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随笔——桂梓儿的婚礼

桂梓儿的婚礼      这是在当年村里的一场婚礼---时间大约在1969年春夏之交的时候。       新郎的大名已经忘了，就记得大家叫他桂梓儿。 村里的后生们这类的名字差不多，依稀记得二旦/臭小儿/愣小儿……等等； 别说娃儿们，连大人们之间也都是叫外号，真正叫起大名来，别人不顺口，连他们自己听着都不习惯，甚至开大会时被人连续点名几次，本人一点没反应的事也是常有的！ 一点不夸张。当年赵树理笔下人物个个有外号，确实有依据！ 插队到了山西，深有体会！     桂梓儿就是个本村的后生，但他又与别人有所不同。 他初中考上了榆次县城里的一所中学，这在村里是一件不小的事。 但因为他的父亲是个中农，村里也就不冷不热地听之任之。既不阻挠他上学，也不声张。 桂梓儿好强，暗自使劲，据说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     不料，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把我们20多人从北京呼啦啦送到了这个村里，也把他这个本地娃从县城送回老家。 回家后的桂梓儿，郁郁寡欢。与村里同样大小的后生们，他已经不大合得来。 他自己以为与他们不一样，愣小，臭小们也觉得他端个架子拿着劲，看他不顺眼…… 我们扎根到了这个村不久，就发现了这个离群索居的同龄人。 蓝制服永远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头上从来不扎羊肚手巾，而是带着一顶蓝色的学生帽。     终于有一天，桂梓儿小心翼翼地来到我们的男生住处，名义上是借一本字典。 他介绍了自己，带着腼腆，也带着一点自豪。 他认为和我们这些插队生是有共同语言和经历的，但也表示自己是从小县城出来的，差得很远。 偶尔，也会对于他不能享受和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插队生同等待遇感到隐隐的不平。      他经常来上我们这里借书，聊天。 我们对他很客气，客气得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别扭。 有时候我们这些插队生可以与愣小，臭小们打打闹闹，胡说八道，甚至在地里滚作一团，但对于这位“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却总是客客气气。 ——客气，实际上是一种距离和疏远。 他成了一个游离分子，既融不回原先的土壤，也融不进我们的集体！ 他很敏感，也很聪明，他能感觉到这些。 但他已经无法改变自己了。     农村的后生结婚早，那年他也就刚刚到了法定的结婚年纪，家道还算殷实的父母就给他说下了这桩婚事。 在我们村里，半大小子们都很羡慕他的福气----城里能上学，到时候就娶上婆姨（即老婆），婆姨眉清目秀，身体结实…… 但桂梓儿还总是板着脸，一幅受苦受难的样子。     就在大喜的日子前几天，桂梓儿来到我们的住处。 他掏出来一包 恒大牌香烟，笨拙地给我们分发——因为他不会抽烟。 然后战战兢兢地提出他的要求，想请我帮他照相。 真的不愧是受过城里教育的人，有这个想法，知道留个纪念。 我当然答应了他。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村里人结婚的场景，有意思！ 他问我要多少钱？ 我也没客气——你把我们插队生都请去吃席，就甭提钱的事了。 等我们回北京，给你放大一套照片！     于是，就有了这张，不对，还有其他整整一卷135底片的照片……     那天，我还真事儿事儿的，跑前跑后，上窜下跳，忙活了大半天。     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老乡们突然发现我还没吃饭呢。     赶紧招呼我入席。     这席面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就像排座次，排错了很丢面子。     那天来的都是双方的长辈，还有双方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他们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或者说，就算认识也不熟悉。     互相推让的结果，就是谁都不好意思坐主席。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主席”——掌管席面的位置。     可巧，我进来了。一看有个座位，就大大咧咧坐那儿了。     两边的来宾互相看了看，谁也没说话。     折腾了大半天，饿了。     看谁都不动碗筷，忍不住了。开吃吧！     我一动筷子，众人齐刷刷举起筷子。     夹起来一块肉，大家也伸到那碗里。     再夹个丸子，众人又伸向丸子。     正在此时，新郎新娘进来了，一看，心说，怎么你坐主席位置了？呵呵!     我也正纳闷呢，有人看出门道了——敢情这小子什么规矩都不懂啊？     于是一声“随意吧！”     大伙才随意了。                 后来，咱特仗义，不但把照片回北京时用土造的放大机给他放了一套黑白照片，还把底片都留给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保留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