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记当年《红哨兵》的纠察大队长

在北美漂泊,有时心理很累,梦里不知身是客,总把他乡当故乡.。想找个地方说说话,在烦闷的工作之余,诗情画意,陶冶情操。也许人到中年,有了经历和阅历.万事看的很淡了,也许自己活的很精彩,也许自己活的很平庸,但大体上我都无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了,活的自由些没有野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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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中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神州大地,处处摆战场,人人是战士。
    当时我们的上海市建设中学也和全国一样的热火朝天,作为红卫兵战士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献忠心。
    在这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我们年级的邵坚强尤为突出,可以说是哪里有阶级斗争的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
    我深深记得学校每次“刮台风”小邵总是冲在前头,和其他一些红卫兵战士,把有“流氓阿飞”习气的同学押到各个班级批斗示众,他一脸无产阶级正气,首先把这一小撮人的头狠狠地按一下,有时甚至按到了地面,接着便高举《毛主席语录》,激昂有力地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最后又是义正词严地警告这些人:“如不老实接受监督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便会毫不留情地砸烂他们的狗头!”
    我每次见到邵坚强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总会激动,而且自愧不如。由于小邵的“五敢”精神(想敢,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得到了年级师生的一致公认,于是《红哨兵》纠察大队长的要职始终由他担任。可是被他揪斗过的人却万分地嫉恨他了,邵坚强个子不高,头颈可比一般人长,这些人便在背后骂他为“长颈鹿”。
    虽然我和小邵的性格不同,可我俩相处的倒挺融洽。每逢他到红卫兵团政宣组找我帮写纠察队的勒令和通告时,我总是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先替他完成。而邵坚强知道我喜欢画画,有时也会把从学生手里没收上来的所谓有封姿修毒素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三国演义》等)偷偷地塞给我几本。
    我同另一位名叫李明的同学在杭州路第一小学读书的时候斗气闹意见,进了建设中学以后,大家无论在任何一种场合都不说一句话。经过邵坚强几年的努力,在中学毕业前夕,彼此冰释前嫌,终于坐到一起了。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月三日,上海市财经大学附属中学(原斯高工艺中小学、建设中学、孝和中学)在宁武路151号举行校庆纪念活动,我当时刚巧也在上海,于是一大早就兴冲冲的赶到那里和历届校友共同庆贺母校80华诞。
    在庆典会上,我见到了久违的李明等当年《红哨兵》里的战友们,我们惊喊、握手、拥抱……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青葱岁月。我急切的四处张望,希望看见当年赫赫有名的“长颈鹿”的那熟悉的身影,因为以往倘若有这样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必定有这位纠察大队长的出现,必定有这位纠察大队长慷慨激昂嗓音啊。
    我失落沮丧的一直等到了夕阳西下,操场上的欢庆的校友寥寥无几了,这时李明终于说话了:“他的不出现,也许开悟了,是对自己的前尘往事的一种表态吧!”
    我毫不犹豫的回答说:“不可能吧,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历经时间洗礼和磨练,现在是站在人生的高处和远处转身往回眺望,以前所有的荒唐和浮躁都被含藏在平和的目光下和淡泊的心态里了,他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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