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有两个平行主线，一个是在中央打倒刘少奇和支持他的一大批想回头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中央领导；一个是基层群众要造本单位的领导和地方政府领导的反，以及在文化教育单位里，小知识分子们要造学术权威的反。毛是有意识地要冲击当时的所有上层，所以他知道在上层里面寻求坚定的支持者是不可能的，而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则是最有造反精神的，这些人才是毛泽东打倒上层的生力军。文革初期，毛泽东让“中央文革”煽风点火，发动革命，也主要是在大、中学校里进行。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就和党内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在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上有分歧。按解放战争时期制定的党的路线，夺取政权后，中共要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阶段。因为这个路线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学说，也符合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的实际状况。可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者，而是敢想敢干，喜欢开创性地走自己特色道路的领袖。当毛泽东发现农村分田不久即产生了两极分化，就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从一开始的自愿组合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没用几年就完成了。对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因抗美援朝时一些资本家的违法乱纪，发国难财而加快了速度。对城市民族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赎买政策下很顺利地完成，基本没有遇到正面的抵抗，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顺利完成了。这更加鼓励了毛泽东的雄心壮志，于是大跃进开始了。
大跃进引发的吹牛，浮夸，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引起的共产风，不仅导致了经济上的困难和饿死人的大饥荒，而且在政治上导致了向新民主主义的倒退。毛泽东对政治上的倒退是不能容忍的。在与刘少奇的反复较量后，毛泽东逐步认识到，靠自己的个人威信和党内地位无法战胜刘少奇极其所代表的路线，必须另寻它法。而且刘少奇明显不再尊重自己，而是将大跃进的责任都推到自己的身上，这让毛泽东认识到刘少奇是个机会主义人物，是难以说服教育的。实际上那段时期毛在中央高层是极端孤立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把毛泽东当作过气的领袖和即将下台的领导人，而刘少奇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在刘少奇当面顶撞毛泽东时，除了陈伯达，没有一个高级领导支持毛泽东。后来，彭真也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邓小平则六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所以才有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中央分一线二线，不是两个中央”的话。那时，中国确实有两个中央，即刘少奇的一线中央和毛泽东的二线中央。毛泽东的二线中央其实只有毛泽东自己，林彪只算半个支持者，而刘少奇的一线中央则聚集了中共高层的绝大多数。
这样的力量变化其实很好理解。毛泽东是那种带有清教徒情节的人，讲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可以团结一致，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还一再讲防修反修和艰苦奋斗（其实就是防止干部走向腐败，防止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跌入周期律），就让绝大多数干部不理解，也从心里排斥。在共产党内，只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中共元老谢觉哉说: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儿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助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要坐我的小车，吃的比别人好，穿的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是非常危险的。”（见《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从他给军队干部减薪的做法就可判断，跟着毛泽东只能吃苦为乐，还要甘当人民的孺子牛，这种类似于圣人和清教徒的高标准，对大多数领导干部来说太难以取得认同，也太难以达到了。而跟着刘少奇则会有很多实际好处，生活会越变越好。所以，当时很多干部都是支持刘少奇路线的。
在文革之前，也的确很多高官都开始滋生了当官做老爷的想法。腐败最早的是高岗，解放之初就开始大吃大喝，乱搞女人，导致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后在东北视察时一直在讲艰苦奋斗。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则长期乱搞男女关系，据说搞的还是个英国特务（见《聂元梓回忆录》）。
文革虽然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但文革开始后，尤其群众被动员起来后，毛泽东对文革走向的控制就一直都有问题。这里面有毛泽东的判断问题，有反对派捣乱和抵制的问题，也有毛泽东对群众觉悟估计过高的问题。让毛泽东最伤脑筋的是，地方的文革与他要搞的文革在目的上和诉求上并不交叉，而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王绍光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正是由于它们在个人和集体行动中追求独立的目标才最终导致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其实整个十年文革一直是在左右摇摆中进行的，这也是文革发动者和参与者内在矛盾决定的。文革初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7月，这个阶段主要是刘少奇的“工作组”主导；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10月，这个阶段是“老红卫兵”为主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12月，这是平民子弟的群众组织开始主导局势。1967年1月后才开始进入夺权阶段。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时曾说文革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后来文革被一再延长，直到毛泽东去世才算结束。因为文革一再偏离方向，毛不得不一会纠左，一会反右。第一次被延长是因为毛泽东发现文革变成了新的“反右”。