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小学到大学，到工作，我接触过的老师不下几十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周老师。她也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入小学第一学期，是在江苏太仓浮南小学，那是老家乡下的一所学校，不怎么正规，我又是插班生，今天跟这个老师上课，明天又改成另一位，所以对他们都没什么印象。
后来我上海借读生的批文下来了，便入学于徐汇区的平江路小学，认识了周老师。我当时觉得她挺高大，现在想来却是身材瘦小得很。孩子对老师的尊重与敬仰似乎是无条件的，或许是上千年遗留下来的”师道“的影响，或许是因为我没有户口，借读身份来之不易，由珍惜上学的机会而进一步珍惜受老师教导的时间，反正我总愿回顾在平江路小学度过的时光。我在上海中山医院出生自然是上海人，无奈出生不久妈妈就调往天津与爸爸汇合，傻不拉叽地把我的户口也一同迁走了，于是在上海我成了“黑户”。不能和小伙伴一起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幼儿园还好，上不了小学可是令人太失望了。于是奶奶不得不去教育局求情，求他们看在她是烈属的份上（我五叔抗美援朝时牺牲了），准许我，她最爱的孙女留在上海上学，陪伴她。记得那是夏天，奶奶天天顶着烈日往徐汇区教育局跑，我有时也跟着去。后来实在是烦了我就和奶奶说不行就到乡下去读书。终于，在浮小上了一学期后我回沪进入平江路小学。
说回周老师，她从我一年级第二学期一直教到四年级，好像语文，算数都是她一人教。我四年级时在学校翻单杠摔了下来，在家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周老师总是来家给我补课。那时候的人骑车的比较少，估计她来来去去都是步行。有时还是晚上。够不易的。然而小学生对老师就好比对妈妈，从不会想到“她容易不容易”，老师就是老师，应该来帮助我，为了让我不掉队她可以花很多时间，管它是工作还是个人时间。可是于此我奶奶就不同了，她对我“功课好”的期望是如此的殷切以至每次周老师来的时候奶奶都是千恩万谢的。以后的日子里，随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周老师给我补课，奶奶在一旁张罗的情形，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深感惭愧，自己在学习方面没有太大出息，可以让家人引以为傲。
转过头来说我摔断胳膊的事。我原是学校体操队的队员，在学了新动作后往往没练好就在同学前逞能。那次也是忖了，课间休息的十分钟，大家都挤在单杠上。我做绕环两周时手脱了杠直接摔了下来，手在地上这么一撑就骨折了。当时人吓傻了也不觉得很疼。由学校的老师用自行车驮着去市儿童医院。到了儿童医院急诊，接骨的正好碰到的是外地进修的医生，直接就给接错位了。后来我奶奶赶到，找了我姑姑的同学也是小儿科医院的院长，这才拆了重新做手术，但二次对接不容易直，必须牵引，让弘骨慢慢自己长齐。为了做牵引我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出事那天也是周老师全程跟着。至于安排手术，缴费，办住院手续是周老师还是学校其他人我不知道。在奶奶来医院之前都是周老师陪着我的。那时的老师真好，尽心尽责地。
四年级下半年，周老师退休了，换了一个陈老师。如果说周老师是母亲般的温和那么陈老师就是真正的老师般的威严了。她很能干也很厉害，我们都畏惧她。她的课上谁都不敢说话哪怕是举手回答问题，学习委员的我常会被点名回答。自从她管我们，班里的纪律，卫生，板报等都是学校里的先进。那是批林批孔刚开始，我们小孩子也跟着瞎起哄。我负责出板报，不会写批判文章，就跑到“上医”院里去抄大字报，结果错字连篇，词不达意，不通顺的多了去了。陈老师就帮我改了又改，最后上黑板报的几乎是她自己的文章。好笑的是我奶奶和姨婆两人本是家庭妇女，不关心时事政治的，但非常反对我批孔老二。我姨婆还专门跑到学校把我拉回家。当时我自然是似懂非懂紧跟大人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既是红小兵又是乖孙女的我在外面有多革命在家里就有多听话。现在看来，奶奶和姨婆对文化的淳朴认知要比许多知识分子靠谱多了，或者说她们比文化人更直爽更勇敢吧。
学校里的老师就该比奶奶们有见识吗？其实这也是我狭隘的理解。在我们那个年纪，对老师的看法近乎神化，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苛刻，他们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生命里。他们总是代表着正确，公平，觉悟，有着绝对的权威。“老师说的…”比任何话都管用。而我们所有的问题也必须在他们那儿得到回答，如果没有，或者和家里的意见相左，对于我们十岁不到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个大灾难。老师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或成为命中贵人或不经意间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直到永远。以后我上了住宿的中学与老师的接触日益增多，到了大学更是经常去老师家玩，聚餐。老师们越来越向我显示出常人的素质，他们绝大多数为人师表，但也有人在日常工作中存着偏心眼。
幸好我不记得受过老师的什么委屈。周老师和陈老师不知现状如何，是否在世，在这里我要真心地说“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