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等原因，来华求学的外国留学生大多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东方阵营国家领导人的后代。据有关文献披露，1949—1966年期间，中国先后接受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王国首相贵宁、老挝王国苏发努冯亲王等外国领导人的子女来华留学……
通过查阅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一批档案，笔者找到了十几份记录下老挝苏发努冯亲王子女——阿努冯王子和妹妹若乔马妮当年在华学习、生活情况的珍贵文献。这些曾经标注着“绝密”字样的档案，至少为我们解密了五十多年前，两位老挝王室子女在华留学的真实故事。
1960年，苏发努冯王妃（中排右一）及子女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中排右三）的合影，中排左三为若乔马妮公主，但阿努冯王子是哪一位，尚无法确定
大使馆发来急电
1961年8月14日，外交部接到我驻越南大使馆的“加急”电报，称老挝爱国战线向我方正式提出，将派苏发努冯的两个孩子前往中国留学。8月30日，驻越使馆再次发电报，报告苏发努冯一子一女的情况和学习要求：
阿努冯·苏发努冯
男，又名阮文明，劳动青年团员，1940年生，高中毕业，精通越文、泰文，略懂中文，希望入我工科大学电力系水电专业学习。
若乔马妮•苏发努冯
女，又名阮娇娥，1944年生，在越南二级普通学校8年级学习（相当于我国高中一年级），懂老文和越文，略懂俄文，不懂中文，希望继续入中学学习，并另学些音乐。
苏发努冯是中国人民敬重的国际友人，出身老挝皇族的他，素有“红色亲王”之誉。老挝人口只有六百万，但地处要冲，与中越泰缅柬等五国接壤，被渐入越战泥淖的美国视作必须拔掉的“东南亚瓶塞”，而苏发努冯亲王放弃优渥的生活，领导民众投入抗美救国斗争，也因此被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称为“伟大的爱国者”。
苏发努冯亲王
对于老挝方面的留学请求，外交部非常重视，姬鹏飞、廖承志等国家对外文委、外交部领导先后作批示，并具体要求：
一、安排他们到外国留学生预备班学习中文，待中文学好后，再根据其专业要求安排到有关学校学习；
二、生活待遇方面全部费用由我方负责；
三、了解他们生活和学习的情况，解决他们生活和学习上的要求，以及假日和节日时的某些特殊照顾。
几天后，外交部给我驻越使馆电：“同意苏发努冯的两个孩子来京学习，请向寮方表示欢迎。”为表示我方的诚意，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在途经越南时，还专程与老挝有关人士碰面，就两兄妹赴中国留学日期进行最终确定。
9月25日，搭载着苏发努冯两位子女的国际列车抵达中国首都北京，在新华社记者兼老挝语翻译孙士宗的一路陪同下，阿努冯王子和妹妹若乔马妮公主，正式开始了在华的留学生活。
《新华日报》刊登的有关苏发努冯亲王访华的报道
王子公主隐姓埋名
阿努冯兄妹抵京后，被安排入住北京和平饭店，为了保护其人身安全，在征得兄妹同意后，只公开他们的国别，不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对外一律以阮文明、阮娇娥相称。
起初，北京干燥、寒冷的天气，令从小在东南亚湿润气候区长大的兄妹有些不适应，妹妹还患上了感冒，但在中方工作组的悉心照顾下，他们很快就渡过了水土不服这一关。见兄妹俩行李单薄，外交部、对外文委拨出款项，由专人陪同前往北京王府井百货添置冬衣，购买了包括西服、厚呢大衣、毛衣毛裤、绒衣、棉毛衫裤、棉鞋、棉帽等在内的御寒物品，人均花费五百多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大学生技术员一年的收入。
开学后，兄妹俩正式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日常食宿由学校提供，每人每月再补贴生活费一百元。经国务院同意，确定成立由外交部、教育部、对外文委、外国语学院组成的工作组，对兄妹俩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各尽其责。
1961年，阿努冯、若乔马妮兄妹来华后入读北京外国语学院。图为上世纪50年代末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阿努冯王子和若乔马妮公主也不负所望，学校向外交部汇报他们的学习情况时，特别提到：
他们学习非常努力，态度认真，接受能力较强，成绩较好：阮文明都是5分，阮娇娥多是5分很少是4分。
一个学期结束，兄妹俩留在北京度寒假。当时正逢中国传统新春佳节，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邀他们去做客，和陈家老少一起吃团圆饭，并在餐后观赏了最新拍摄的中国电影《花儿朵朵》。若乔马妮和陈毅的小女儿一见如故，对小女孩的钢琴表演赞不绝口。告别时，陈家几个孩子，还合作了一张祝贺春节的贺年卡送给兄妹俩，让他们虽然远离亲人，也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馨。
苏发努冯亲王（左一）等访华，左二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陈毅
