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小明
张维迎教授在北大的讲演《自由是一种责任》说的非常好，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太少，就是因为长期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洪振快先生提出的例证更加证实了这个问题。可是现在华夏文摘竟有文章《中国人的创造力》公然出来反驳，而且提出的论点竟说是“中国人的创造太少，原因是汉字阻碍了思维”。真正是大错特错了。
这种论点实在不值一驳。大家只要想一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那些人类的先贤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先进文化，也包括几何原理和物质存在的科学假说（例如原子说）。可是进入中世纪（476-1640）教会专制时代以后，思想遭到了严酷的监控，文化科学事业几乎停滞了一千年。不仅文化、科学都进展迟缓，而且希腊罗马的人民连他们祖先曾经有过的发明和创造他们都茫然无知，反而是经过阿拉伯人的翻译和转述，他们才如梦初醒，重新认识自己的古典文明。人还是欧洲人繁衍的后代，文字也是古希腊罗马文字延续演变的文字，为什么在跨越千年的黑暗时代里，欧洲人忽然失去了创造力？关键的问题就是自由。
“创造性不在乎自由，而受制于字母或汉字”的观点，恕我直言，这种说法实在是太无知了。我的意思是说，要么是没有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控制，要么是虽有经历，却从没有认真的思考。
多少从欧美回来的海归科学专家，本来已学有所成，应该是有创造能力的。可是当他们满怀豪情壮志回到祖国准备奉献心力的时候，立刻遇到了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俗称忠诚老实）运动，交代历史，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不断检讨），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政治运动，然后是批胡适、评红楼梦、批武训传，接着就是批胡风和肃清反革命，然后是整风反右，接着又是拔白旗和大跃进，经历三年大饥荒，反右倾，反对修正主义和大讲阶级斗争，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包括各种批斗会和清理阶级队伍、打击五一六），萧光琰等大批海归知识分子或自杀，或打死，或不堪侮辱而抑郁而死，病痛而死。即使是命大运巧，得以度过难关者，多年应付那些做不完的检讨认不完的罪，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思考和探索创造的课题和路径？如果这样指责那些已经自杀身死或者不幸被害死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恕我直言，那就相当于再一次起他们的尸骨于地下，再一次对他们施以鞭尸之刑。我们忍心这样做吗？
思想是别人无法限制的吗？专制要限制的就是思想自由。就拿反右来说吧。起先提倡帮助党整风，结果提过意见之后，公布原先没有公布过的六条标准。具体地说，凡是对党委（干部）、统购统销、合作化、镇反肃反、中苏友好，以及对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提出过不同意见的，都是右派分子，一律降职降薪（开除党籍团籍），或劳改劳教，或监督劳动。思想和言论是相联系的。有所思必有所言。可是你说了出来，与党和主席的思想不一致，你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从此失去起码的尊严，同事同学可以指名道姓地骂你，街上的小孩可以向你吐口水。你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你哪来新的创造能力？即使你侥幸没有加冕右派桂冠，你怎能不战战兢兢夹起尾巴做人，三缄其口，以免下一场运动被逮个正着？反右运动以后，全国知识分子家庭几乎都增加了一条给子女的训诲，就是不要有任何超越（党政）规范的思想，更不宜发表任何与众不同的言论。
文革则更把这些暴行扩大到了中小学校和街头巷尾，乃至全社会，张志新因为向党组织写信，不同意全党批判刘少奇这样的做法，逮捕关押，被逼疯后，割喉枪杀。遇罗克因批判“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死难者还有林昭、李九莲、王申酉……这是典型的现代文字狱。我们回看张、洪两位所提到的五百多年刚好就是历史上的明清两代。这两代的政治统治也是文字狱极其深重的朝代。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刻的点评。学术界也有专著。中国除了春秋战国短暂的百家争鸣之外，所有王朝专制的时代，都是思想禁锢的时代。宋（北方）金元时代，少数民族统治集团在文化上稍逊风骚，所以在文化统制方面有所疏略，无意中竟然引来了中国数学的一度繁荣。可惜这一段时光太短了，（元朝不足百年），零、负数、小数和天元（未知数X）都已经出现，几乎只差一步即将迈入抽象代数的门槛。
如果说一个刑事犯也有可能在狱中搞出天才的发明。或许有吧。但是在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处境，通常比一般的刑事罪犯更加困难得多。海归们遇到的问题是，工宣队军宣队认为，你们放弃国外那么好的生活条件，愿意回到中国来吃苦，没有肩负帝国主义的间谍任务，这是可能的吗？如果一个科学家整天都被人监控、管束，想要辩白自己并非间谍，每天都被催促要改造世界观，每隔几个月就要下乡下厂劳动，听忆苦思甜报告，这科学家还有多少好心情思考创造发明，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来冷静钻研？与此相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多有发明，恰恰证明了自由是创造力的前提。
