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真相: 井冈山的烧杀抢掠

    一、井冈山时期的红军逃兵
    中國暴力造反一向裏帶恐怖與強制，從太平天國燒屋脅迫入夥（走出百里，你也不認得回家的路，只好跟著走了），長征時也是這樣。過湘江前，因離家鄉還不遠，逃兵甚多，八萬紅軍只剩三萬，傷亡是一方面，但至少一半是逃兵。為什麼入貴州還有三萬，因為距離家鄉遠了，逃兵少了，另一方面紅軍過湘江後一直避戰，沒有大的戰鬥。有關逃兵，插一則典型資料。1928年7月4日，湘軍2個師向井岡山進攻，紅四軍長朱德、軍委書記陳毅率28團、29團下山迎擊，戰鬥順利，但返回井岡山時，7月12日晚當紅軍大隊進至酃縣（今炎陵縣），紅29團藉口省委有要紅四軍去湘南的命令，瞞著軍委和上級軍官，私下召開士兵委員會，決定13日將部隊開往湘南，帶路的人都找好了。紅29團士兵委員會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因為這個團的官兵大都由宜章農民組成，本土觀念很重，不習慣井岡山的艱苦生活。朱德、陳毅得知後，勸說無果，強令該團回師井岡山。但紅29團官兵思鄉心切，許多人磨蹭不願走，秩序大亂。朱德、陳毅只得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上，特派員杜修經、29團黨代表龔楚提出執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7月23日，部隊到了郴州。考慮駐紮於此的國軍範石生部隊掩護接濟過朱德的南昌暴動殘部，朱德不想攻打郴州，但杜修經以黨紀相逼，他只好下令攻城。守城敵軍不戰自退，不久開始反撲，29團腹背受敵。朱德、陳毅急令紅28團支援，但白軍數倍，作戰失利，只得撤退。此時紅29團官兵因惦記宜章的老婆孩子，不聽命令紛紛往宜章方向潰散，部隊頓作鳥獸散，千餘人的部隊只剩200多人，紅29團從此不再存在。
    湘軍趁勢向井冈山发起进攻。留守井岡山地區的红31团、32团及地方武装力量不得不退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國軍相继占领永新、莲花、宁冈等邊區县城及平原地区，邊界党组织、红色政权大部分损失殆尽，史称“八月失败”。1928年底，朱毛被迫離開井岡山，下了贛南。所謂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在井岡山也就燃燒了一年零三個月。
    
    二、井冈山时期暴力烧杀抢掠
    1943年5～6月，搶救運動使延安一代首次領教紅色恐怖。延安紅青（像李銳、韋君宜、何其芳、胡喬木）被理想與革命所燃燒，不惟不瞭解遙遠的蘇聯，也不瞭解近在眼前的中共黨史——南方蘇區的紅色恐怖就相當慘烈了。北伐時期（中共稱大革命時期）兩湖農運的暴烈，因為有毛澤杔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早已坐實，三大暴動（即中共單獨撇出來干的一開始）就滿帶暴力。如廣州暴動（1927-12-11）——
    張發奎（1896～1980）：1927年12月中共廣州暴動，國軍迅即回師，見大勢已去，中共竟準備焚城，集合五六百人力車夫，人手一小桶五加侖油、一盒火柴、報紙一捆，準備各處放火，所幸粵軍及時趕到，才制止暴行。猶太人莫里斯·何恩乃孫中山保鑣，1970年代周恩來統戰對象，親歷廣州暴動，其傳記中：共黨攻佔反共的總工會館，燒死一百多名工人；500多名農運分子進城參戰，分散小股到處燒房、搶物、殺人；中央銀行起火，共黨佔領消防隊，不准救火；暴動者火燒日本醫院，15歲女孩持槍把守碼頭，難民上下船要搜查行李。中共出版物也披露：廣州暴動前中共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學學生張資江、《民國日報》主編袁某等不是當街打死，就是拖到暴動總部槍決。傅斯年也在名單中，幸得通風報信才躲過此劫。
    延安時期，革命手段無限制、道義原則工具化的極左傾向有所遏制。十年「鬧紅」殺富濟貧的絕對平均主義，短期內雖能動員一部分農民「入伙」，但這種只破壞不建設的暴烈政策至多見效於一時，難以維持於長久。1929 年 2 月 25 日，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1905～1930）向中央彙報：
    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
