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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毛泽东的分兵主张，陈、粟、谭所拟只能算是“近距离分兵”
中央军委电报显示，毛泽东认可了分兵提议，并且主张大分兵。
兵力规模上：陈、粟、谭28日电报讲一个纵队加四个师（相当于两个纵队）分兵两路出击，实际部署分兵出击的是四个纵队，但毛泽东主张要有五个纵队分兵两路出击。
出击距离上：鲁西方向，陈、粟、谭主张（从东到西）是莱芜、泰安、大汶口之线，毛泽东主张要“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西进的距离明显大于陈、粟、谭所拟距离；鲁南方向，陈、粟、谭原拟是控制临蒙线，并西进歼冯治安部之一个团，毛泽东却认为“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指示：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查看山东地图就会发现，作战距离向南延伸许多；“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作战企图也很大。相比陈、粟、谭所拟的分兵和实际分兵部署，毛泽东的分兵主张是“远距离分兵”，陈、粟、谭所拟的只能算是“近距离分兵”。
当时，由于敌情严重，陈、粟、谭已经部署分兵，就未再根据当面情况研究并制订一个新的方案上报中央军委，而是于30日就按照中央军委的意见执行并上报：（一）由叶飞、陶勇率第一和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上述作战部署于7月1日开始执行。这就是华东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
当6月30日华东野战军三路分兵之时，刘邓大军依据中央军委总的战略计划，强渡黄河，对鲁西南展开猛烈进攻，连续歼敌获胜。
7月2日，毛泽东复电华野陈、粟、谭等领导人：“布置甚好。……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
陈、粟、谭接电后，指示各部迅猛出击。很快，叶、陶两个纵队攻占费县、峄县、枣庄，陈、唐三个纵队攻占津浦路大汶口至万德段，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兖州和徐州。蒋介石集团急忙调整部署，抽调已进入鲁中山区的邱清泉第五军等七个整编师（军）分路西援，留下胡琏的整编第十一师等四个整编师在鲁中山区固守要点。鲁中山区的大量敌军调走了，仅留下整编第十一、第六十四、第二十五、第九师等四个整编师。国民党军企图以“重点进攻”战略在鲁中山区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遂告破产，一个极为有利的形势在华野面前展现出来。
可以这样说，分兵初期战果是理想的。但是,对于战局的这一变化，华野领导人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认为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留在鲁中山区之敌军势必相继西撤。因此，在作战部署上也着重于截断敌人退路。后来发现国民党军并未撤退，再调整部署，转移兵力攻击敌人，又为大雨阻隔于沂河、弥河两岸。而国民党军则利用控制桥梁和渡口的有利条件，集结兵力于南麻、临朐两地……由于对当面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分兵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也估计不足，为了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急于打像过去那样的大胜仗，因而发生轻敌急躁情绪，导致作战指导上的失误。其结果，正如后来陈毅所说：“因雨季没有打好仗。打敌十一师（7月17日至21日在南麻），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7月24日至30日）在临朐五天五夜只消灭两个营，打费县消灭一个旅，打泰安敌人逃跑了。7月打八仗只有三仗打好。”在这没有打好的五仗里，让华野参战官兵引为奇耻大辱的，就是由陈、粟、谭指挥的南麻、临朐战役。
连续作战失利，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 连续作战失利，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
7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前指决定：指令陈、唐三个纵队迅速西进，围攻济宁、汶上，密切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指令叶、陶两个纵队迅速攻克滕县、邹县，然后转兵北上，寻歼西援之敌；陈、粟、谭直接指挥的四个纵队，则乘敌未全部后撤时，首先歼灭位于南麻的敌整编第十一师五个团，切断敌整编第九师等退路，然后与叶、陶两个纵队协力歼灭敌整编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师。7月17日黄昏，南麻战役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战役一打响，陈、粟、谭就发现敌情与原来的了解不符。敌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接受张灵甫全军覆没的教训，行动十分诡谲小心。6月29日占据南麻地区以后，迅速在南麻周围大小山头和村庄构筑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多个，形成火力互相支援的地堡群，各个据点间用交通壕联结，外围设有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阵地前500米内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一个不留地赶走。可是,?摇陈、粟、谭得到的情报却是南麻敌军构筑工事未成。战斗过程中，参战部队每攻克一个堡垒，都要付出伤亡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代价。加上时值雨季，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失效，天候宜守而不利于攻，更增加了作战困难。7月21日晚，陈、粟、谭决定撤出战斗。据《粟裕传》记载：“南麻一仗，歼灭蒋军整编十一师少将旅长覃道善以下官兵9000多人，华东野战军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打了一个消耗仗。”而据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所写，华野付出了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南麻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代价十分惨重的一次战役。战斗结束后，第九纵队伤亡4000多人，第六纵队伤亡2000多人，负责正面攻击的第二纵队伤亡4000多人。”南麻战役进行了整整五个昼夜，仅歼灭敌整编第十一师一个团。
7月22日，南麻战役参战部队四个纵队刚刚转移到临朐县城西南地区，就得到情报：从胶济线昌潍地区南下的李弥第八军奉令抢占临朐城，企图切断南北交通，威胁华东野战军后方安全。由于敌第八军主力尚在进军途中，粟裕与陈毅、谭震林会商后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歼灭该敌于临朐城及其东北地区。不料国民党军进展很快。23日中午，李弥率领的五个主力团进入临朐城内，当天就控制了临朐城周围各个制高点，并且每班迅速构筑起至少一个地堡工事。得知这一情况，陈、粟、谭发出作战命令，于2月24日黄昏发起战斗，决定用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临朐之敌。
