他就是乱说一通，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把他在国外的同学或友人抓回来，或派人去做“外调”的，这也是很多人敬佩他的地方。
父亲文革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挨打，运动初起时被当胸打了一拳，后来可能有人指责过那个打手，后来就再也没有挨打，而他的同事，则是被一脚踢在脸上，抱着脸在地上打滚，他说他当时非常害怕。
我父亲和我们讲过多次，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反动技术权威，在台上做”喷气式”，就是弯腰低头双手向后再上举，脖子上还要挂法兰（铁饼）。首先他的铁饼个最小，刚挂上不久，下面就有人喊，“梁小个子（父亲的外号）态度好，给他摘了，给某某某挂上”，又过一会，又有人一把把他拉直了，“什么德行, 站没站样，”。这都是一些工人在暗中保护他。
父亲还和我们讲当时化工厂武斗，而且是动了枪，中间地带有双方的伤员，两边的人都无法上前抢救，后来找到我父亲，我父亲二话不说,穿上白大褂，背起药箱,打着白旗就上了战场,“梁大夫上来了，不要开枪”，两边都不打他。就是这样后来还有人说他是捞政治资本，我父亲质问“你怎么不去捞？!”
最险恶的是当时医院的书记，说他拿病人做实验，好像是骨髓穿刺的事。因为锦西很多医疗方法，都是父亲第一次做的，那个书记以内行的身份拿这种事来整他。如果那病人被挑动起来，在那个时期，可以把我父亲打死。但是病人们相信我父亲，没人找他的麻烦。父亲1997年在珠海，有一次非常沉重地和我说，他出过一次“医疗事故”，他一想起来就为这件事而内疚。文革时化工厂地区武斗，医院都停工了，他一个人在化工厂内一个医疗点坚持工作，“周围是一片漆黑”，（他应该是用嘎斯灯来照明），有一个中年人带一个小孩来找他看病，父亲为那个小孩做了检查了，开了点药。他们就走了。过了两三天，那个中年人回来了，对我父亲说“梁大夫，我小孩死了”，我父亲说他吓呆了，那位叔叔反过来对我父亲说“梁大夫你别害怕，我只是来和你说一下”。这件事我本来不想写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也担心父亲有意无意为自己辩解，我再描述起来不准确。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应该对这件事有个交待。父亲自责觉得对不起人家，“我应该能把那个孩子救过来，要是再仔细点就好了”。我当时安慰他，“那时是非常时期，不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他也没有再找你，也可能根本找不找你。”再说那时没什么好药，青霉素根本就没有，如果是感染的话，那是没什么办法的。但这件事反映出当时东北人的淳朴，他们相信我父亲，“梁大夫看过了他们放心，梁大夫看不好的他们认命”。
在这里我要替我父亲对那位叔叔说声“对不起”，还有一句“谢谢您”。这件事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件我父亲的“医疗事故”也是我知道的他唯一一件他对病人家属感到内疚和感激的。
文革时我父亲最了不起的是做法医鉴定，当时很多人被活活打死，父亲讲过很多种酷刑，其中有一种叫我印象深刻：双手被绑在后面，翘起脚尖，两个渔钩放在鼻孔下面。有一个人被活活打死，那时我父亲还在挨斗，要他鉴定成自杀。我父亲他的办法是所有的伤如实纪录，写明死亡原因,但他不下结论是自杀还是他杀，这是公安局的事，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了，也没人管这种事。（备注-2012年3月5日我再次回到葫芦岛，听陆清香阿姨说，他的朋友韩禹舜先生被打死，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厉声呵问我父亲：“韩禹舜那是怎么死的?"，我父亲回答道：“韩禹舜死于肾淤血”；于是有人就摁我父亲的头，给他坐“喷气式”，这样一共4，5次，陆阿姨肯定地说，最后一次我父亲说“韩禹舜确实死于肾淤血！”。会后他的一些难友和朋友叫他不要再讲了，我父亲说：我是医生，我只给人看病，他就是死于肾淤血!）。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父亲的同事袁宝林医生，父亲说第一次被叫去验尸他很害怕，他觉得凶多吉少，就问袁叔能不能陪他一起去，袁叔很爽快地答应了，袁叔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仗义和了不起的，我父亲后来多次提及此事。文革后他还一直为一个死难者申述。我还记得他当时在写这方面的材料的情景，他还画了些图在上面，我记得把人吊起来是绑两个大拇指的。后来还有一些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找到我父亲，要他提供证明，他都尽可能给予帮助。父亲还告诉我一些非常下流卑鄙的整人手法，因顾及当事人的尊严，我无法把它写到我的文章中去。