    因為供不應求之故，價值的昂貴，等於上海的物價，因為經濟如此的崩潰，經濟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眾感覺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農多反水，中農動搖，貧農不安，農村中革命戰線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危機。······這個經濟恐慌的危機，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 （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頁19～20。）
    楊克敏（楊開明），楊開慧堂弟，長沙縣白石鄉一個知識份子家庭，1924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1925年秋，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幹事，1926年入黨，1927年初，奉命回湖南開展農運，長沙馬日事變後，派往安源組織工人糾察隊，1928年湖南省委秘書長，7月任命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多次被派往井岡山瞭解情況）。與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一起執行省委要求紅軍回湘南的命令，對造成湘贛邊界和湘南兩地八月失敗負有責任；9月患病，譚震林代理特委書記；1929年初病癒，紅五軍政治部主任，旋赴（1月）上海彙報井岡山情況。
    楊開明在上海撰寫了數萬字報告，就湘贛邊界的政治、經濟形勢、湘贛邊界武裝割據和紅軍鬥爭經驗，以及他對有關工作的建議等十餘個問題，作了詳盡彙報和分析。黨中央派他任湘鄂贛特派員，赴長沙、武漢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並參加武漢特別支部，他參與恢復重建武漢地區黨組織。9月，任湖北省委鄂西特派員。年底，因叛徒出賣被捕。1930年2月，槍斃於長沙識字嶺。
    
    三、延安时期对江西南方苏区暴烈政策的纠正
    南方蘇區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邱會作回憶錄》：「對地主不分田，殺了不算還殺親屬。」 地主毫無出路，要么逃要么跟你拼命。
    1935年，浙閩游擊區紅軍領導人粟裕在黨內正式提出：
    打土豪、分田地，打擊面大，不利於團結和爭取其它社會階層。
    陝北紅區也跟南方蘇區一樣，紅軍不時燒殺擄掠，當時的記者報道：「共產黨又乘機暴動，搶糧、殺人，不但舊有積蓄被洗劫一空，甚至因社會秩序混亂，農民離開了耕地，生產機構慘遭粉碎。」延川縣長李騰芳：「延川縣城在陝北向以文風鼎盛出名，自被共產黨攻陷後，殺人放火，不久即成空城一座。西安事變之前，還是只有狼蹤，沒有人影。」
    第二次國共合作後，得到國府軍餉，中共也「實踐出真知」，認識到過分激烈的左傾政策行不通，無法得到群眾擁護，政策由激進轉寬緩，「沒收地富一切財產」轉為減租減息，逃跑的地主若歸來，另給土地房屋，或從已沒收的土地中劃出一部分歸還。 1938年3月的延安街頭大標語——「歡迎商人投資」、「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廣泛的民主政治！」
    延安時期實行減租減息，延安時期不再徹底剝奪地富。地主、資本家也被包括在「人民」之內，排位還在農民、工人之前。拿錢出來支持中共政府的鄉紳，冠以“開明人士”，安排政治席位，安排個參議員、副主席之類。如李鼎銘。 邊區經濟較之此前蘇區有了更多推進力——因允許求富而敢於思富。政治方面也立竿見影，得到知識分子與中間階層的支持。1944年6月，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陝甘寧邊區建設簡述〉，承認「以私有財產為基礎、自願為原則」。
    
    四、毛泽东也亲自杀过地主全家（包括孩童）
