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故乡山东，时而见到人们喝的酩酊大醉、烂醉如泥，或钻进床下，或信口雌黄，或上吐下泻，或头痛欲裂。个别些的，有的次日去了医院输液，有人酒后栽进了沟里，有的驾车撞到了树上。医学研究表明，醉酒一次相当于一次急性甲肝发作。尽管如此，山东和北方各省份的民众仍然是乐此不疲，献酬交错、推杯换盏，往死里猛灌，美其名曰“酒文化”。甚至酒桌上还有“四个不可忽视”的说法：梳辫子的不可忽视；额头冒虚汗的不可忽视；喝酒脸红的不可忽视；带急救药包的不可忽视。仿佛是只要还有一口气没咽下，都可以往死里灌，往死里喝。
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看，纵酒其实是和发情、滥性、吸毒、贪吃一样，本质上都是在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嗜好和欲望。酒桌上，有吃有喝、有说有笑，是一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放松。以这样的方式让参与者共同欢愉，算是满足了人类原始的欲望，自然就有了可受性、可行性和普遍性，也就有了社会性。酒精中的乙醇使人脑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受到干扰，并激活抑制性神经原，使人脑出现类似镇静剂所产生的麻醉感，造成暂时性功能紊乱，意乱情迷、激情澎湃、奔放狂癫，以至于“酒后吐真言”。平日人类交往互动中的拘谨、内敛、防范一时全无，酒场遂成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最佳场所。从曹操酒后纵欲著《陌上桑》被人万口传颂，到武松酒后打虎威名远播彪炳史册，纵酒演变成了一种充满豪情和浪漫色彩的文化。坦白而言，如果是像意大利人那样去品酒，慢慢啜饮，适可而止，倒不失为一种情调和享受。但这北方民众自己拿烈酒无节制地猛灌，又逼着劝着他人往死里猛喝，不顾罹患胃溃疡、脂肪肝、肠过敏、心动过速、酒精中毒的危害，无论当时如何欢畅，无论飘忽至了何种境界，都是抽血解渴、割肉减肥，终究是本末倒置、自我作践。但是，任何自虐的陋习和恶俗在“文化”的旗帜下都似乎是约定俗成、天经地义的，是习以为常、无关痛痒的，民众也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而任何自残迂腐的陋习自从罩上了“文化”的光环，形成了风气，人们便没了再鉴定意识，也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劝人往死里喝的人没有丝毫的愧疚反而被热情所激励，被劝的人就算喝到心脏早搏也“完全理解”对方的盛情和好意，丝毫不在意自虐的实质。对于人类而言，对待事物的态度不在于事物的本质，而在于同类群体之于该事物的主观观念。这就是现阶段人类的认知水准。
原以为山东因是齐鲁古国、文化之乡，历史演变而来，陈规陋习，积重难返，出现“酒文化”乃小农经济封闭环境下文化发酵后的一种自然积淀。世界上如此老朽的乡风民情并不多见，类似的文化因袭并不易得。带有自残内容的民间活动能形成一种风气而且全民能习惯性包容应该要有久远的历史才行。
这次，拉斯维加斯和得克萨斯凄厉的枪声倒是真真提醒了我，非也！比齐鲁“酒文化”更胜一筹的还有美国大名鼎鼎的“枪文化”。
按说，自动步枪曾一下子打死30几个小学生，国家的花朵，民族的未来瞬时夭折，这么多家庭悲恸欲绝。如此惊世的悲剧，重大的群体事件，这要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禁枪是毫无疑问的了，一定是全民颔首、举国同声。可这美利坚恰恰相反。除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对凶手予以谴责之外，并未有风起云涌的禁枪运动、如浪如潮的控枪呼声。很多人会以为无法禁枪是因为枪械制造商、枪支协会金钱万能，是这些财团控制影响了政府和议会，造成无法通过禁枪的议案。其实不然。美国是个选票说了算的国家，金钱和财团对美国政治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尚不能做到任意妄为。以此次川普当选为例，财团、媒体、明星并不支持他，反而是处处下绊子。但美国主流的人心已经对奥巴马过去八年花拳绣腿、作秀治国感到意懒心灰、气恨难消，所以尽管希拉里有华尔街撑腰，有好莱坞打气，关系网盘根错节，财力雄厚，在选票和民心面前，仍然是黄粱梦碎。至于川普上台后表现又如何，则是另一个话题。美国难以禁枪，恰恰是民意支持拥枪。如果问一下身边的Native American们, 也像大部分中国北方人不反对豪饮烈酒一样，他们的大部分不反对拥枪，也主张拥枪。假如绝大多数民众强烈主张禁枪，那么持禁枪观点的政治人物就很有可能在选票的帮助下取代那些反对禁枪的议员、州长，甚至总统。而那些对禁枪态度暧昧的政治人物也会因为担心席位难保，而纷纷踊跃表态，提出各种禁枪议案去博取民意欢心，争取选票。现实是，美国人民的大多数并不反对拥枪。所以，民意，只有民意，才是“枪杆子”难禁的根本原因。