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伟大的牛顿曾经说过：“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思想的自由需要有一定基本条件。一个人从小就要有一定的自由的空间，可以对世界产生好奇和探索的心愿；然后又有一定的教育机会，掌握一定的知识文化，具备这些基础，再有努力钻研的精神，才有可能进行探索和创造。如果一个孩童从小除了吃饭睡觉，没有教育没有知识，思维能力也不会进展，也不会有创造力。即使受了教育有一定文化，但是阅读受限制（出版和新闻没有自由），我们的创造能力必受局限。例如右派分子被恢复名誉之后，我们发现，许多右派当时坚持的真理，今天看来只是民主国家的一些普通常识：要法治，不要人治；党委治校不如教授治校；个人崇拜导致专制腐败；不应一边倒只学俄语，英语应该是主要外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常识都难保，哪里能创新？在中国，国外的刊物是控制进口的。没有广泛的科技信息情报，科学家如何进行科学发展思维？广播电视都是封闭的，收听敌台罪是要判刑的，鱼骨天线是必须收缴取缔的。互联网联通以后，又把谷歌赶出了中国，科技界要看到海外科技发明和创造更新的信息也是难上加难。闭门造车，不会有伟大的创造，甚至会去重复人家已有的发明。苏联曾发明过人造卫星、火箭和导弹，朝鲜也研制核弹和火箭。但是那些一党专制下的创造，是倾全国之力不计任何成本的建设，虽然也是成绩；但不会是均衡开发全面开花的发展，军工一枝独秀，民生匮乏短缺。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的悲剧只能说明“限制自由”是科学的死敌。
自由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了思想自由，也包括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阅读自由，信息交换自由，拒绝恐惧的自由，避免匮乏的自由……只有保障了各种基本的自由，才能赢得创造发明的自由。综合自由的阙失到头来会窒息思想自由，然后就窒息创造力。
把妨碍科学发明的障碍归结为汉字，提倡改用拉丁字母拼音，……那是返回到一百年前的钱玄同、鲁迅的老路上去了。百年前他们判断失误，情有可原。今日再犯糊涂，不可思议。一百年来，汉字文化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台湾、2日本、3韩国、4中国、5（新加坡）、6越南，顺次排列，台湾汉字保持最完整，日韩用假名和谚文，仍保留部分汉字，中国大陆（新、马）用简化字，又有汉语拼音，越南最彻底，改为欧化拼音。然而科技发展则基本倒过来，日本、台湾、韩国领先，彻底拼音化的越南反而最落后。结论：科技发展与文字没有逻辑关系！我们犯不着继续百年前的糊涂。
再说文字跟血缘也没有关系。我们学习了汉语拼音、代数和英语，我们就会运用拉丁字母。西文的字母跟汉字一起贮存在我们大脑的文字库中，我们进行科学思维的时候，该取用什么文字就取用什么文字，哪一个最合用，就用哪一个。至今还没有听说过大脑中的一种信息会（因血缘）而阻碍另一种信息被调用。同样的内容，中文的文本较薄；汉语讲课耗时较短；乘法口诀最简捷——都是有实践证明的。
此外，《中国人的创造力》的作者口口声声说英文是“先进”的语文，中文则是“老牛拖破车”。这是一种十分反动的说法。这里当然不是文革时代的扣帽子，把辩论者打成反革命；而是说，这类说法已经远远落伍，不符合现代（比较）语言学、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普世价值观。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而古希腊-拉丁语则是典型的粘着-屈折语。英语则是欧洲语言中最脱离屈折语走向分析-孤立语的语言（所以中国人觉得英语相对简单好学）。在语言大家庭里区分先进、落后，高级、低级是语言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是宽容平等的时代了。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符号都是孤立型的。代数学走向科学抽象最关键的还是（印度）阿拉伯数字和运算符号。这些符号都是孤立型符号。这是什么意思？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也就是说汉字和汉语词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存在，进入语句时，名词代词形容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不根据人称和时间发生变位、时态和词体的变化。而在欧洲（印度-日耳曼）语言里，德、俄、法语，尤其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里面，每个词都暗含着它的变化形式，随时准备作相应的变化，英语中加s，he变成him, 英语还是最简单的，其他语文变化很复杂。可是代数运算符号却表现出了明确的孤立性格，不含附加变化，含义单一。这恰恰是汉语成分的特点之一。加减乘除和根号都是德国、法国和荷兰数学家发明的，在发明时他们或许十分不易地克服了自己粘着语的习惯，才完成了这些创造。如果中国的（宋）金元时代稍长数十年，或许代数抽象符号就是汉语孤立语的发明了。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有了负数、零和未知数X（天元）的概念。几乎接近了成功的边缘！
再说现代计算机语言虽然不是自然语言，但是这种机器语言（主要是祈使语和动宾结构）比较类似分析-孤立语特点，也就是汉语特点；而英语则是欧洲（粘着-屈折）语中变得最接近孤立语的一支。机器语言、汉语和英语的语序又都以SVO为主。或许从这些意义上说，汉语是比较接近科学思维的语言，而英语的演变有向孤立语发展的倾向。（符合省力的效率原则）。
我主张像文化人类学的宗旨那样，保护人类所有的语言文字，珍视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并认为汉字简化既没有缩短学制，也无助于扫盲，又不利于文化统一。汉语拼音有用，但是不宜废除汉字改用拼音。（详见拙著《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和华夏文摘中我的评论）不论观点如何不同，我认为，为了有效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努力读书，至少《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稿》、（针对一切语言的）语言学概论、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科学史、语言心理学之类的基础常识都是必要的。而且涉及比较语言学的问题，最好要多涉猎多几门外语。我早已超过了再学一两门外语的年龄，但是我仍去走访学习古代语言的大学生，讨教关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基本知识，瞭解字母发音、各种词尾变化和时态形式。虽然十分浅陋，但是总比完全无知要明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