    至少兩條資料可證實此事（張國燾、胡喬木）。張國燾說毛澤東親口向他承认井岡山時期的燒殺，自己親令殺死地主全家，包括幾歲孩童。 胡喬木：「秋收暴動期間，提倡殺人放火。毛主席說他親自點過火。一放，周圍的農民都跑了，群眾根本就不贊成。」 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對毛說：「我們的政策是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人！」「我們燒房子的目標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 與太平天國逼民入伙一樣，「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之故，而隨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加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1952年7月16日，李銳日記——
    湖南暴動時殺（土豪）政策實不如太平天國。
    1928年1月，朱德率南昌暴動殘部發動湘南暴動，3月國軍進剿，中共湘南特委決定焦土政策，擬燒盡宜章至耒陽一線公路（二百多公里）兩側各五裏之內房屋，鄉農暴力頂抗，追殺千余赤色分子，郴州城幾十具共幹屍體倒街，婦聯主任赤身裸體，兩乳被割，開膛剖肚，外陰被挖······
    1930年10月7日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1902～1933）的報告：
    地主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日益破產，城市的商店，沒有農民上街，閉門的閉門，搬走的搬走，吉安、贛州突然增加了幾十萬土劣（金漢鼎報告，吉安有十九萬，贛州亦相差不遠），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風凜凜的現在大半在吉安贛州當娼妓，土劣則挑水做工，現在又跑回來向蘇維埃自首，願意將所有家產拿出來，請蘇維埃不殺就是。······江西全省的反動政府，在經濟上亦大減少，過去每月收入八十萬，現在只收得七八萬元。景德鎮的磁業過去每月有百六十萬，現在只有十六萬，統治階級的財政經濟到了困難的極點。
    1929年11月6日，閩西特委報告：「一般過去鬥爭失敗的同志腦子裏多充滿了殺人觀念，他們殺人太隨便了，以為反動派可以殺得盡的。」 贛西南，據1930年6月《紅旗》，「農村的豪紳地主，簡直沒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殺的殺，逃跑的逃跑的，贛西南有廿餘縣的鄉村，農民協會即變成了臨時政權機關。」
    
    五、蘇區經濟政策具體資料
    為貫徹階級路線與體現蘇維埃制度優越性，蘇區制訂出許多違反經濟常識的規定。贛閩中央蘇區規定：「工人每週經常須有連續不斷的42小時的連續休息」；「在任何企業內的工人繼續工作到六個月以上者至少須有兩個星期的例假，工資照發；在危害工人身體健康之工業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須有四個星期的例假，工資照發」。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第21條規定「須一律停止工作」的紀念日——列寧逝世、二七慘案、巴黎公社、國際勞動節、五卅、十月革命、廣州暴動，「紀念日節日前一日工作時間，至多不得超過六點鐘」。夜工必須高於常薪、非特許額外工作發雙薪、女工帶薪產假八周、女職員帶薪產假六周、小產帶薪產假二周、被征入伍者發三月工資、暫失勞動能力亦須保留原職與原中等工資。雇主還須為工人支付薪額10～15%的「社會保險基金」。
    一些工人甚至要求企業主免費提供雨衣、梭標、制服、套鞋，過年費與雙薪等等。雇工成本太高，收穫季節請不起幫工，「有時農民出售一擔稻穀，所得款價還不夠支付割禾工資。有些地方的農民甚至稻子黃了無力雇人收割，也不願意雇人收割，寧肯讓金黃的稻子掉在田裡。」蘇區私企一一倒閉。石城縣某小店開除工人，縣勞動部罰款210元，可這家商店全部資本只有200元。
    汀州恒豐榮煙店工人李振光，1932年11月～1933年4月抽調蘇維埃，五個半月未在店內服務，但按蘇區《勞動法》，老闆須支付他大洋145．8元，該店總資本僅400元。張聞天都為這家老闆叫屈。 閩西工人薪水提高三四倍以上；長汀等地造紙工人月薪原十元大洋，提高至二三十大洋，其他店員工人一律提高至16塊大洋，且不問勞動紀律。工人經常開會、放假。閩西赤區創始人張鼎丞：「拿了工錢又吃老闆的飯，許多資本吃光了，商店關門，店員失業，反而造成了自己的困難。可是省蘇維埃政府還在說：要更多維護工人的利益，這樣才叫做執行『進攻路線』。」
    鄂豫皖赤區的成仿吾：「工人每星期休息36小時，每年休息四星期，工資照發等等過『左』的勞動政策。這些政策實行的結果，造成工商業店鋪的倒閉，使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發生極大的困難。」