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部署，第一阶段攻击的主要对象被党内高层理解为只是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而不是聂元梓大字报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这一攻击目标和新精英的利益是重合的，所以他们很积极地投入运动，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按反右时的策略部署文革，甚至内部定下了要揪出多少“右派”。仅北京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就抓了一万名学生（清华大学有800多名学生被隔离审查，包括蒯大富），并把这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同时还有三千多名青年教师被打为反革命，有一些人不堪迫害而自杀。武汉地区则有三百多学生受到处理（其实这些人都是被北京串联学生煽动起来的）。按戚本禹的话说“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时制止，那受到处分和打击的群众，一定会远远超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见《戚本禹回忆录》）为了防止文化革命偏离方向和失败，毛开始反击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被镇压的学生造反者。
王绍光认为，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具有两个特别的重要的意义，第一，红卫兵是1949年以来真正的独立的群众组织；第二，红卫兵开创了群众组织跨单位统一行动的先例。因为过去中国社会是被垂直分割的社会，一切政治活动都在各单位内部进行，只有共产党能够组织跨单位的行动。红卫兵组织开的这个先例，让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跨单位联合，以便追求他们的共同目标。这其实是自发性群众运动的必备条件。
1966年8月至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以破四旧和大串联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破四旧是与针对老精英的暴力结合在一起的。“针对老精英的暴力在1949年以来的其它时期也发生过。过去的暴力总是由当地政府发动和组织，属于受控暴力。而1966年8月的暴力则不同，它是由自发的学生们进行的，因为不不受控，结果就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野蛮。武汉总共有21，000个住宅被抄，没收了17,875两黄金、28,936两白银、267,000个银元和4.4亿现金。学生还开会批斗牛鬼蛇神，带他们游街，甚至强迫他们离开城市。体罚成为一件常事。在武汉，有32人被殴打致死，还有112人企图自杀，其中62人死亡。”（P70）
破四旧其实没用几天功夫就完成了，所谓的“四旧”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消灭殆尽。因为破四旧对红卫兵来说没有什么风险，可以为所欲为，当地政府对此也是保持观望的态度，甚至还有公安局和派出所给红卫兵带路的炒家的事。到破四旧为止，文革仍然没有跳出反右模式。而与破四旧同期进行另一个重要行动----大串联，则对文革的发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串联让红卫兵们的信息更加畅通，中央和地方的联系更加密切。北京跑到外地的红卫兵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比如中央高层批判了刘少奇这样的消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了动员群众，打破官僚阶层对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争消息的封锁，就故意将他与刘少奇的矛盾泄露出去。这种信息传播方式让地方政府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他们从正规渠道获得的消息总是滞后的。虽然武汉具有一个特别优势，即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的亲信。毛泽东态度变化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可张体学本着惯性思维，并没把问题看的那么严重。掌握了最新内幕消息的北京红卫兵，胆子更大，造反精神更强，比如北京在武汉的人民大学串联学生赵桂林成为攻击湖北省委的少数造反派领袖。与此同时，串联到北京的武汉学生回到武汉，带回文革小组的最新信息。两股学生合流成为武汉地区造省委反的少数派红卫兵。
在武汉，敢于造省委反的学生是少数派，但他们斗争性很强，能量很大，而且面对官方和官方所组织的群众的围攻毫不气馁。当时湖北省委还通过王任重在北京请来救兵，这就是卜大华和宋彬彬带领的北京老红卫兵。他们以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为使命，以正宗红卫兵自居，谴责赵桂林为首的平民造反派攻击人民政府。“8月31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在武汉的北京学生因此也要求与省长座谈，但张体学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说他不想让人感觉到他受学生摆布。这样一来，双方就面临一场冲突。9月2日晚，40名北京学生在湖北省委大楼前静坐示威，在第二天增加到200人，他们决定绝食。这个没有先例的事件在全市引起轰动，大多数普通工人和干部反对扰乱社会秩序，当地居民聚集到现场谴责学生攻击党的领导。”（P75）
“到九月底为止，他（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是维护现状的力量。而他能够依靠的造反力量只有极少数人，甚至在北京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各省市了。使少数学生身处困境的是十七年间确立的游戏规则。为了将似乎停滞的文化大革命向前推进，毛泽东决定采取旗帜鲜明的立场来支持少数。十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声明:：运动初期强加给学生的错误结论一律无效，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必须予以平反。这一行动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打破了以往权力精英和普通公民所相信的神话，地方政权代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所以是不能碰的。另一方面，对于数月以来受到打击的人来说，他们渴望获得地方政权的补偿和纠正的要求得到了赞同和鼓励。一句话，造反有理。”（P77）
毛泽东在1966年他生日那天，对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谈起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搞文革和支持群众造反时说: "他们说什么，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见《王力回忆录》）
毛泽东说的这种情况在文革前的确存在。于是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老干部已经不再有革命精神了，而且成为革命的反对者。所以他这个谈话完全是站在被压迫的革命者立场上，表达的是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时也是针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而言的。可事实上，很多受到领导批判和打压的人并不是坚持革命路线的，反而很多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文革的造反派也是鱼龙混杂，很多人并不是要干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为了伸冤和报复。
