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老而又沉重的话题，就是自杀。自杀是每个国家都急需解决的重要公共议题。
日前，因不堪忍受同学网络霸凌，槟城拉曼生郑某，在脸书上留下遗言后，从学院附近坠楼身亡，享年20岁。双十年华，正是朝气蓬勃的花季，生命戛然而止，确实令人嘘唏不已。
学生自杀，除了社会、家庭因素外，学校教育也有责任。个别大专院校，学生自杀并不是首例，这应引起学校当局高度重视。不能只抓教学而放松其他。要建设环境友好型象牙塔，让学生都能够享受到师生情、同窗谊。此外，还要开展心理辅导，加强自杀预警和干预体系建设，令莘莘学子都能体面求学，有尊严地过好学院生活。
无独有偶，前不久，台湾26岁的文坛新星林奕含在台北家中自尽。次日凌晨，林奕含父母通过出版社发表声明，表示女儿是因多年前被补习班老师性侵，引发忧郁症，最终发生不测。也就是说，林小姐自尽的根源也在学生时代。这是教育的失败，没有为天真烂漫的学生扎好防狼的篱笆。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很容易自暴自弃，产生反社会情绪，采取任性的行为，甚至选择极端方式绝然离世。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自杀，也时有耳闻。一边自杀一边通过社交媒体直播的新型案例，已有20多起，均为35岁以下的人所为。这是网络文化堕落的表现，也是年轻人媒介素养低下的恶果。大众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反作用，自杀报导存在较为严重的混乱现象，极有可能诱发模仿性自杀行为。涉世之初的年轻人，或者为了畸形出名与吸引眼球，不惜拿生命做赌注。悲乎哉，不亦痛矣！
不过，中国吃苦耐劳的第一代年轻打工者，他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所受的苦难更为深重，但是他们“我要活下去”的愿望非常强烈。打工作家周崇贤的小说《我要活下去！》，讲述了中国大陆一家台资鞋厂的打工妹吴媚，如何被二老板折磨至疯的故事。作者并没有“安排”主人公自杀，尽管自杀情节也许更凄美。
日本电影《不，我要活下去！》1951年7月上映，讲述主角毛利修三在东京做零时工的故事。因为经常找不到事做，他准备带着太太和两个儿子自杀。但是最后，他们走上了反抗命运的新生之路。
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不妨看看这样的小说与电影，也许可以抑制冲动。人固有一死，在有限的生命里逆风飞扬，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明天。这不是鸡汤，也不是砒霜，而是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