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摩托日记》十九.这一次，灾难降临

这一次我终于看清楚了船长的嘴脸，在他酩酊大醉的时候，他和其他的船员以及那个留着大胡子的船主一样可鄙。这帮家伙喝醉之后一边狂笑着一边编排我俩在船上的丑态。“嘿，注意听！这俩家伙可是动物凶猛，等一下我们出海了，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想船长很可能把我俩最初的倒霉事说给了其他人了。

当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开船的前一小时里，我们舒舒服服的坐在船舱里，周围都是香水瓜，我俩一顿狂吃海塞。我们谈论着船上的水手，评论着谁是最好的。多亏了和他们串通一气才让我俩能够藏身在这里。这时候我们听到一声怒号，接下来一张满是胡须的脸孔出现在面前。海面上漂着一列整齐削剥的瓜皮。后来一位水手告诉我俩：“兄弟，我试图为你俩遮掩过去，谁知道他看到了瓜皮，于是就查个水落石出。而且”说到这，他也觉得尴尬“谁让你俩吃那么多的瓜？”

一位同船的旅客对我俩道出了人生的真谛：少他妈的废话，赶快给我下船滚回你们的狗屁国家去吧！于是我俩就坡下驴，赶紧收拾行李下了船，准备去“楚丘卡马塔”(Chuqiucamata)，那里有一座著名的铜矿。

其间还有一些耽搁，因为访问矿场还需要当局发放的通行证。于是又在船上留了一天，并得到了水手们的“热情”送行。

我俩躺在干硬的通向矿场的便道上，躲在昏暗的路灯的阴影下，开始无休止的争吵，相互指责，直到天边出现了一辆小卡车的轮廓，我们才停止争吵。小卡车载了我们一段路，直到“巴科达诺”(Baquedano)。

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对夫妻。他们是智利工人，共产党员。(在智利共产党是非法的党派，很多党员在所谓的“民主法案”的控制下遭受迫害）在一只蜡烛的微弱光线下，我们喝着梅特茶，吃着面包和乳酪。我看着那个男人像是处于悲情中瑟瑟发抖。这个男人简单平实的陈述了他们的处境：他坐了三个月的牢，他的妻子一直衷心的陪伴着他。他们的孩子留给了好心的邻居照看。他们苦于找一份工作却毫无进展。他的一些同事却在不断的神秘失踪，或是，被沉入了海底。

这对在寒冷的荒漠的夜晚，紧紧的相拥在一起瑟瑟发抖的夫妻，就是普天下的所有无产阶级穷苦人民的活生生的例子。他们甚至没有一条可怜的毯子来遮挡寒风，于是我们把自己的毯子分给了他们一条。我俩用剩下的一条毯子紧裹住自己。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感寒冷的一刻了，这也让我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点对陌生人的兄弟情谊。

第二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拦住一辆卡车带我们到了楚丘卡马塔。我们也就和那对夫妻分手了。他们去了山区里的硫矿厂工作。在这样恶劣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下，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工作，因此也就不会有人去查看他们的工作许可或是盘问他们的政治立场。这里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需要你情愿的为了这一点点的仅够维持生计的报酬来牺牲掉自己的健康。

卡车渐渐开远，那对夫妇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不过我脑子里依然清晰地印记着那个男人坚定决绝的面容以及他坦诚的邀请：“来，同志，我们一起吃吧。我，也是，一个流浪汉。”很明显他把我们当成两个无聊的背包客和寄生虫。

对于智利共产党员的处境我感觉深深的遗憾，且不论“集体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是人类正常生活的危害”这种论调是否正确。其实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追求与对一些美好的渴望是一样的感觉。是长期的压迫和饥饿让人们对这种主义产生了爱。也许他们对这种主义根本没有理论上的认识，不过当这种主义被诠释成“为了穷人的面包”，那一切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而且也更加的充满希望。

到了矿山之后，那些老板和金发的，刻板的，傲慢的经理操着蹩脚的西班牙语对我们说：“这里不是旅游景点，我会给你们找一个向导，他会带着你们在这里转上半个小时看看矿井的安装，然后就拜托你们离开这里，别再烦我们了。”这也难怪他们，因为一场罢工就要开始了。那个指派给我们的向导，美国老板的忠实的狗，却私下里嘀咕：“这帮白人鬼佬简直蠢透了，他们宁愿罢工每天损失几千比索，也不同意给工人涨几分钱的薪水。等到有一天我们伟大的涅斯将军重掌政权的时候，这一切就都会结束了。”（这里的涅斯将军就是卡洛斯·涅斯·德·坎普，1952-1958智利总统，民粹主义者，承诺执政后让共产党合法化）还有一个工头儿诗人对我们说：“我们这里有很高效的技术可以让每一寸的铜矿都被开采出来。很多人像你一样会问我一些有关技术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会问到开采矿石会要了多少人的命。我回答不上来，医生，但是谢谢你的问题。”

冷酷的机械的重复以及无助的愤怒在这个大型的矿车上手把手的传递着。为着维持生计不得已而为之的工作。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看一些矿工拿着他们开掘出了的矿产离开这里，重新让幸福快乐充满他们的身体。他们会说：那里就是这样的，红色的炉火照亮了世界的源头。但是现在，他们只能是：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