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被审判和被处死是必然的
《审判》（Der Prozess）是弗兰兹·卡夫卡在1914年至1915年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1925年发表。小说的主人公约瑟夫·K (Josef K) 在一个早上被唤醒后，不明原因地被捕，陷入一场难缠的官司之中，却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在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两个黑衣人把K带走了。K几乎没有反抗，显示出他早就预料到此事不可避免。最后K被带到一个采石场，两个黑衣人处死了K。K说：“像条狗！”卡夫卡写道：“仿佛他的耻辱将留在人间。”
《审判》整部小说在一种不变的无情的令人不安的气氛中进行，直到悲惨的结尾。小说表面上的主题是关于政治的、对法院的无能腐败的抨击。但小说主要用力在对这种环境对K的影响。它展示了人类的困境，K的努力没有方向，也没有结果。
有必要指出小说的结局是卡夫卡最先写出来的部分。所以K的审判和被处死是必然的，在小说中多处都有暗示。K从来都没告知他被起诉的罪名，并且他从头到尾一直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而K被起诉的罪名恰恰是他的清白——做人就是有罪的。承认他的罪是做人，可能K就能从案子中解脱出来。或者说，K的审判是因为他不承认他是有罪的，即他不承认他是人。
卡夫卡充分展现了所谓官僚机构的真实本质的可怕——用管理取代统治，用独裁政令取代法律。因为当一个人陷进官僚机构的话就已经被判刑了；当法律的解释与非法的管理相伴随，当法律阐释者慢性的无行动由官僚机构所补偿，而这种机构无意义的自动运行拥有最终决定的特权时，没有人可以从司法程序中期许正义。
所谓官僚主义，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与法的支配相反的、通过政令进行支配的体制。而且，政令通常是保密的，在具体事件上需要正当的理由。其结果就是，那些生活在行政命令支配下的人们，全然不知道统治他们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从而，虚假的神秘主义是官僚体制成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标记，它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知道为什么发生一些事情。城堡下的居民在城堡官员的神秘而可怕的权力面前变得麻痹，变得服从于有着无穷可能性的解释，在这种无尽解释的思索的框架中，整个生命和世界的肌理都被假设为神秘的深不可测的东西。约瑟夫·K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弄清“法律”的源头，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就像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在极权主义国家，权限之所在极不明确。某个机关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权力通常开始于不曾拥有公开性的地方。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描述了一个与这种过程相似的世界。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名字，他们缺少所有组成一个真实个体的众多细节特征。其次，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固定的角色，大家都为了某种超人类的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
阿伦特提出了“杀人”系统: 必要的步骤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在通常的法律中，特定的罪行要蒙受特定的可以预测的惩罚。《审判》清楚地展现了对“法律之人”的消灭。当约瑟夫·K在《审判》的一开头被捕时，他抗议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代表什么官方机构？K生活在一个守法的国家里，这里有着普遍的和平，所有法律都是有效的；谁敢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逮捕他？然而，他很快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在通常的刑事系统之外”。并且，约瑟夫·K的被捕、审判乃至处决与他曾经干了什么毫无关系，他是被独断地逮捕和处决的。（因为他没有犯任何错就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故事写的不是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而是组成人类失败的各个元素，是事件本身的原型。
哈耶克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他的观点: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著抹灭自由。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极权社会概括了六种重要标识：
（1）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2）一个由独裁者个人领导的政党；
（3）一种影响遍及四方的恐怖体制，把党和国家机构合为一体来反对极权统治的内外敌人；
（4）一种对大众传媒的切实而又严密的完全控制，由于技术现代化和复杂性，这一控制变得独一无二；
（5）一种对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控制；
（6）由国家官僚机构来指导和支配整个经济，或者至少是其最重要的经济部分。（苏联体制在经济上体现为高度的计划性、严重依赖行政指令；在政治上体现为高度专制和党政不分。）
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在当政的第一个十年间，与冷战期间其他华约国家不同，罗马尼亚对西欧和美国实行了开放的政策。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于1958年成功使苏联军队撤出罗马尼亚。而齐奥塞斯库则继承了前任领导人的策略。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第二个十年，其独裁政权变得愈发残酷和压迫，是东欧集团中斯大林体制最为严重的国家。其统治个人崇拜、民族主义泛滥，与西方国家和苏联关系恶化。
1989年，许多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苏联的民主化进程也已经起步，与此相对照，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却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还加强了全面控制。同年12月22日上午10时，原本支持齐奥塞斯库的军队开始倒戈，罗马尼亚军队从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出，而罗马尼亚防暴警察无法阻挡游行队伍的冲击。此后，示威群众向齐奥塞斯库所在的党中央大厦汇集，并进行冲击，一些人将大厦窗户打破，并将齐奥塞斯库画像扔出。齐奥塞斯库看到情况不妙，调来直升飞机逃往布加勒斯特北郊，结果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逮捕，下午3点30分被逮捕并关押于一处军事设施内，直到审判。他和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被控五项罪名成立：
1、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6万名；
2、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力量，构成了破坏政权罪；
3、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构成破坏公共财产罪；
4、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构成损坏国民经济罪；
5、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0亿美元，并企图利用这笔款外逃。
1989年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罗马尼亚南部登博维察县兵营厕所前一块空地上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