    為填補財政赤字，1932年6月中央蘇區發行第一期「革命戰爭公債」60萬元，10月再發行第二期120萬元。1933年7月22日，再發行「經濟建設公債」300萬元。 1934年1月底，中央蘇區銀行人員：「公債已發行了近半年，交庫尚不及半數，土地稅自十二月開始，至一月下旬，所收不及十分之一，後方機關限量吃飯，直到開始長征。」 財政困難迫使「國家銀行」超量發行紙幣，長征前發行總數約八百萬元。紅軍走後，這批紙幣大部分被蘇區百姓焚毀。1955年中共發行新幣，以1∶1收回一小部分。
    
    六、红军还有哪些不便示人的阴暗面？
    長征途中，雲南某縣長誤將紅軍當國軍，大開城門迎納。紅軍進城後，問前來迎接的官紳：「你們給本軍辦好了糧食軍餉沒有？」回答已辦妥。紅軍吩咐要十個嚮導，也一一派定。等縣府官員前來拜訪，毛澤東下令將百餘名前來歡迎的官紳處以死刑。毛說：「如果一切敵人都像雲南這個縣長這樣蠢，中國革命早已成功了。」 這些「革命事蹟」如寫進《西行漫記》，延安一代如知道這些紅色陰暗面，革命熱情還會那麼高麼？
    這些陰暗面，中共當然不會自抖示人，「七大」代表對肅反政策的「憤怒」也不允許透露給外界。延安一代渾然不知。李銳：「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時，這個群體才第一次面臨『党文化』的嚴厲改造。」
    一則對比性資料，中共間諜「後三傑」之首的熊向暉（1919～2005），清華生，胡宗南機要秘書，撰寫的回憶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載《人民日報》）1991年1月7日首載，接著連載，臺北的《傳記文學》也兩期連載，再收入《中共地下黨現形記》第一輯）。1949年後，熊向暉先後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駐英代辦。1971年，擔任周恩來外交助理，參加中美重大外交活動。1972年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3年末～1982年4月中調部副部長，1978年後兼任統戰部副部長。1980年代第五～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熊向暉的回憶錄中有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的〈安民告示〉（全稱：〈國軍收復延安及陝北地區後施政綱領〉內容——
    實行政治民主、窮人當家作主；豁免田賦三年，實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辦小學、鄉辦中學、縣辦大學。
    政治傳單中——不吃民糧、不住民房、不拉民伕、不征民車。
    雖然貫徹胡宗南的「要比共產黨還革命」的主旨，畢竟還是有相當貫徹三民主義的具體措施，體現了國民政府為民辦實事的宗旨。因為，普及教授的村辦小學、鄉辦中學、縣辦大學，人家國民黨在臺灣做到了，共產黨至今還沒做到「縣辦大學」。
    中共為什么至今獨裁話筒，自己演出自己評論，既不讓民間評議時政，也不讓學者評議黨史（按習近平的話來說，就是不能讓老百姓知道某些事，他這里所指的是抗美援朝實為金日成打的第一槍，志愿軍并未取得什么實質性勝利。另一件習不想人民知道的是中共制造的餓死四千萬人以上的大饑荒）。除非按中共口徑評撰（如抬轎子的文佞胡鞍鋼之流）也就是所謂擰死意識形態閥門，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完全有悖西方普世價值（美國從開國就不允許官辦媒體，以避免自說自好，VOA美國之間乃二戰期間對外宣傳機構，不評內政、自由亞洲電臺也是外宣機構），當然是中共明白，1980年代我就從北京學界聽聞：中央黨校的人最反動，因為他們掌握早期中共蘇區資料，明白「原來如此」，所以從歷史真相中思想認識發生變化，成為「最反動」。因此，大陸史學界傳言：一旦中共倒臺，最后一招可能會炸毀檔案館。
    文革后鄧穎超拿著胡耀邦的批條上中央檔案館燒了三天檔案，即燒劉少奇一號專案、陶鋳二號專案、林彪專案等檔案。江華也持這種批條上浙江檔案館，親臨監督燒了一天反右時他整「沙楊彭孫」的檔案。沙文漢（省長）、楊思一（副省長）、彭瑞林（省檢察長）、孫章錄（省委財貿部長）。
    毛澤東臨死時最擔心的就是后人議論（最主要還是黨內的「不同聲音」，怕文革翻案），全他最怕留下歷史惡名，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在「作恶多端」。