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复杂得很，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会显出不同的人性。
人的阶级性只不过是“人性”里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多年的阶级教育，很多人把它当成人性的唯一了，或者是更简单地把人救分成“好人坏人“， 我们都曾如此过， 不过那是小学三年级。
人性的复杂远远超过”好坏“，”剥削与被剥削“， 在农村来说以前的阶级教育教导了我们农村的”人“就只能分为”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长工佃户“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阶级， 淡然男女还是分的。
这部白鹿原， 若是倒回去多少年，几顶大帽子跑”毬“不掉， 宣扬人性， 抹黑贫下中农，混淆阶级界限，鼓吹阶级调和，为地主脸上涂脂抹粉，污蔑共产党，攻击人民军队等等， 陈忠和的刑期估计是青海啥地方二十年打底了。
要说如今的当今习老大，政治上到底比毛老大宽松多了， 小说近二十年得以出版，现在又被拍成电视剧公演， 足以证明情况是好起来了， 陈也是个老滑头， 这点苗头是轧得出来的。
从来， 农村的”人“就简单地叫做”农人“， 即务农的人，也许有自家的地也许没有只能去租， 或干脆住别人家干活则是长工（好像有地方叫长年），甚至有一把力气又一首各式农活手艺就到处打短工挣看得见的现钱，有地的人，家中人口多自己可以种地多人少或懒得做就租给别人或请人（找人，雇人是一个意思）做，还有点是地不算多家中人口也不算少还不懒， 只是城里有生意或自己还有别的营生没时间自家耕种也就租出去或雇人种了，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用阶级关系来解说， 相互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是阶级矛盾，但，是不是这种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一定要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才能解决呢？
未必一定， 虽然可能。
不过， 以往中国农村大多是以宗族姓氏为基础而群居的，中小村庄一个庄往往就是一个姓的一家人，
甚至连五服都没出，侄孙子租了叔爷爷的地，堂叔跑堂侄家打长工，不是奇怪的事，难道非得上升到敌对的阶级矛盾才算合情合理吗？要知道叔爷爷气起来打了侄孙几下， 在宗族礼法上，孙子， 你就得忍着；堂叔长工干活不给力， 侄儿大概就不能大呼小叫，明年找个碴客客气气请叔叔回家不完了？
甚至连五服都没出，侄孙子租了叔爷爷的地，堂叔跑堂侄家打长工，不是奇怪的事，难道非得上升到敌对的阶级矛盾才算合情合理吗？要知道叔爷爷气起来打了侄孙几下， 在宗族礼法上，孙子， 你就得忍着；堂叔长工干活不给力， 侄儿大概就不能大呼小叫，明年找个碴客客气气请叔叔回家不完了？
千年来中国的农村， 就是以这种方式平稳地度过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贫富“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 随时随着情况的变化，”十年兴衰许多人“。
有地人家， 若是命不好连年多人得病， 特别是主要劳动力丧失劳动力，对这家人的打击就大了， 家中唯一能卖到价钱多的也只是地了， 要是不巧其佃户正好一家劳动力充足五兄弟身强力壮，又能外出打短工挣了些cash， 一家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凑了些钱，咋就不可能借此机会从原东家手上买些地来呢？时间长了， 风水轮流转， 谁知下一辈指不定谁到谁家做长工呢？但是，家族的伦理关系没变，所以双方在处理这些关系时，business is business, 相互的亲属关系就得处理得十分恰当， 理论与实践的依据呢？祠堂宗亲族长的作用就在于此了。
这种农村的经济方式， 虽能延续千年，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很明显地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了，所以外出读书的人很多都不再继续走其父辈祖辈的道路，或从事成立的其他职业，或自行做些生意，我们老家的地主，多少有点新思想的也多少做点其他生意，纯粹在家靠土地过日子的有一种称谓”土老肥“，这类人对佃户长工啥的， 一般就会比较刻薄，因为老话说的”不刻薄发不了家“， 不过发也发不大，
也是老话说的”大富靠命小富靠俭“。
也是老话说的”大富靠命小富靠俭“。
那么为什么就那些在外当官做生意的， 有点钱也会回家买一些地呢？到底是个根，好歹也能保个底，万不得已回家还有口饭吃，再天灾再人祸，土地在那儿跑不掉，当然碰上共产党的土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