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英美法学词典，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学词典，四百六十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四万五千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学词典》的三倍。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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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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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枬，比利时鲁汶大学一九三九年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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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峻，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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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五三年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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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晋，东吴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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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之森，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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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绳祖，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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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开墅，东吴大学一九四十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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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一九四九年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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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伟奕，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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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念祖，东吴大学一九四六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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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诚，东吴大学一九四七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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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承文，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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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彬，东吴大学一九四五年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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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一九一五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着名的法学院之一。从一九三Ｏ年代到一九九Ｏ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六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一九四六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一九四九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二九三页，康雅信着)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三十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枬，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一九二九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一九四九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五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枬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二八二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枬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枬的全部值钱家当。
一九五Ｏ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枬，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枬度过二十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一九八Ｏ年，周枬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十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枬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枬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十二元钱买的。九十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一九四四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一九三Ｏ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一九五七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一九三三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四十九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着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十年，后因宋庆龄说情，六年后才被释放。到了一九八Ο年代，平反。
高文彬，八十一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一九五二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二十八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一九八Ο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一九六九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一九八Ο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一九八Ο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一九九九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三十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二ＯＯ二年十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着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八十一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七十，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一九九三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三十年，从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最后到一九八二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一九八五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一九九Ο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一百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八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五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十四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一九三Ο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一九七九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一九八Ο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八十四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两千多字、长达六页纸的注释。结果，近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枬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八十多岁的夫人——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八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四十八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七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五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十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六百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在近三十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三十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
“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一九四一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十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一九五七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一九五二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一九三五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一九五二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到了一九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一九九十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八十。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一九八四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七十九岁，一九九三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八十岁高龄，离任时已届九十一岁。(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