命令刚刚发出，天气突然由晴天转为暴雨，顿时山洪暴发，河水泛滥，临朐城外一片汪洋，平地水深过膝，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失效。国民党军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伺机反扑。天时地利都对华野不利。经过两天两夜恶战，华野参战部队多次攻城未能奏效。已攻入城内的七个连，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因为后续部队未能突入，众寡悬殊，伤亡过半。这时，南线北援国民党军已经前进到临朐以南的三岔店地区，并且突破了华野阻援阵地。再打下去，对华野不利。陈、粟、谭决定，主动撤出战斗，转移到诸城、莒县山区休整。7月28日，陈、粟、谭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向胶济路北和诸城地区转移。临朐成为又一个南麻。为此，有人批评粟裕：“一向作战周密谨慎的粟裕，在部队刚刚遭遇重大伤亡的情况下，决定再次发起攻坚战斗，这不仅具有相当大的冒险性，还显示出一种难以克制的急躁。”“南麻、临朐战役，杀伤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第八军各一部，歼敌1.8万余人。但华野部队也伤亡2.1万余人。”
与此同时，华野进入鲁西、鲁南的五个纵队打得也很艰苦。“部队在齐腰或齐膝的大水和泥泞中连续行军作战，80%的指战员烂脚，非战斗减员严重。第一、第四两个纵队各伤亡约5000人，非战斗减员各约5000人。第一纵队三个师，除第二师尚余两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均只有一个团。第三纵队第七、第九两师都缩编为两个团。第十纵队伤亡近2000人。”“在持续近两个月的战斗中，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是华东野战军组建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七月分兵’以来，山东战场各部队连续作战失利，导致国民党军占领了胶济线，作为共产党军队重要的物资基地和数万名伤员安置地的胶东地区，也面临被占领的危险。”
粟裕检讨：“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
陈、粟、谭直接指挥的四个纵队从南麻、临朐撤出后，各纵也向胶济路北及诸城一带转移。此后，鲁中解放区大部被国民党军侵占，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军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对鲁中区各地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疯狂“围剿”，同时大肆搜捕、屠杀中共地方党政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大肆抢劫财物，造成了一时的白色恐怖。“部队实力大减，思想比较混乱，有些人对全国大反攻的形势发生怀疑，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由于几仗没有打好，因此“七月分兵”成为华野战史上颇具争议的军事行动之一。有些人对“七月分兵”的决策发生怀疑，说：“七月分兵是否太仓促了？如果在内线再坚持两个月，避开七八月的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出击，是不是要好一些？”
7月几仗没有打好，负责战役指挥的粟裕心情沉重。他分析几仗得失，认为“七月分兵”以后的作战行动，调动与扯散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维持对山东“重点进攻”的部署，配合了刘邓大军在鲁西南的战略行动，这是战略上的胜利；但是，有几仗没有达到预定作战目的，打成了消耗仗，付出的代价较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8月初，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益都地区，陈、粟、谭一起商议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共中央写报告。陈毅和谭震林提议，由粟裕起草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的电报稿。粟裕很快就完成了起草工作，从战略指导和战术指导两方面分析了两仗未能打好的原因，以及由此得出的教训。8月4日，粟裕把电报稿交给陈、谭审阅。陈、谭都不同意电报稿上的意见，认为在战略指导上没有问题，而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
粟裕逝世以后，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份电报的手稿。现节录部分如下：
陈谭粟报中央并华东局：未支(8月4日)
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经初步检讨，其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甲)在战略指导上
(一)对整个反攻前途固可乐观，但对当前战局亦过分乐观，而对蒋顽继续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
(二)七月分兵，失去重点。此间四个纵队，虽较榘唐、叶陶两兵团为多，但占整个华野不及九分之四(战力不如西兵团平均，二、七纵不充实)。西兵团虽有五个纵队，分为两路，亦非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于是南麻、临朐、滕县诸役，均因此而被迫退出战斗。
(三)东北及刘邓各军开始反攻，屡获伟大胜利，而华野各部自五月中旬迄今已近两月无战绩可言。因此，发生轻动，而急于求战，致有错失。
(四)过去九个纵队集中使用时，每战只要求歼敌一个整师，与歼其援队之一部或大部。但此次分兵之后，由于过分乐观与轻敌所致，仍作歼敌一个师(南麻)与对付其援队之打算，故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致不能取胜。
(五)对敌人土工作业之迅速及其守备能力认识不深刻。……顽八军进入临朐，仅四小时，每班即已完成一个地堡。在我军围攻之下，敌更日夜加修，其工作速度实为我军不能计及。于是仍采速决战法，致未能奏效。……
因为意见不一，粟裕起草的初步总结电报未能发出，只好另行起草了一封短电发给中央军委。作为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粟裕认为自己应对作战失利负责。电报内容如下：
中央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于）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粟
