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文革时期，有一年暑假我住在三姐那里。一天中午三姐回来对我说，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拜访践耳。我一脸茫然：践耳？哦，就是那个创作“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朱践耳。姐姐?充到。哦，朱践耳啊！我又兴奋又犹豫。三姐不等我答复，让我换好衣服拖着我就走。
上海的夏天骄阳似火，姐姐带着我七拐八拐地来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条马路，只见一排排整齐的梧桐树将整个街道密密地笼罩着，顿时觉得格外凉爽和舒适。太阳透过树叶若隐若现，那一束束光照在马路上，随着树叶的抖动在不断变化着光影。街上人车极少，除了蝉声和梧桐的叶声，好幽静啊！
突然我们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了下来，姐姐推开铁门，面前呈现的是一片树木葱茏。一座欧式建筑的暗红色洋房镶嵌在一片绿荫丛中。姐姐轻轻地按了门铃，一会儿，一位四五十岁个头不高，有一张棕色肤色戴着眼镜的男子来为我们开门，他就是践耳老师。虽然模样憨厚，但举子儒雅。践耳老师热情地向我俩问好，然后一边亲切地和姐姐寒暄。一边将我俩引进屋内，在简单却充满着浓浓的书倦气息的客厅里坐了下来。
一会儿他的太太和女儿也出来和我们相互问好，留下茶水后便退出了客厅。
朱先生的太太、女儿和他长得十分相像，连气质也是一样，朴实而优雅。
姐姐不断地在向践耳老师讨教什么，而我的眼晴却渐渐感到疲倦了?不知什么时候后被姐姐摇醒，然后她拉着我的手着离开了那座欧式小楼……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朱老，只可惜当时年幼，不太理解他们的学术话题。虽然只是几十分钟的见面，而且时隔半个多世纪，可是践耳老师的歉和亲切的模样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几十年后每次回上海探望母亲，她总是要和我们一起唱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这首歌曾感动几代中国人，而我母亲，一位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人，在九十八岁高龄的迟暮之年仍念念不忘用这首歌激励自己。
谢谢朱老，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曲美丽的乐章。谢谢朱老，用音乐为我们在那物资匮乏的清贫年代送上了最丰盛的精神食粮。
有些人活着如同死去，有些人死了却好像依然活着。践耳老师，这位人民的音乐家将永远活在百姓的心中，而他在中国近代音乐史坛上所作的贡献也将永远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