在北京，由于毛泽东对“西纠”和鼓吹血统论的“联动”的反感，这两个早期的老红卫兵组织一个被勒令解散，一个后来被中央文革定为“反革命组织”，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门根据“公安六条”的精神抓捕了一百多名“联动”骨干，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高干子弟（这引起老干部的严重不满）。同时，文化大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力量就是平民红卫兵。由于平民红卫兵不像老红卫兵那样有严格的加入组织标准（比如，限制加入者必须是13级以上的干部子女等），而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所以那些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被血统论歧视的平民子女、知识分子子女和出身不好的学生纷纷加入到新的红卫兵组织中来。很快他们在人数上就远远压过老红卫兵，并将他们逐出历史舞台。对“资反路线”的批判，让这类学生有了被解放的感觉。我中学时的一个老师就是那时被解放的“右派”学生，他那时最爱唱的歌就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当时我觉得他是个怪人，神经兮兮的。现在想，他当时完全是发自内心、饱含深情地唱那首歌。武汉的一个造反派学生曾说：“在武汉，我是牛鬼蛇神的儿子，但在北京我被当作毛主席的客人，所以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导致所有学生都第一次享有在学校里成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是自建国以来人民第一次享有这样的自由。这些平民造反学生成为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即老干部们开火的主要力量。直到这时，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才出现，以前的老红卫兵其实是保守派。武汉出现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的红卫兵组织就是早期真正的造反派。后来，一些造反派对老干部们下手很重，也许是对其子女曾经的耀武扬威的一种报复吧。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按戚本禹的说法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义。在当时看来，它是指从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个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对群众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改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发生在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这个路线彻底、完整的暴露罢了。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见《戚本禹回忆录》）
“1966年后两个月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就是运动超出了文化教育机构，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的每个角落。”（P83）甚至军队院校也要参加文革。后来遇到“二月逆流”，在老帅们的激烈反对之下，文革才没有蔓延到军队中去。
按十六条的规定，文革一开始是被限定在文化教育机构和党政机关领域内的，工人不允许在上班时间进行政治活动，这是为了保证经济秩序不被打乱，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可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工人在学生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后，感觉自己翻身和平反的机会来了，于是也跃跃欲试地试图组织工人群众组织。这些心怀不满的工人，在下班后去看大字报，秘密串联，交换信息，为下一阶段建立工人自己的群众组织积累经验和人脉。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同一天，武汉工人总部宣告成立。其后，中国各大城市相继成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经过一番犹豫后，终于在11月13日解除了对工人参加文革的禁令。
反击“资反路线”后，文革中的造反派才真正组织起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书作者王绍光认为，武汉造反派势力的兴起是基于一种对政治机会的理性分析，不是一种不管不顾的盲动。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比如反右）和游戏规则，造反的风险是相当高的，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直到毛泽东打碎旧的权力机构，改变了游戏规则，造反派才消除疑虑。所以说造反派投入文革，是经过仔细的风险和收益分析的理性行为。聂元梓的大字报也是一样，聂元梓是因为四清时期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提意见而遭报复和迫害才写大字报的，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迫害，为自己伸冤。
“工人组织的合法化，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允许工人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那么其他部门的人会感到他们也有资格享有同样的权利。中国人第一次可以自由的组织任何他们想建立的团体，只要他们表示忠于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不管这个自由有多么有限，毕竟唤起了人们长期受压制的自我利益或团体利益的意识，并且提供了追求这些利益的机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就这样涌现出来。例如，有艺术家团体、合同工团体、学徒工团体、厨师团体、退五军人团体、小学教师团体、中学教师团体、居委会团体、学校教师团体、警察团体法官团体、检察官团体、街道清洁工团体、医生团体、民兵团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团体和盲人团体，等等。”（P85）
但这种激进的革命也产生巨大的问题，即社会失序和无政府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它摧毁了地方政权的合法性。随着激进的中央政策逐步摧毁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后者的主要职能--社会控制，也就陷于瘫痪。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缺乏社会控制整套机制支持的情况下，毛泽东能够控制和指挥它所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