更令阿努冯和妹妹欣喜的是，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他们。若乔马妮事后兴奋地向中国朋友回忆起这次碰面：“周总理一见面就问长问短，关心我们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很亲切。”
恋情惊动西花厅
就在阿努冯王子和妹妹逐渐融入中国的学习和社会生活时，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
18岁的若乔马妮，有着遗传自母亲的秀丽容貌。她身材高挑，热爱舞蹈和音乐，性格也十分外向活泼，在留学生中非常出众，成为不少同学心目中的“娜塔莎”。过生日时，蒙古、保加利亚的一些留学生为她举办了一场宿舍舞会，一直庆祝到凌晨时分。在此之后，她就和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巴尔敦尔走在了一起。
1938年，苏发努冯和妻子薇昂堪（原名阮姬南）在越南结婚
当时，校园恋爱在中国是一个禁区。为了保证学生在校期间的正常学习，教育部门普遍抱着“严格禁止”的态度，对于学生的恋爱问题，一律发现一起，制止一起。即便是留学生，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但对若乔马妮的恋爱，让众人感到有些棘手。
对此，阿努冯王子的态度和校方是一致的。他私下多次劝说妹妹，告诫她“恋爱会影响学习”。北外也派出品学兼优的中国女学生主动和公主接近，希望拓宽她的交际圈子，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的夫人孙以谨还专程去看望。但众人的开导，却让若乔马妮产生了逆反心理。她认为“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的原则是对的，但她是例外，因为她的爱是美好的，真正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若乔马妮也确实力求把事情公开化，甚至将关系更进一步发展。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
“两人在教室走廊接吻，被老师看见”，“上课时经常走神，在课桌抽屉内写着‘娜塔莎+巴尔敦尔’”，“在笔记本中写着‘我们是秘密的朋友’”，“巴尔敦尔经常骑自行车带阮娇娥在院内玩，也经常到阮的房间去”。“阮文明去其妹处，敲门许久不开，其妹先说在温习功课不开，阮文明坚持非进去不可，其妹无法只得开门，见阿留学生在其妹房中，两人面色苍白，十分窘困，阮娇娥竟向其哥说：‘我在跟他睡觉，你来照相吧。’并说将来一定要跟他走等等。”
为了不影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阿努冯只能悄悄地向母亲求助。苏发努冯王妃写信劝阻女儿，要她“不只是以母女关系看这封信，而要看成党、国家和人民对她提出的要求”。
但是，母亲的苦口婆心，似乎让若乔马妮的态度更为坚硬。她回信道：“我的爱如要受到阻碍，我将牺牲一切。”远在千里之外的苏发努冯王妃心焦如焚，只能向中国外交部求助，表示“必须坚决断绝”女儿的恋爱关系，希望“中方能与阿尔巴尼亚方面谈话”“派人住在女儿的房间并经常和她接触”“设法将他二人调离开”。
由于公主身份特殊，且牵涉两国友好关系，外交部将若乔马妮恋爱情况和苏发努冯王妃的意见，直接上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根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所作“步骤上不能太急，方式不能太生硬”的指示，1962年4月，外交部召集教育部、外语学院共同研究，确定具体做法：
第一步，由教育部李涛同志约见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向他们说明阮的身份，阮父母的态度，讲清道理，协助使巴尔敦尔逐渐与阮疏远。
第二步，学校与阮文明要达成默契，不要给阮娇娥太大压力，注意了解她最新的情绪。
第三步，请与兄妹熟悉的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的爱人孙以谨，出面邀请阮娇娥外出春游散心。
通过多方努力，事件有了转机。由于经受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阿尔巴尼亚小伙子巴尔敦尔率先退缩了。
他向使馆人员表示“此事不能怨他，开始是阮娇娥追逐他，日子久了，他也动摇了，对阮娇娥产生了感情。但从未想到要她做自己的妻子”，还承诺，自己将“逐步地有礼貌地与阮娇娥疏远和断绝来往”。
1962年6月，外交部再次召集教育部、外国语学院共同研究，考虑到“暑期已近，正在考期，不宜采取断然调离方法，决定由学校再对双方进行工作，要他们在此期间集中力量考试，使关系冷淡一些。待学期结束后（7月7日），再设法立即将他们分开”。
一个月后，随着暑假的到来，这场风波终于如众人所愿地渐渐平息。
1962年末，走出失恋阴影的若乔马妮，告别哥哥和友人，转入苏联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未免令人生惜，但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却又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必然。
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与苏发努冯亲王的会面中，曾专门为此事致歉，表示“是我们没有管教好”。苏发努冯亲王告诉总理，中国给孩子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自己感激不尽。
