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见地， 事情（取消高考）51年前大张旗鼓地发生了，而40年前的恢复高考， 声音虽大仍不如取消时代嗓门， 好歹还是让一部分人去试了试， 现在让大伙倒回去说说吹吹玩玩， 这也是好事一桩。
突然一想， 有没有人做过统计，参加了77级78级高考或被录取了的人中间， 有多少老三届特别是老高三的老大们，当时是跳得半天高嗓子喊哑了的拥护者？会不会进了大学还在那说“青春不悔”？
另外还想起一件事，如今还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们， 为什么很多也参加了那两次的高考呢？如今居然也在那儿回忆回忆高考，不也有个不同的“悔不悔”呀？
若是老高三的当年热心取消高考是天真，那第二种人则是心口不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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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
自媒体时代，大家都在朋友圈纷纷写下自己的高考回忆。接着就是等着吐槽各地作文题目，模拟各种满分和零分的答卷。年复一年的狂欢。
我只看到有一个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她是海上知名文化学者于其多。只有她说，“不阐述高考被取消的十年，恢复高考四十年就没毛意思”。
这句话一下子把我带回了1966年。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同时，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这样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那年头，我们很多学生都有早上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习惯。
那天正是一个礼拜一。学校还没放暑假。早上大家到了学校以后，第一第二节课记得还是正常上的。
我们五十四中学当年只有一幢四层教学楼。一、二、三楼都是初中。因为初一有八个班，我们初二有十六个班！初三仅六个班。只有四楼是高中。高中只有八个班。高一三个班，高二三个班，高三两个班。
10点钟过后，操场上骚动起来。几十个高中生手里拿着小竹竿贴着竖条彩纸的小旗，上面写了一些标语，他们就在校园里游行起来，也喊口号。就在教学楼后面的那个排球场上。大意是拥护推迟高考的这个决定。
这么一来，其他班级也无法上课了。有的趴在窗台上看热闹，有的干脆下楼围观。后来，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不但有高中生，也有激进的初中生，很多初三的孩子也乘机喊出了取消中考的口号。只有我们一二年级，好像还没感到考试对自己的压力。
我至今还记得，很多高中生当年是真的激动，真的开心。那种表情与配合形势是截然不同的。终于不需要高考了，解放了！一个人的前途终于不再只看分数了，还可以结合政治表现了！
那时候，文革其实已经开始。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就已经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提出了“破四旧”。高考无疑也可以是“四旧”之一啊。
中央发出这个推迟高考的通知，其直接诱因是，196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中学生，是即将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高考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因此砸烂高考制度是他们的责任。
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非常赞同这封信，并提出了补充意见。在全校广播后受到热烈响应，就抄了一份发给毛泽东。信中说：“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这两封写给毛泽东的信在1966年6月18日被《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并再次围绕推迟高考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特别引用了北京四中学生来信的意见：“我们打碎的绝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石。”
山雨欲来风满楼。推迟乃至最后取消高考亦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进入1960年代，高考制度就一直倍受质疑。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中央提出了“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秋大计。那一大段话，当年我们都能背下来。后来的少先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在此背景下替代了原来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老队歌。
从1964年春节开始，毛泽东发布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谈话。其内容在文革中亦流布极广。恕不赘述。
那年5月20日，中央批转高教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高教部党组在报告中强调阶级路线，改进政治审查工作。中央则在批示中号召各地要优先录取经过一定实际锻炼的政治思想好的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劳动的知识青年、退伍士兵、在职干部。
“政审”这一幽灵，从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游荡了二十年。
7月5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1965年1月14日，高教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对1965年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通知》指出。高考政审工作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因为高等学校招收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有人指出，实际上，当时在高考强调阶级路线的条件下，家庭出身成为高考升学的重要考量指标。招生人员在掌握政审标准时为了表现出与剥削阶级分子划清界限，追求政治立场坚定，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进行政审时尤其严格。
1966年4月6日至14日，高教部召开了高校招生座谈会。有人公开提出，高考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祸根。上海市格致中学四个高三学生向市教委写了一封万余言的长信。信中指出，考试只是纸上谈兵，考试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掌握知识不能用数字表示等。北京市一个化名“群声”的人在来信中指出，宁愿埋没几个天才，也不培养几个反革命。有人甚至提出取消高考，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要政治挂帅，不是分数决定一切。
5月16日，中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正式打倒。
5月25日，北大聂元梓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事实上，文革狂潮一旦掀起，高考就不再只是推迟半年，而是彻底取消了。
关于高考话题，在文革头几年人们一直是不敢妄议的。直到文革后期，大家才敢说几句，只有到了那时，我才知道，当年取消高考，对那些欢喜读书的大哥哥大姐姐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心头之痛。他们说得很朴素：“如果只需要找份工作，连不用读初中，进技校就行了。考普通高中干什么？就是一心奔着上大学啊。”
然而，终于这最后的公平竞争也没有了，万古如长夜。我听到过有人因此而自杀，也亲眼看到过有人因此而得了精神疾病。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的自暴自弃。
还记得1973年，高校部分恢复招生，虽然讲推荐，讲选拔，主要看政治表现，但也有文化考试。这时，才轮到大梦初醒的初中生我们起劲，到处借书来复习。而那些老高中生看到我在背英文，解习题，总会幽幽的说，“有啥用场啦。到辰光还不是一场空。”
他们说对了。后来，东北出了个张铁生，一张白卷彻底否定了当年所有考生的文化考试成绩。
最近这几年，老年人越来越热衷于各种聚会。
有小学的、有中学的、有知青的、有老厂同事的。大家都在说，自家的孩子考上了什么大学。但他们自己，重新走进校园修完大专以及以上学业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很多老高中生亦如是。
唉，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就不再啊。
不过，我怎么觉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好像并不惋惜，也都忘记了当年取消高考曾经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狂欢。
如今，社会上把当年的老红卫兵称之为“老了的坏人”。又有谁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其实压根儿不希望恢复高考，甚至不希望停止文革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