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李秉德教授的一篇文章，
李秉德先生（1912。7—2005。5）是前辈师长，1949年春，李先生从法国回到祖国，服从分配，1950年来到甘肃省兰州市，任西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我父亲也是在1950年来到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的，我和李先生的一个女儿是师院附中的同级同学。
读了李先生刚到兰州时的一些观感，很有共鸣，虽然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少年，一个初中学生。兰州地处偏远、荒凉、干旱、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整个城市东西长而南北窄，黄河自西而东流过城市，四周的山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山坡，山上不但没有树木，连野草都不长。50年代初，兰州非常闭塞、落后，生活条件很艰苦。刚到十里店那几年，我们住的是黄土房子，没有砖瓦，黄土打的墙、泥土铺的屋顶，纸糊的窗户。当时兰州很多地方没有自来水，喝的是从黄河里打上来的浑水，用马车送到各家里，只能用明矾澄清以后饮用。很多地方还没有电，点煤油灯。交通也非常不便，路是土路，极细的黄土面能盖住脚。很少公交，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黄河上只有一座铁桥，要在别的地方过河，只能坐羊皮筏子，。。。。。
提起师院，虽然李先生文中并没提到，我也不由得想起，那些年师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五、六十年代，学校里各种政治运动很多，以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特别极左，师院也深受其害，成为重灾区。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西北师范学院有一大批师生员工被打成右派分子，李秉德教授、我的父亲、上一篇转贴文的作者水天长老师和很多教师，还有一些职工、三百多名学生都不幸中招。据2002年版《西北师大校史》记载，当年学院里被划右派的人数共有 395 人。那时学校师生员工不过千把人，我估计，少说也在 25% 以上 ，是所谓控制比例 5% 的好几倍了。
对右派分子的惩罚，依所谓‘情节轻重’和年龄等因素而不同。所谓较轻者，保留公职，但原担任的职务被撤销、降级、降薪，留在学校改造，李先生和我年过半百的父亲都属这一类。还有所谓严重些的，更严重的，。。。。。即使是留在学校改造的右派教师，也不能上课、做研究了，只能打杂，还经常被派去从事各种繁杂体力劳动，如修路、修厕所等。很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不能发挥所长，为教学和科研做贡献，专业也难免荒疏。所有右派分子和家属、孩子受到的各种非常不公正对待，更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和许多方面的切身利益，伤害了他们的身心。还有更加惨痛的情况，西北师院有好几位教师惨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他们是章仲子（教育系教授）、王烈骏（政治系教师）、朱金庆（中文系教师）。。。。
在附中上学的那几年，也有不少愉快的经历，对好几位老师印象深刻，以后也应该写写。
我是1949年春与欧洲几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一起从巴黎起程回祖国大陆的新中国首批留学生，买的是从马赛到香港的法国轮船André Lebon号。后来才知道这条船就是当年邓小平同志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乘坐的船，知道后真是觉得不胜荣幸!
在船快到香港的前几天，同船的关肇直说：“凡愿到大陆解放区的可到我这里登记。我和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熟识，他可以在香港为大家代办有关事情。”我就告诉他：“我愿去刚刚解放的北京。”过了两天，他给我一张船票，目的地写的是：“朝鲜仁川”。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用操心，我们这一批十来个人都是到天津就下船的。”果然，船到天津就有人来热情接待我们，安排我们吃住，并为我们买好到北京去的车票。接待我们的人好像和我们都非常熟悉一样，后来才知道曹、关和接待我们的人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都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我们自己却不知道。
到北京后，有关方面的人员接待我们也非常热情，并把我们几个学文教语言艺术的留学生安排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1950年初，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又把我们这批政治研究所的人员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不管是在华大还是在革大，主要都是学习马列主义，并强调理论结合实际，言行一致，服从祖国需要。当时学员中流行着这样的口号：“祖国的需要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凡是有空气有水的地方都可以去”。
1950年6月的一个下午，学习小组长对我说：“组织上可能要提前给你分配工作，你思想上要有所准备。”星期一早上小组长又对我说：“现在就要给你分配工作，马上收拾行李上车。”我问：“去哪里?”他说到校办公室就知道了。我到校办公室门前时，已有十来个欧美回国留学生在等待着。一个工作人员出来说：“马上上车到中央教育部去!”到了中央教育部已是十二点半了，有一个值班人员在等待我们，他先招呼我们吃饭，并在饭桌上说：“你们中×××，……是分配到东北大区去的，火车票已买好，吃罢饭就去火车站准备上车。”“李秉德、朱勃、刘文清三人是分配到西北大区教育部的。买的是明日去西安的火车票，今晚在招待所住上一晚，明日一早上车。”
我们三人乘火车到西安后，就去西北教育部报到。接待我们的人事处长说：“李秉德和朱勃都是学教育的，西安与兰州各需一个。经请示江隆基部长，决定朱勃留在西安，明早李秉德和刘文清都乘公共汽车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
