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市清理低端人口想到100年前的一位“低端”人士

最近看到了几篇关于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报道。什么叫“低端人口”？到目前没有学术的或官方的定义，但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实际形成了这种族群歧视的看法。

在中国好多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被视为“低端人口”的主要是民工，后来是大城市人不做的保母、环卫等外来工，以及小商小贩。近年来大学生大大贬值，由“小白领”变成“低端”的“蚁族”。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北大毕业生悲愤地说，“竭尽全力活着，你却被叫成低端人口”。清华一位学者则说，“一个国家内部这赤裸裸公然歧视一部分国民的说法，二战后全世界都很少见”。

看到清理低端人口的新闻使我想起100年前的一位“低端”人士。

1918年8月，几个湖南年青人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北京后，其中一位决计留在国内，进行半工办读计划。这就面临了给这个年青人找工作糊口的问题。年青人打算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担任打扫教室的工作，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课。当时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课后擦地板扫地，工作很轻松，还可以得些额外的好处，即和教授、学生经常接触。

许多年后这个年青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 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 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 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 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 说南方土话。”

从以上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个年青人当时做的不是什么‘高端’的工作，也不算‘高端’人才。如果100年前实行现在的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实行现在的户口政策，这个年轻人就进不了北京，更不可能在北京大学找到工作（就接触不到共产主义），也去不了上海！中国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