在父亲被关期间，有些过去的朋友见到我妈连理都不理，也有很多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展现出人性的光辉，有一个马叔，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看到我妈孤儿寡母，当时他是卖煤的，他把煤给我们送到家里，他后来成为父亲的好友。还有一次妈妈去买豆腐，在排队时，里面的售货员，从柜台上跳出来，把盆子接过去，先卖给她，这个人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当时有个看守，对我父亲也很关照，其间偷偷放他回来看看我，当时我才几个月大，见到生人因害怕而大哭，父亲每提及此事都不禁落泪。看守在他被放之前还偷偷的告诉他，不要想不开，要放你出去了。因为有的人就是在放他之前，故意搞得神秘兮兮，要他收拾东西，但却不告诉他为什么，结果由于害怕而自杀。（那个看守是邱叔-好像叫邱福至）。当时还有人在抄家前偷偷告诉我妈，我妈回去后把我爸的东西烧了很多，其中有一幅很大的爷爷的全身画像，是民国时一个大画家画的，真是非常可惜。
父亲的朋友多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但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性情中人，对他极真诚。他不结交权贵，他的朋友中有领导，但没有很大的领导，我觉得他是刻意和领导保持距离，他不会往上凑，更不会巴结领导。但很多领导对他也有关照，一个领导说：“137（月薪）叫你烧锅炉通厕所，太便宜你了！回医院上班去！”也是在保护他。当时有个女领导，是老干部出身，对他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天然的仇恨，教训他象“妈撸儿子一样”，曾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算个屁”。这个领导文革时成了走资派，受到残酷迫害，腿被打坏，批斗时造反派要父亲用手推车去接她和推她，父亲说每次接她不忘幽默来句当年的剧词“娘-娘-,上--车-吧-”。两个人那时有了一些交心式的交流。那个领导说打她最很的都是她以前大力提拔的。而父亲是在那个时候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尽可能帮助她，她很有世态炎凉的感慨。后来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1997年我父母在珠海，那位阿姨在深圳，非常热情极力邀我父母去深圳游览。
文革是父亲人生中最凶险的一页，80年代电视中播放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有一句台词“掐死你象掐死一只臭虫”，对他触动很大，有好几天，他多次念叨这句台词。
文革也是父亲人格最出彩的时候，父亲提及自己的文革经历多是以看似滑稽幽默的方式来描述的，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哈哈大笑，有时用那些臭事“泡”（恶搞）这个“泡”那个，这体现出东北人的以苦作乐式的幽默，面对苦难，他们更愿意用以苦作乐的方式进行化解。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也是人性善恶的一次总曝光。我父亲每提起文革往事，往往喜欢加上一句“还是好人多”，我过去的反多应是嗤之以鼻，我当时认为中国人99%都是坏人。我现在对人性的认识是：在中国, 好人真好，坏人真坏，但在中国总有一种力量要我泪流满面, 就像此时此刻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泪流满面……
感谢邓小平
文革以后好多年，父亲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感谢邓小平”。
80年代初期化工厂分来很多77届，78届的大学生，这批人有相当数量的人考上研究生，我父亲那时教英语高级班。父亲对那些聪明好学的年轻人非常喜欢，而对我则恨铁不成钢。常和我们讲起某某如何下盲棋，某某如何被被杨振宁赏识。。。。。。
-更正：
一知情者指出：“我是老五届大学毕业生（66-70年毕业，当时初中、高中也有老三届，即文革前入学的），63-68年在华东化工学院上学，是文革前高教部56所重点院校之一，如清华、北大、交大和复旦等均在其内，化工类只有华东化工一家，北京化工学院属化工部的。68年底锦化一下子分来了200名大学生 和200名中专生，其中我校60名，北化工40名，南化工20多，因锦化是部属五大化工公司（还有吉化、兰化、南化、太化）之一，上述几校是专业对口的主力，占了一半多，其它还有清华北大北航等，方福生也是那时分到锦化医院的，以前或往后都没有这样大批的学生分来过。兄弟大作中所指的77、78年毕业生恐怕有误。"
