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横征暴敛
“民以食为天”，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就更是真理。
当时最为敏感的是粮食问题，而参战部队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的粮食。
民国时期，中国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当时的军队仍旧沿用几千年来古老的“就地取材”方式保障后勤，包括军粮、马草甚至兵员补充都有驻扎省份解决，以节约运输成本和时间。
抗战时期的河南境内，常年有数十万国军驻防，这无疑又是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从公元1937年的抗战爆发到1942年的遭灾共5年时间内，河南出兵粮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这就告诉我们，即使风调雨顺，缴粮纳税之后的当地农民，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军队向民间的过度索取，使当地的抗灾能力已濒于临界，许多百姓以陷入破产的边缘，一旦天灾降临，饥荒的爆发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早在公元1942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同意拨给河南2亿元赈灾（一亿为赈款，一亿为贷款），但又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这显然是一项社会管理与军事诉求相冲突的矛盾政策。
中国从古代起，一直沿用先免后赈的救灾顺序，蠲（juān 去掉）免税赋应该是政府的首要反应措施，赈济的同时又不免赋税无异于折腾百姓。
实际上，听起来很大的两亿元款项在粮价飞涨的当时只能购到两千万斤粮食，300万之众的灾民每人也就均分6斤多点，用来打牙祭差不多，救人一命就显得无能为力。
这时候，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又爆出数起发国难财的特大贪污案，各级贪官污吏还要从两亿灾款中再刮走一层。
2亿元要想变成粮食，还要经过运输、配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灾民手中。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来说，人命决定于时间。
为了保证军人的口粮，蒋介石采取“弃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国民政府对河南刚性征粮，好不手软。
时任河南省府主席的李培基因此向战区司令蒋鼎文恳请免除军粮，蒋鼎文一句话给噎了回来：“饿死了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饿死了当兵的，我们就会亡国。”
正是这种政策的主导，到公元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3.4亿斤粮食，300万灾民人均被抢走110多斤。
为了征粮，国民河南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甚至各乡，名为视察灾情，实为亲临督促。农民交不出时，地方保丁便深入到家中“坐催”，吃人家的，住人家的，逼着农民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卖掉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尽的惨剧。
国民政府官办通讯社中央社还曾因此发消息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qìng 用尽）其所有，贡献国家。”
应该提及的是，对于大灾，蒋介石政府奉行：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而中国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则因此接收了很多灾民，赢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