在路上，所乘的汽车时停时修，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兰州。我们到西北师院十里店宿舍住下时天色已黑。我问：“西北师院在哪儿?”回答是：“顺马路往西走，过了狼沟(即十里店桥下面的那条沟，桥是后来修建的)就是。”次日清晨，我便顺路西走，过狼沟后看见的还是像十里店宿舍的土墁房子，再走远就是农田了。我就又问一个农民：“西北师院在哪儿?”他说：“你已经走过来了。”我这才知道这些土房子就是国内颇有名气的西北师院。不过大门是朝东开的，未见校名挂牌而已。这对不久前从巴黎来的我来说自不免有落差太大之感。不过我在此呆下去的决心并未有丝毫改变。
失血、补血与造血
抗战胜利后，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准许恢复“北平师范学院”。同时在兰州的西北师院还要继续办理下去。于是原来的一个学校就由此一分为二了。这时原北师大人马几乎全体回到北平。这是当时留在兰州的胡国钰对我说的。由于他在七七事变前不是北师大的教授，所以就留了下来。
1949年全国解放后，原来留在西北师院的外地教师又纷纷要回到内地。我于1950年6月来到学校后，住在十里店马路旁的宿舍。首先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十里店马路两旁摆着几个地摊，出售破旧家具，售主就是准备回内地的教师。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本校的两次失血现象。
不过第二次师资流失的现象恰好遇到机会得到及时的补救。这是因为这时正好遇到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的学员们学习期满，要分配工作。于是，中央教育部就从中挑选了一批教授和回国的留学人员来到我校，其中包括吕斯百、尤炳圻、萨师炯、洪毅然、吕方、郑文、郭晋稀、王明昭等，其后不久又通过其他渠道先后引进来了陈震东、刘钟瑜、朱肇轩、金宝祥、金少英、王俊杰、郑望年、彭铎、荣书之、魏文泽、焦北辰、唐学咏、韩天眷、方匀以及由上海支援来的杨树声、韩林申、高天康、杲景业等。至于黄胄则是在兰州就地聘请的部队干部兼课教师。这些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在当时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学者。到校后都成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许多人还担任了系主任。因此前面所说的西北师院师资的第二次失血现象，及时地得到了大量的增补，这就为此后我校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从此以后，我校的师资队伍就不是什么失血与补血，而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造血了。
至于后来又请来的许多很有名望的教授，如陈涌、赵萌(应该是“荫”——nov2016注)棠、张阶平、汪嶽云、黄席群等那都是属于正常的人事调动，不属于我上述的失血、补血与造血的问题范围之内。
转贴者注：这张照片是1940年西北师院部分文科师生合影。前排左二起依次为易
所谓“富农现象”
由于我到西北师院一个多月后就被任命为副教务长，参与校行政工作，于是就不断有机会参加上级领导部门召集的一些会议，与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在一起讨论有关问题，从而觉察出我校的轻重分量。就西北大行政区来说，我校在师范教育方面的地位自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首先是西北五省中唯一的一所师范学院。和当时在西北大学内筹设后来单独建制的西安师院，以及继起的陕西师院，和新疆、青海、宁夏各省区的师范院校相比起来，我校自然可以“大哥"自居。但是在全国来说情况如何呢？
50年代初，有一次我随院长徐劲同志去北京参加中央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徐老和我在参加之前就曾想到过：借此机会向中央诉诉苦，希望能给我校在师资及财力上一些优惠，借此增强我校的办学实力。没料到在会议期间与各兄弟院校比较时，各兄弟院校都说：你校虽不能说是像北师大和上海师大那样的“大地主”，却已经是相当富足的“富农”了。需要中央特别予以照顾的师范院校，全国各省多的很呢!就这样我们就被戴上“富农”帽子回来。我们原来抱持的希望虽然落了空，却又带回了某种自豪意味的感觉。我想我校之所以被戴上“富农”帽子的原因，是与前述的得到的大量补血的机会有关，因为那样的机会在解放后不久便再也没有了。
袁敦礼教授的“凤还巢”
我到校不久，在教务处的教师名单中发现“袁敦礼”三字赫然在目。我和袁先生虽然之前未曾谋面，但他在中国体育界的盛名却是人所共知的。我分明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是带领北师大的一班人马回北平复校去了。为什么现在会在兰州呢?带着这个疑问，在一次和袁先生的闲谈时向他了解。他对我说了下面这段情况：
在北京快要解放的前夕，蒋介石曾派专机去北京接一批人去南京。在这一批人的名单中有三位大学校长。就是北大的胡适，清华的梅贻琦和北师大的袁敦礼。当他们在一起商量时，胡的态度最积极，说走就走；梅次之，也愿跟着走；袁虽有些犹豫，但最终也还是决定到南京再说。当他们到南京后没多久，南京又面临着要解放的形势。这时“三个人就分道扬镳了”。袁先生就决心不再远走了。当时杭州体专负责人杨杏天约他去，因此他就决定到杭州暂避。等到兰州解放时，西北师院体育系主任郭俊卿发现袁先生还在杭州体专，就告诉校领导。于是就决定把袁先生连同杨杏天一起请了回来。就这样，这只飞去的凤凰就又飞回来了。
其实，后来他还又演了一次“凤还巢”呢!这次变动的始末我是比较清楚的。1952年后全国院校大调整时，决定把我校体育、外语两系及兰大外语系调整到陕西，分别成立西安体育学院与外语学院。在抽调体育人员时，我们特别把袁先生留了下来担任公共体育教研组主任，没去西安。可是不久，甘肃也要成立体育学院和艺术学院，又把我校中文、艺术及公共体育的人员抽出去了，并分别任命袁敦礼与常书鸿为两个学院的院长。没多久，省上又采取高校压缩政策，撤消这两个学院，于是把原先抽出去的人员又都送了回来。这时的袁先生就改任为“甘肃师范大学”的副校长了。因此，他在省内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可算是又演了一次“凤还巢”。
原文链接：
https://www.nwnu.edu.cn/Article.do?id=4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