当时父亲和两个年轻人特别好，一个是陈学龙陈叔，另一个是方福生方叔，用方叔的话来说他们是忘年之交。陈叔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不知怎么搞的给分到化工医院，父亲带他学医，陈叔是海南岛的，家有老母，他是独子，却被分到锦西，生活相当凄苦，父亲对他很关照。方叔是清华大学的，他多才多艺，学啥像啥，但相当“崇洋”，那时经常“泡”在我家，他打领带就是跟我父亲学的。我对方叔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分欣赏美国的幽默。我认为幽默是人的智慧和积极向上精神的体现，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方叔当年就和别人不太一样。还有一次，我搞来的港台歌曲，他听一遍，就把歌词写了下来，这个词我现在还记得：“阿妹阿妹你不要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虽然我是个穷光蛋，吃的粗茶又淡饭，只要你陪我做伴，保你白白又胖胖。阿妹阿妹几时做嫁装，我喜得快发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没有汽车洋房，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那时大家都是穷光蛋，可能这首歌触动了他。
父亲其他的知识界的朋友，有赵绵伯伯，他是留美的生化硕士，在锦西化工研究院工作。赵伯伯曾就读于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康乃尔大学，1952年时他本可以加入美国国籍，但他冲破美帝的阻挠，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他是首批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本来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教授，57年因为上级要他去当内蒙古医学院的院长，因为他的兴趣在科研上，而不是做这种行政工作，他不想去，就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锦西。听赵伯伯的儿子说，我父亲听说有这样一个留美的大右派被发配到锦西化工研究院，我父亲就自动找上门来。他们相识的过程被我父亲的前妻在文革时贴大字报揭发并高度概括为：“臭味相投, 一见倾心, 互诉衷情.......刚一认识,就好的什么都不顾了”。
赵伯伯在锦西受到残酷迫害，文革时有人用铁锹当头劈下，他用手一挡小臂被打断。赵伯伯是非常慈善的一个老人，给整得没有一点脾气。父亲说过他的一件趣事，文革期间，有一次赵伯伯见到我父亲用英语说“Doctor Liang， Let’s speak English”.（梁大夫，要我们来讲英文）。我父亲大惊失色，赶紧用中文回答，“你讲啥英文，我们讲英文给人汇报了，那还说得清吗？!”，真是书生气质可爱至极。父亲还为赵伯伯量身定做了一个东北幽默：困难时期赵伯伯下放农村，当时饥饿至极，有一次在羊粪里发现了一粒未消化完的玉米，就抠出来，吃掉了，然后说了句英文“very nice”（味道好极了）。我相信最后一句一定是我父亲胡编的，这就是东北幽默，先是叫你哈哈大笑，笑完了叫你想哭。（我本来也怀疑赵伯伯怎么会从羊粪中找到没有消化完的（干）玉米，后来有人和我确认确有此事：“社会主义的羊可以吃玉米，资产阶级右派不能吃玉米”， 后来赵伯伯是通过收集羊粪，用水淘出没消化完的玉米，用茶缸煮着吃，才没被饿死，当时他一个月只有18斤毛粮）
我父亲是乐天派，多悲苦的事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可被转为笑话。但我父亲却有过三次与赵伯伯相关的落泪，对此赵伯伯的儿子给我写道：
“我记得梁叔有三次落泪，一次是韩舜顺被打死, 捍卫队清早要我父亲推车往医院太平间送,从化研到医院还很远, 后边跟着几个骑车的捍卫队, 到了医院门口， 正好遇到梁叔骑车上班, 父亲和梁叔四目对峙, 不敢说话.但是梁叔不管别的,下车就在医院门口给韩做人工呼吸, 那时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梁叔一边做,一边眼泪刷刷的都落在韩的身上......
另一次, 父亲眼睛近视, 看不到砌砖放线的绳子,一次一下给拌断了,一个叫陈德厚的捍卫队( 韩也是他给打死的), 一铁锨就把父亲的手臂给打断了, 送到医院,梁叔见面,不敢和父亲说话, 但是看到他眼睛却发红了, 拉着脸和父亲说, 你忍着点, 这样接效果会更好一些.... 父亲的手臂后来没有留下后遗症.
