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化名人人回忆青少年时代阅读体验的时候，都提到《牛虻》，《约翰克里斯多夫》。我不是文化名人，也不是那一代人。我没有读过这两本书。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美国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英文的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读完后发觉，真是挺好的。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才读了雨果的《九三年》，读完想：革命，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此前，当然英美文学作品原文也是读过一些，毕竟是学这个的。
童年时代，我很少读外国名著大部头，因为肯定是读不懂，连一些中国古典名著大部头我都是在30岁以后才开始仔细通读。不过这样我才能开始写一些比较另类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如果小时候做，是做不了的，因为小孩，比如你看 《三国演义》，肯定看不出诸葛亮其实是个很可笑的角色。小说是很微妙的。我的一些解读不仅在国内挣来稿费，还竟然获得了奖，收到了奖金。
在整个八十年代，我更多地是读当时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其中一种快乐是中国作家使用现代中文，再由中国人自己来读的那种愉悦，这是翻译小说永远无法达到的。
这一代作家虽然现在已经老去，但在当时，他们对中国人在文革后的精神修复中，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
记得中学的时候读《红高粱家族》，其实它是英雄主义的，但又不是毛时代的那种简单的英雄主义，因为这里有性，有奇异的，所谓山东高密县东北乡的风土人情和原始欲望。还有一些无厘头的情节，比如“我父亲”少年时代一个睾丸被狗咬掉了之类。
然而陆文夫也是好的，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是一种很精细的，精致和克制的语言，乃至生活方式。
忘了是不是王安忆的小说里曾经描写一种小县城的生活，大概是《小城之恋》，读了以后从此我对剧团，文工团和演员的生活有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即使在忘记了《小城之恋》的情节后，还是在后来的观影经验，比如《霸王别姬》，《站台》中，都有一种回归和获得满足的感觉。
他们中很多人，像韩少功，包括贾平凹，后来都受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喜欢深入到中国的民族意识和生存方式的深处，挖掘某些类似宿命的符号和隐喻的东西，所谓的寻根文学。中国的根，在文化深处，不在近代的左翼革命。
还有史铁生。他并不故弄玄虚，因为的他的独特经历和身体的残疾，让他的文字和思维更加严肃和哲理化，同时又充满纯正的情感，仿佛是一个超越凡俗的智者。
而张承志，作为在毛主义和伊斯兰教和某个教派中两方面都呈现宗教狂热的人，似乎也在追求感悟和救赎。当然，他是癫狂和激进，甚至走火入魔的。
阿城则有一种在世俗和日常中十分惬意，平和，但内在超越的感觉。他的语言是非常简单的，但蕴含的魅力非常大。
还有迟子建笔下的东北，扎西达娃的西藏。在没有网络写作的八十年代，这些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稿纸上记录了各个地域的，不同面向的中国人生存史。还有引起争议的关于西藏的小说，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我能理解那样的写法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西藏人，但是就小说来说，总之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像探险一样的阅读体验。
还有张洁。她的思考，对情感的表达和控制。有一个台湾作家的作品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昂的《杀夫》。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是喜欢女作家的作品的。
另外，在高中阶段我接触到残雪的作品。那种感觉，就是你不能完全明白她在写什么，但能感觉到，她写出了一种很隐秘的，或许是真的存在的，也可能是潜藏的生存状态，一些非常古怪非理性的欲望，非常自我。对于读者来说，你喜欢，就喜欢了，不喜欢就算。残雪并不缺少喜欢她的人。前几年，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开始批评小说家，认为小说家应该关注社会，不要过于自我，残雪大概被点名批评，为此做了强烈的自辩。我倒是明确支持残雪的，因为写小说和公知发表时事评论，社会批评毕竟不同，小说可以写政治，社会，也可以写花花世界鸳鸯蝴蝶，也可以写一个疯女人的梦呓，一个疯男人的内心独白，谁能规定小说必须写什么和如何写呢？再说，反应当代社会弊病的小说，很可能在当时引起轰动，却未必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在时间的严酷淘洗下能留存下来的小说，很可能恰恰是一些当时人看来疯疯癫癫或者俗不可耐的文字。
文字中完全可以蕴藏巨量的密码，而经典就是那些层次丰富，值得，也经得起反复解码的作品，或者，层次不丰富，却完全以唯美取胜的艺术品。谁有权指导他们的作者该遵守哪条规定呢？
一番胡言乱语以后，其实，我是想说，虽然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没有好好读“外国古典名著”，但这些中国当代小说，其实很好，也许是更能亲近一些。不论他们是狂热，厚重，还是显得仙风道骨，在这个作家群体的背后，其实是站着一部同一部共和国史的。
但是，请不要和我提金庸。抱歉抱歉。我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小说，也连带不喜欢“喜欢金庸”的人。当然，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和别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