短短二百年历史，美国人民对“枪杆子”的感情如此深厚。美国人民的“枪杆子”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细细究来便会发现，这是历史使然，生存方式使然，人生道路使然。
当失魂落魄的昂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初次踏上美洲大陆时，面临着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有野兽的攻击，土人的袭扰和潜在敌人的威胁，唯有枪杆子才能保证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后来为了扩大生存空间，挺进西部，开疆辟土，逐净印第安土著，赶跑墨西哥“蛮人”，靠的就是枪杆子。挣脱英国宗主的打压自立门户，打败西班牙而染指加勒比海要津，也是枪杆子的力量。当围绕蓄奴废奴引发了尖锐对立的利益冲突，南北双方大打出手，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有能力笑到最后。活下来，闯出去，争出头，守家业，美国的先人，每时每刻都要“紧握手中枪”。可以说，没有枪，就没有美国的历史；没有枪，就没有美国人民的自由；没有枪，就没有美国的今天；没有枪，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这就是美国“枪文化”的由来。
人类很多孜孜以求、勤力以为的举动来源于潜意识深层的恐惧感。像那些旅居西班牙的浙江青田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银行积蓄还不足维持一年生计的西班牙人何以能如此享受眼下的时光、体验现实生活的快乐：音乐、派对、足球、节庆。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高压之下，历尽战乱、灾荒、瘟疫、贫穷折磨的中国下层民众，对于性格驯顺、被动忍让，不善开疆扩土的中国农民而言，苦干才有活路，节俭才是正道，而享乐只能带来惶恐。这是长期的苦难在心底深处刻下的无法抹去的烙印。可对这曾是海上霸权、殖民地遍布世界角落，生性好勇斗狠的西班牙人而言，斗牛都不怕，哪会怕钱少。可以去征战、可以去开拓、可以去杀戮。西班牙人虽也有其他类型的恐惧感，却没有此等命运被他人主宰的恐惧感，所以尽管潇洒快活、活在当下。美国人也有他们的恐惧感。美国的历史，是争自由、求扩张、做大头的历史，枪是捍卫这一切的保证。失去了枪，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发展权，失去了美利坚的护身符。失去枪等于失去自由、失去主动权，这是美国人民潜意识中的“失枪恐惧症”。受这种潜意识的驱使，民间流行着三种冠冕堂皇支持拥枪的说辞。
说辞一：枪本身不会犯罪，只有人才会犯罪，所以不应该归罪于枪而去禁枪。
依我看，前两句话连在一起，没有错，像天使。三句话全连在一起，则变成了脑残逻辑，像白痴。在我们人类群体中，存在着相当比例的有神经系统缺陷的人群。依我们在生活中的直观感受，大概不下10%。这种神经和精神方面的缺陷，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像杀害张莹颖的凶手，平时的表现完全是个正常人，这便属于隐性的神经病。如此多的轻重度神经病患散布于世，还能轻易获得枪支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臆病发作，必然成为虎豹狼虫，祸害无辜。美国作为一个高度自由、提倡人权的国家，对这些暂未触犯刑律的隐性神经病患完全无法鉴别、无法约束，几无缚鸡之力，也防不胜防。如果全面禁枪，这些神经病们便搞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就没了斤两，最多是撒泼放刁、自撞南墙，绝无能力搞出像拉斯维加斯大屠杀那样造成500多人这种战役级别的死伤。没法禁止生龙活虎、有神经病患的人，只有控制冰冷冷的枪，这是唯一的选项。禁枪，对于神经正常又热爱枪械、热爱体育、热爱生活的人确是一种委屈和错待。但是，为了保护无辜民众不被屠戮，正常人放弃拥枪的权利进而同时杜绝病态人获取杀人的工具是一个最简单也是舍此无他的方案。