还一次, 那时是1980年我从大学探亲回家,利用在校条件,搜集了很多中越反击战的内幕新闻, 梁叔在我家里一边和父亲轻松的品茶,吃饭, 一边听我叙述战争的惨烈， 梁叔听着潸然落泪了 。。。。。。
梁叔是非常爱国的 ！”
-注：一知情者说：赵绵先生被陈德厚打断手臂，确有此事。粉碎四人帮后，陈德厚,他是试验车间的钳工, 因为殴打韩禹舜致死一案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同案的还有一个名叫崔万柱的技术员，也被判了刑。
赵伯伯后来去了中国科学院，他走后，研究院图书馆外文资料这块业务从此瘫痪。赵伯伯教子甚严，他极富远见，在文革时就逼他的子女学英语，答不上来，就不给吃饭，后来一开放，几个子女凭借优秀的英语技能，都考入大学，并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当时学习极差，小学时学英语学了一年，26个字母还写不全。父亲有一段效法赵伯伯，每天逼着我学英语，反而更学不进去，终于有一天打了我一个耳光，“你太叫我失望了”，从此对我的学习不闻不问了。
冯小刚导演说“中国现在没有大师，谁都别装”。我说那个时候，中国是有大师的，可惜都给糟蹋了。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的努力，培养一个大师至少要两代人的努力，49年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承被打断了，现在有些巨匠，这些人具备把学生培养成大师的潜质，但由于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教育机制，所以我认为2030年以前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大师一般在生活上都比较弱智，而现在的所谓大师都是人精，很会生活，会来事，所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什么是大师。
右派赵绵先生，右派吕彦杰先生和我父亲（特嫌兼中右分子）
离开锦西
80年后，文革后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被提拔为化工医院的副院长。那时父亲和外界的接触也多起来，他有一次为化工部和意大利某跨国公司的一次国际谈判做翻译。谈判的内容是石油/汽油生产方面的，父亲说翻译完后，老外起立鼓掌。吃饭的时候，一个老外问梁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我父亲说我是医生。那个老外很吃惊，他说我们谈判的内容和你的职业不相关你怎么都懂得，我父亲说他以前有个摩托车，就看过摩托车方面的英文资料，所以对如压缩比，辛烷值等术语就懂一些，再加上在化工厂医院工作，有些和职业病有关，所以就知道很多术语，父亲后来说那个老外实际上是个中国通，会说中文，装不懂，好偷听中方谈判人员之间的交谈来了解他们的底线。那时他开始“墙里开花墙外红了”。化工厂关不住他了。后来他有一次在化工部开会，开完会后有个人找他，自我介绍是化工部青岛劳动保护研究所的所长。他说我们正在筹办，你想不想到青岛来？
很快化工部的调令来了，那时我父亲已55岁。后来化工厂还是放人了，当时的王玉奎书记帮了忙，我父亲的朋友也帮着活动。但是还有一个老工人到厂里去闹，厂领导说，我们给梁大夫一个养老的地方，在锦西把人家整成这样，对不起人家”。我爸赶紧去找那个老工人，“我也要为自己和孩子的将来着想”，那个老人的心情是舍不得，但最后也只好作罢，也不好意思再坏人家的好事。
１９８１年８，９月父亲一个人先到青岛报到，当时在火车站去了很多人，由于火车站内地方有限，要求各单位派代表，光代表就有两百多人，在车站内这些代表站成两列，父亲从中间走过，同左右两边的人握手，这些人都是自发而来，那个排场是父亲一生中所经历最大的一次，那时他在锦西的声望到了顶点。
1982年春节是我们在锦西最后一个春节，父亲从青岛回来接家属。在我们离开之前，有一天医院组织饯行宴会，第二天，陆婶和我妈说陆叔回家后一句话也不说，回到屋里放声大哭，“他爹死的时候也没这么哭”（这是陆婶的原话，也是东北幽默，我放在这没有对陆叔不敬的意思）。有一天我们在家正在给行李家具打包，张大爷来了，他挎着一篮子瓶装白酒，一进来，眼圈就红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父亲扶着他，也好一会说不出话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张大爷嗜酒如命，他一个老光棍，有点钱都换成酒喝了，本是入不敷出的。他至少2次酒精中毒，是我父亲抢救回来的。父亲讲他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夏天，有尸体入殓，更换寿衣，那时好像没有冷柜，尸体发臭，死者家属提供白酒给他用嘴喷到尸体上去味道。张大爷端起酒瓶，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才喷一口，家属一看哭笑不得，赶紧说”大爷回头我们再多给几瓶你，你老多喷点，不要省”。对他来说白酒是最好的东西，他的礼物，至今想起来仍然要我感动不已。 86年前后张大爷去世，临死前想见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 另一个是陆叔。我对生死之交的理解: 不是为朋友去死,而是在临死时想到了某个朋友!
我们一家离开锦西时，只作小范围通知，但还是来了两大客车的人。当我们登车以后，一帮乘客在车上议论纷纷，一个人问我，“你爸是什么官？怎么这么多人来送？”
我父亲在锦西30年，离开锦西后他就不再做医生了。我的感觉，他就像是来还债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