来自邓小平的鼓励
和现在的公派留学生不同，当时阿努冯和妹妹的学习，更多的是背负着国家所赋予的使命和重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负担。
来华之前，关于阿努冯所学专业，苏发努冯亲王早已代为定夺。亲王青年时留学法国，学习公路桥梁设计，是一名优秀的桥梁工程师。他为儿子选择相近的水利工程作为大学专业，因为深知今后国家建设急需基建人才，希望儿子能够子承父业。
1962年9月，阿努冯进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工结构水电站建筑”专业学习，第一学期的必修课程中包括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画法几何及工程画等科目。由于中寮两国的教育差异，在清华为阿努冯安排的一次摸底考试中，“几何、代数、三角共8个题，只做了一个，还错了半个”。
客观来说，阿努冯只有一年的中文底子，对他而言，一下子转变了整个课堂语言环境，无异于雪上加霜。清华同学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尖子生，和他们一起听大课，阿努冯却连老师在说什么都弄不懂，勉强只能记下些笔记。这令他一度产生厌学的情绪：
十一周应上课181学时，他缺课89学时，占全部上课时数的49%。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画法几何应有30次作业，他只交过2次。
外交部联合教育部、清华大学共同研究，为了对阿努冯的培养负责，必须加强帮助，在学习上要有一定的要求，不能马虎，决定：“停止他现在所学一年级的课程，专门配备老师，为他补习数理化基础课程，先打好基础。到明年（1963年）暑假后，让他再从一年级学起。这样，学习期限将延长一年。”
得知阿努冯在中国遇到学习困难，苏发努冯亲王还专门致信中方：
这孩子和我长子一样最喜欢参加政治和社交活动。而学习精神很差，不能集中精力主要搞学习……如他有不好之处，请学校直率地写信告诉我，并请促他写信详细向我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以后中国同志认为怎样好就怎样教育他。
自右至左：苏发努冯和范文同、阮友寿、西哈努克等东南亚国家领袖出席国际外交活动
受苏发努冯夫妇全权委托，外交部出色的女外交家龚普生作为阿努冯在华的监护人，代为履行家长职责，经常和他促膝长谈，鼓励他克服眼前的学习困难。
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学家蒋南翔，也就阿努冯的学习问题“对症下药”，并拜会了苏发努冯王妃，他分析认为：“阮文明有不少长处：他关心政治，对中国友好，而且禀赋好，汉语掌握得较快，平时爱好体育活动。阮文明是具备学好专业的条件的。”
外交部委派女外交家龚普生担任阿努冯在华监护人，代为履行家长职责。图为龚普生、章汉夫夫妇
那个年代，向雷锋学习，已是举国上下的全民行为。清华同学们发扬“雷锋精神”，热情帮助阿努冯学习理工科课程，教师们也放弃自己的休息，在课外再为王子开小灶补课。和他住在同一间宿舍的中国同学，每天除了自己上课，还要花个把小时去帮助阿努冯完成功课。
在众人的努力下，王子的学业终于有了可喜的进步。在清华大学致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的文字：
阮文明这一段时期学习比较正常。学习上没有缺课，基本完成了作业。数学课与工程画课分别进行过临时测验，成绩都为良好（4分）。根据阮本人的要求，在三月十八日我们为阮安排了一次水利系各实验室（水工结构实验室、水力学实验室、土力学实验室）的参观。有一个实验室是由一位副教授给他介绍的，参观后阮反映，还有许多专业的东西不懂，对有副教授给他介绍很高兴。
苏发努冯夫妇在老挝解放区
苏发努冯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关心阮文明的学习情况，他特别批示，要求我方认真做好阮文明的思想工作。1964年，阿努冯王子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会面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关心地询问了阿努冯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并鼓励他克服目前学习上的困难，争取早日学成归国。
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阿努冯王子中断清华学业，选择回到了战火纷飞的老挝。
回国后，阿努冯主动向父亲提出：要像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去陕北农村锻炼一样，也到最艰难、最穷苦的地方去经历风雨。但充满悲剧色彩且令人唏嘘的是，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在老挝山区村寨工作期间，遭敌对武装势力暗杀，死时不到三十岁……
从某种角度来说，阿努冯王子和若乔马妮公主的故事，亦成为那个年代外国领导人子女留学中国的一个真实缩影。无论其结局是否圆满，想必会在主人公后来的人生岁月中，铭刻下无法抹去的中国痕迹，也留下了一段段见证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生动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