说辞二：宪法保护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美国的宪法是二百多年前颁布的，是彼时彼地有的放矢的大法。放在今天，已经有无数条被证明是夏炉冬扇、刻舟求剑，是抱残守缺、作茧自缚。比如地方自治法。联邦在反对非法移民，身为美国一部分的加州却在明目张胆地包庇非法移民。加州享受着联邦提供的国防、宪政、外交、财经、科技和人才的投入，享受着一国之内地方对国家的恋母依赖，在移民问题上却可以不尽地方对国家的责任，我行我素，摇身一变成了国对国的关系。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匪夷所思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偏偏在美国，有古旧的宪法在，也就见怪不怪。当初宪法颁布之际，美国不过是区区500万由英国人领头的欧洲“矮穷矬”吃瓜群众，求独立，求解放，求生存，求发展，人民当然需要武器自保。如今美国已是三亿人口的巨无霸，是世界唯一的超强，又是自由、民主、宪政的样板，三权制衡、司法独立、媒体民办、军队国家化、选票定乾坤，人民完全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民众也完全可以用选票倾诉民意，而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武装夺权、藩镇割据。以现在的国情，允许民众大规模拥枪，除了自相残杀、无事生非、败事有余之外，百无一用。可以说，美国的宪法已经脱离了美国当前的实际，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然而，在两党互斗、民意对立，既得利益集团长期把持朝纲的大气候下，修改宪法恐怕也是天方夜谭。
说辞三：正是因为有被枪袭击的可能性，所以更有必要拥枪保护自己。所以不应该禁枪剥夺人民保护自己的权利。
这又是另一个伪命题。美国生活的现实告诉人们，枪根本保护不了自己, 枪的自卫作用着实有限。道理很简单，正常人在明处，神经病和罪犯在暗处。两万名参加拉斯维加斯音乐会的观众是不可能带枪入场的，就算是被允许带枪入场，也不可能左顾右盼、密切观察敌情，相机而动。若是那样，那还怎么欣赏音乐会？怎么过正常人的生活？得克萨斯教堂的几十名信众也是不可能带枪进入圣殿的。就算真的带枪进了教会，也不可能子弹上膛、严阵以待、一级战备，果其如此，又如何安心祈祷，如何和上帝心灵交集？唯一能避免这些悲剧的便是全民禁枪，谁也无法获得“非对称”的杀器。这样，就算罪犯神经病发作，也不过是土药炸鱼、以卵击石，最后蚍蜉撼树、铩羽而归。
每年1300名儿童死于枪下，每个普通美国人遭枪杀的概率比英国人高了50倍，迄今为止全美死于枪支犯罪的人数超过了美国参加历次战争的总和......等等，等等。伟大之如美国，竟迟迟解决不了平民百姓被乱枪无辜打死的顽疾，再次说明了“文化传统”的强大。而文化的改变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是最最艰巨的课题。美国此镜为鉴，人们在抨击非洲的割礼习俗、印度的种姓制度、拉美的“散漫弃信”理念、中国的窝里斗文化时也应意识到这种种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变革图新的艰巨。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禁枪在美国仍将属于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民众阶段性死于枪支泛滥导致的非命会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而冒着被枪击的危险则是享受美式生活的一种代价。
酒文化和枪文化，一个慢性自残，一个快速自杀，异曲同工。不同的只是一个是温水煮青蛙，一个是刀刀取性命，但都属于自虐文化。文化的革命是对人类群体自省自治能力的终极考验。这里，也只能衷心祈祷人类有能力完成这种自我的升华，超越自己，走出悲剧的运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