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中纪委，“文革”的过去和将来
遍野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铺天盖地。无非支持或者反对两种立场。支持者认为，文革是群众运动，是反腐败，是对走资派的斗争，是正义的，必须的，是一场民主革命。反对者认为文革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崩溃，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甚至是政治权斗。
支持者主要是从文革的初衷着眼，是为了教育和锻炼群众，是对当官做老爷的走资派的冲击和斗争。所谓的一些破坏行为，是由于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而导致的。反对者主要是从文革的结果来看，例如伤害了多少革命老干部和爱国志士，大面积的停工停产，武斗死人，烧毁了多少文物等等。
这样，似乎两方面的观点都能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曾凑热闹认为，文革的产生是中国文化的结果，是中国文化所导致的。中国的文化是苦难文化。苦难文化的特征是，不安，忧愁，担心，对前途不确定性的焦虑。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是担心“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会让中国改变颜色，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他认为“三分之二左右的组织，其“领导权不在人民的手中”。所以要整党内的“走资派”。到了文革的后期，毛泽东的估计是“走资派还在走”。 你看看, 老头子焦虑到啥程度了。还想着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就是文革发生的思想原因。
从思想路线到政治路线，需要有一个实施的过程。这个过程早在共产党进入北京前就开始了。还没进京，毛泽东在西柏坡就警告全党不要做李自成，要防止官员腐败。后来为了防止中共官员的腐败，一九四九年就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改称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69年。文革前的中纪委是干什么的? 当然是反腐败的。可是没多大用处。何以见得? 因为有了中纪委，还要搞思想改造运动，还要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等），还要搞四清，社教（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后来史无前例的文革，和一打三反(其中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浪费)。 因为毛泽东了解到，各级官员都有腐败行为，仅靠有个中纪委是完成不了反腐败目的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才能防止官员们腐败，变修，犯罪。毛泽东反腐败反了近三十年，到头来，他老人家悲哀地发现，“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何其聪明智慧，何其有魄力有能力。可是，以他的才能还是要靠搞群众运动来反腐败，而不能只靠中纪委。因为他知道中纪委那帮官僚不管用，必须搞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文革及其以前的很多“运动”，至少证明了一点，中纪委不管用。中国的反腐要靠群众运动。搞群众运动反腐败是有效，但是这剂药太猛，有很多副作用。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从反腐败，整走资派，变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如同强烈的除草剂，不但除了草，连庄稼蔬菜瓜果也统统一并除去了。
在西方国家，反腐靠两党扯皮。两党扯皮对反腐还是有效的，不过两党扯皮，也会扯着了肉，使得执政党想办正经事也不那么容易，因而执政效率低下。据说两党监督会减少腐败，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中国的中纪委反腐管用吗？不知道。但是中纪委在文革前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确是事实。文革后呢? 1978年重设中纪委后，至今三十多年了，贪官是越反越多。习近平上任后，是大抓了一下。据说，遏制了腐败的势头，现在很多人不敢腐败了，但是中纪委的反腐败还“在路上”。
在中国，因为文化的原因，也可能有政治原因，反腐败靠中纪委，可能是完不成的任务。换个名称，例如“国家监察机关”，也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不会有多大变化。这个，已经为我党两个三十年的实践所证明。
中国的反腐有两条可能的的道路，1，两党监督，2，群众运动。前者是新路，估计我党不习惯，也不会接受。后者靠群众，是老路，是毛泽东在前三十年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至少在遏制腐败方面，但是毛泽东的发动群众过了头，常常会失控，走了极端，结果“打倒一切”，等于除草时，把很多庄稼也给除了。搞群众运动，只要不失控。不象文革中的无法无天，搞全面内战，也许还真有用。如果中国要利用朝阳大妈的威力，搞群众运动，肯定会和过去不一样，有一定的规矩，在法制的基础上发动群众，也许会有效。
就是说，如果将来仅靠中纪委反腐败力有不逮，有可能来一次的群众运动（反腐）。不过会在一定的条条框框下进行，来一次有章程的，温和的“文革”，在将来也是很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