八月四日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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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表态：“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毛泽东表态：“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在粟裕发出引咎自责、请求处分的电报同一天，谭震林写了一封长信给粟裕，真诚地说：“在这一年多的自卫战争以来，使我觉得必须给你一些帮助才对。”他从苏中战役讲起，认为粟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二步”。关于几仗没有打好的原因，谭震林在信中说：“如果拿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乐观这点上去检讨，是不能把问题彻底弄清的，也说服不了下面的同志。故(固)然我们受到了这些挫折，这只能是给蒋介石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而矣(已)，并不能挽救他的死亡。我们很耐性的休整一个月或两个月，把损失补齐，把战术提高一步，将来不仅是一只猛虎，而且是如虎添翼，蒋介石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一个蒋介石了不起的结论，当然轻视他是不应该的。”
谭震林把这封信首先送给陈毅，并请陈毅转交粟裕。陈毅当面看过后，认为“对粟有帮助”，当天就把谭震林的信转交给粟裕，并邀粟裕彻夜长谈。
粟裕反复看过谭震林的信以后，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与谭震林讨论。但由于谭震林已经率领第二、第七纵队转移到胶东地区休整，于是粟裕写了一封复信寄给谭震林。信中说：
“你们都不同意我那电稿上的意见，而认为‘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我承认军事部署上确有错误，战术上确很低劣，这些我应负其全责。但我仍认为‘过分乐观’是南麻、临朐战役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企图歼灭十一师后乘胜歼二十五、六十四等师，而与叶陶各纵会师蒙阴。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这种乐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你比我和陈军长(陈毅)更乐观，而有过分乐观的表现。”
复信最后表示：“总之，自卫战争以来，一切军事部署上、战术指导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我应负其全责。今后当遵照你的来信及时地加以改进，并诚恳地接受你对我的帮助，还希望今后毫不顾虑地对我不时地提出批评和给我以更多的帮助。”
8月6日，中央军委发来对粟裕请求处分电的复电：“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同日稍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复电粟裕：“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近两个月来的战斗，虽未能如五月以前那样取得伟大胜利，却已给敌强大杀伤。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
看到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的电报，陈毅有感而发，于8月6日致电中央军委：“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和饶漱石，认为陈毅8月6日的电报“所见甚是，完全同意”，并指出：“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粟裕认定：“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因“七月分兵”迭遭挫折的粟裕，后来在谈到“七月分兵”时认为：
当时正处在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过程中，我军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转入战略进攻，敌人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是，敌人在兵力数量上仍然占有优势，因而在局部地区（例如山东）仍可保持强有力的进攻。所以，我们的战略进攻有自己的特点，而不能和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反攻形势一样，完全以压倒的优势把敌人一直压下去。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打乱他的战略部署，不断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蒋占区，争取我军的全部优势，最后达到消灭全部敌人、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几仗没有打好就忽视“七月分兵”以后取得的胜利，更不能由此得出悲观失望的结论。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还没有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困难和曲折，而不能过分乐观。南麻、临朐两仗没有打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了，产生了轻敌骄傲情绪，总想来个“空前的空前”胜利，放松了主观的努力，造成了某些错误。
1947年9月3日，在外线出击的紧急进军途中，粟裕在华野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七月份作战检讨和今后反攻形势的报告》，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对“七月分兵”以后的经验教训作了理论的概括，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晚年，回忆起“七月分兵”，粟裕这样写道：
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像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1947年5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1947年9月上旬，山东省郓城县沙土集一战，粟裕“以集中对付分散”，集中三个纵队共八个师即四倍于敌整编五十七师的优势兵力攻歼，以三个纵队加一个师即超过主攻部队的兵力阻击援敌，并以一个纵队作为战役预备队。结果，一战歼敌整编五十七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500余人，其中俘虏7500余人。沙土集一战，改变了陈毅、粟裕部的被动局面，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内线战场和刘邓大军周围抽调回四个整编师。此后，在辽阔的中原地带，一个影响到整个战争进程的新局面产生了。
如今，军史研究者对“七月分兵”的评价趋于客观：“这段时间内，华野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虽然战绩不太理想，但这是大反攻初始山东战场向敌主动进攻的作战，其意义是重大的。同时，这次分兵出击，为后来华野分为东、西线两个兵团作战作了准备，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